本文转自“乾元国学”，选编自《学术期刊》（2007年9月），访谈话题顺序依据内容做了重编。文中提及赖永海教授负责主持编纂的《中国佛教通史》一书，已于2010年11月出版，为15卷本）。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记者：记得当时《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授予九位博士生博士学位进行了报道。那篇报道对您的博士论文《中国佛性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研究中国佛性论的专著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工作”。我在与学界朋友的交往中常可听到提及您的《中国佛性论》说它对新一代学者的佛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部“成名之作”？
赖永海：作为博士论文我对之确实是下了功夫的。三年“攻博”期间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我都泡在上面了。这个领域在当时可以说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可供参考的东西很少。我只好硬着头皮一本一本啃原著(包括《大正藏》)。一面读原典一面作笔记、卡片、索引临到撰写博士论文时我的佛学笔记已达厚厚的十六本读书卡片更是数千张。这些读书笔记和卡片对我后来撰写博士论文的帮助之大实在是始料未及的。为撰写这部《中国佛性论》我整整“闭关”三年潜心佛经但从提笔撰写到全书完稿仅仅用了四十天时间。当年撰写论文时几乎每写一个章节都有数百条资料索引和卡片在等待录用所以写起来颇有信手拈来、一气呵成之感。论文在送审评阅和进行答辩时专家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岱年先生在评语中说：“该文取材广博分析细密确有独到之处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中对于一个专门问题进行如此详细的研讨实属罕见。”任继愈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指出：“《中国佛性论》从中国哲学发展的全局着眼把佛性这个题目放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系统地、全面地给以阐述在中国佛教史的范围内作了第一步有意义的探索……从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佛教研究的情况看这部书有首创的功绩。”有件事让我尤为难忘有一次我去北京大学朗润园拜望季羡林先生没想他的案头正摆着《中国佛性论》而且书中作了许多标记、眉批。他说这部书是他从书店里买的正在“学习”。这使我真的“无地自容”既是愧疚更是感激。后来季先生向好多人推荐了这本书使我深切体会到老一辈学者奖掖后学的拳拳之心。著名华裔美国学者傅伟勋教授对《中国佛性论》也给予许多过誉的评论称之为“首次针对专题进行精细的纯学术探讨的水平很高而严谨”的“上乘之作”。说实在话在这件事上我一直深为感慨和颇有感受：一是只要我们做出哪怕是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学术界特别是我们的老师们都会给予非常充分的肯定；二是所有的过誉之论和溢美之辞实是对后学的一种鼓励和鞭策应该看成是继续前进的动力和“压力”。
记者：佛教一直给人一种神秘且深奥的感觉一些研究佛教的书往往也很难看得懂。想请教一个问题：您的佛教研究与以往的佛教研究有哪些主要区别？
赖永海：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区别那么最主要的就是研究方法的不同。古代人以佛教讲佛教、以经解经的较多。现代人研究佛教方法上五花八门社会学的、心理学的、人类学的乃至现象学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的各种方法都有。就大陆学术界而言我和不少人一样采用较多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教的产生与发展、把特定的佛教学说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进行考察对于理解和说明佛教的本质和佛教的发展规律应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当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海内外学术界乃至宗教界也许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把它与纯粹的宗教批判混为一谈有的则把它与阶级分析的方法等同起来。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造成这种误解有历史的原因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宗教研究几成禁区特别在“文革”期间那种对佛教乃至一切宗教毫无分析的漫骂和批判常常被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坚持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这丝毫不意味着对宗教只能批判否定而不能分析研究。恰恰相反其意味着客观地评价宗教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科学地说明各个历史时期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和发展、为什么在某一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是此种宗教而不是那种宗教，以及各种宗教为什么会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的问题。
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站稳脚根并持续发展而在其老家却风光不再?为什么佛教能够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交融合一而其他的西方宗教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佛教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究竟会怎样发展?凡此种种如果不把佛教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考察是很难作出客观分析的。当然对于佛教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对它的分析研究不能、也不应该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多视角、多层面的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之外诸如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乃至于现象学、分析哲学的方法等等凡有助于揭示佛教的思想特质、历史发展、社会功能的都没有理由不采用。包括信仰者的研究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当然与学界多有不同但他们对于宗教体验、宗教思想、宗教礼仪等方面的了解和理解则是非信仰者不可企及的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之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实际上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往往会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如果人们能用尽可能多的方法、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研究佛教或其他宗教那么对于佛教或其他宗教的了解和认识就会愈全面和具体从而使自己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因为人类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不过就某一个人来说自然不可能同时采取许多方法去进行研究。各人究竟采取什么方法为好应该根据各自的学养和理论准备而定不可强求一律。
记者：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佛教佛教界能接受吗?现在大陆学术界与佛教界的关系怎么样？
赖永海：这个问题提得好。以往人们(包括佛教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确实有过误解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回答、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及其所以然的方法主要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例如当你用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说明为什么佛教的大小二乘同时传入中国在汉族地区小乘佛教一直发展不起来而大乘佛教却能经久不衰的时候当你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去说明为什么禅宗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而其他宗教虽盛极一时却最终相继式微的时候所采用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佛教界又怎么会反对这种方法呢？
至于最近十几年来大陆学术界与佛教界的关系应该说很好或者说非常好。就佛教研究而言这几年学术界与佛教界联手举办了许多学术活动这不但推进了佛教研究的深入开展也进一步增进了学界与教界之间的相互了解。现在大陆学术界的学者都有许多宗教界的朋友我也有不少佛教界的朋友。几年前南京大学举办了一期有54位学员的江苏省所有主要寺院的方丈与监院的研究生课程班大家有机会在一起交流相互了解多了自然就成为了朋友。后来我们在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举办了两期中青年佛学骨干研究生课程班总人数达到160人范围覆盖全国各地寺院和佛学院有许多寺院的方丈、监院及佛学院法师(包括港台地区有十位方丈、法师)参加了课程班我们聘请了全国各高校的许多著名学者为他们开设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课程与讲座效果非常好。现在我们正在筹备举办第三期课程班招生人数100人。这件事如果能坚持下去在若干年内我们将为佛教界培养数百乃至上千位高素质的佛学人才这对于各方面来说都是件大好事。
记者：再耽误您几分钟时间最后提一个问题，请问您或者你们学科今后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设想或规划？
赖永海：两年前我们学科获得一个“985工程”(二期)项目建立了“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是财政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几年我们主要围绕这个项目进行学科建设和组织科学研究。这个项目比较大主题是研究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研究中心成立专家委员会确定了若干个重大课题各个课题都组织全校乃至全国的有关学者进行集体攻关。其中一个较大的课题是编纂一部12卷本、总共500万字的《中国佛教通史》（注）参加这个课题的有全国近十个高校和研究所的近二十位学者在经过多次研讨会之后确立了总体框架、大纲和具体分工。此工程进展顺利现已完成过半与相关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并纳入了“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基地的另一个重大课题是对宗教与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进行较具理论深度的专门研究其中涉及到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宗教与伦理、宗教与文学、宗教与政治、宗教与逻辑等六个方面由六位在相关领域有较深入研究的教授承担从现在的进展看可望按期完成并出版。还有一个重大课题是组织全国相关学者对世界几大宗教与各大文化系统进行相互关系的研究其中包括“佛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印度教与印度文化”、“犹太教与犹太文化”。如果说前者注重于“点”的研究那么这个专题则侧重于“面”的研究试图从两个侧面或层面较系统、深入地揭示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另外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与无神论研究方面基地也设立一个重大课题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作一些理论性的探讨对中西无神论之异同、无神论与政治、无神论与科学等专题进行较系统的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重大课题的研究及其标志性成果的推出把我们学科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