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鲁迅的初步认识，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那时他经常在杂志《新青年》上阅读鲁迅发表的白话小说和杂文。
1918年8月，25岁的毛泽东初次到北京，就兴冲冲跑去八道湾鲁迅的住所拜访，想见一见这位著名的大作家。可惜鲁迅当天恰好不在家，两人失之交臂。
这件事情让毛泽东一直深以为憾，晚年还曾感叹:“五四时期在北京，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就唯独没有见过鲁迅。”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二人一生虽然从未谋面，却有着超乎常人的高度默契。
鲁迅的一些主张和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与毛泽东颇为接近，毛泽东也曾经多次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鲁迅话语，且两人都多次表达过对彼此的欣赏与好感。
鲁迅对英勇作战的红军十分钦佩，尤其佩服毛泽东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们把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反动派吓坏了”。他曾公开表示要站在“毛泽东先生们”一边，并主张“被毛泽东们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1935年10月，红军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鲁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托人给毛泽东送过火腿，并写下了著名的《亥年残秋偶作》，其中有一句“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展现了对红军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牵挂之情。
他曾一度想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但是最终因为缺乏在革命根据的实际生活经验而未能如愿。
毛泽东更是几十年如一日地褒扬鲁迅的文字与精神，评价其为“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文化新军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张闻天、陈云、瞿秋白这些党的领导人，和鲁迅都有过不浅的接触，毛泽东对鲁迅的了解有一部分来自同志们的口述。1937年以后，越来越多的文化界人士从国统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在和这些人的接触中，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到了鲁迅在中国文化界的特殊地位。
在那个群魔乱舞、黑暗复杂的年代，两人都可谓是勇敢无畏的战士，只不过一个用笔为武器，一个以枪为武器。他们的奋斗目标和理想颇为相似，因而超越了空间和年龄的隔阂，在精神层面上成为了难能可贵的知己。
正如毛泽东所说，鲁迅虽然“在组织上不属于共产党，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
1936年，鲁迅逝世。
中共中央发布悼词，对他的一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并决定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设立鲁迅文学奖金、搜集鲁迅遗著，以此纪念先生。
鲁迅病逝后，中共中央委托鲁迅好友冯雪峰主持治丧工作，冯雪峰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
当他处理完丧事，回到延安汇报工作时，毛泽东仔仔细细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
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纪念大会。毛泽东亲临现场发表演讲，他将鲁迅和孔子相提并论，称他为“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0年，他在著名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鲁迅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不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和亲朋好友“读点鲁迅”,而且还经常把自己比作是“鲁迅的学生”。
1957年，毛主席前往上海小住，邀请上海文教工商界代表参加了座谈。
翻译家罗稷南在这次座谈会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如果鲁迅如今还在世，他会是什么样呢？”
鉴于当时正值“反右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国内的政治氛围对知识分子并不友好，这个问题让在场所有人感到忐忑不安。
毛主席沉思片刻，坚定地给出了答案:“鲁迅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彻底的唯物论者。我看按照鲁迅的性格,即使坐了牢,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
由此可见，毛主席真正是鲁迅先生的知己。
1958年12月1日，著名粤剧演员邝健廉在武昌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代表献演。演出结束后，她请求主席给自己留下一幅墨宝。
毛主席大笔一挥，写下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少有的在为他人题字时引用别人的诗句。
到了晚年，毛泽东更是多次以人名代著作，在不同场合强调干部、群众“读点鲁迅”。
比如在1966年7月给江青的那封信中，他提到“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再比如1971年11月20日，他在和湖北省主要领导人谈话时一再强调：“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多读几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上几年懂得了。……我们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
1975年11月，周海婴给毛泽东写信，就鲁迅著作的出版和研究工作向主席做请示。
毛泽东很快做了重要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立即实行。”
就这样，出版部门和研究人员闻风而动，一套崭新的《鲁迅全集》很快问世，对进一步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发扬鲁迅精神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从新文化运动初次接触，到随后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的多次阅读，鲁迅的作品可谓陪伴了毛泽东一生，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出现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会亲自一一纠正。直到逝世时，他的床头书桌上还放着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