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进行小组讨论时，梁漱溟的一番话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11日，在谈及农村问题时，梁漱溟认为新中国的建设运动忽略了农民群体，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得到政府的重视：
“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针对梁漱溟的言论，第二天，毛主席便在会议上做了回应：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对于毛主席针对性的讲话，梁漱溟震惊不已，骨子里的刚烈和不甘蒙屈的性格让他很不服气，13日，他将自己在会议上写的一封信交给了毛主席，当晚，毛主席专门找到梁漱溟同他展开交谈，但由于时间仓促，误会并未解除。16日，梁漱溟在会议上强调自己对制定的总路线并不反对，17日，周总理、何香凝也对其发言进行了批评，18日的会议上，倔强的梁漱溟再次请求发言，但他刚开口发言，便被众人怒斥“滚下来”，最后，有人提出举手表决是否让他继续发言，尽管毛主席带头举手同意其讲话，但大多数与会者纷纷反对，最终，梁漱溟无奈走下了演讲台。
随后，毛主席对梁漱溟的问题做了定性：“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与毛主席当众结束“舌战”后，梁漱溟主动提出了不再参加各类会议，开始待在家中读书学习，闭门思过。而在反思期间，他深觉自己闯下大祸，误把“倔强”当作了“文人风骨”，不顾很多人尊敬、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心情，当众与其激烈争辩，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公愤，因此，受到批判也在情理之中。
此后几十年里，梁漱溟和毛主席再没有了单独交谈的机会，两人几十年来的交往戛然而止，不过，梁漱溟也没有等来政协方面下达的处分，他的工资待遇依旧照常，也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组织的处分，而这些自然都是毛主席的意思。
30年后，已经90岁高龄的梁漱溟回忆起此事，深感后悔：
“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
毛主席去世后，梁漱溟“感到深深的寂寞”，并始终难以忘记毛主席身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
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在他的身上，有着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为国事四处奔走，无论面对的是谁，他都能做到不弯腰，表里如一。晚年的梁漱溟，能对当年发生的事情有如此反思，无疑难能可贵，但不得不认识到的一点是，也正是他“宁折不弯”的文人风骨，遮住了他的眼界和思想，没能在当时理解毛主席的智慧和良苦用心。
当时，新中国刚刚稳定，经济建设乃是头等大事，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生产资料，况且，当时新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只有尽快崛起才能为国家发展提供和平的空间。
不可否认，农村问题是关乎民生的头等大事，但在当时，梁漱溟提出通过教育提升农村的道德水平，进而以道德推动整个农村的发展，最后，以此为基础撬动乡村乃至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且不谈这一路线天方夜谭，充满理想主义，单论当时新中国的处境，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梁漱溟深入底层为民请命，作为一代大儒忧国忧民，关心国事，其精神令人钦佩，但问题在于，方向不对，即使付出再多努力仍然是白费。
另外，梁漱溟和毛主席在对农村问题的认知上，有着天差地别的想法，这与他们各自的经历有关。
梁漱溟与毛主席同岁，但自幼家境不同，梁漱溟从小衣食无忧，家境殷实，学习天赋过人，是人们眼中的神童。20岁时便写出了《社会主义粹言》，名声大噪，尽管只有初中学历，但学富五车成为他在社会上的底气。
1915年，蔡元培先生聘请他到北大任教，期间，他与同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结识，成为忘年交，经常去杨家做客，1918年，青年时期的毛主席作为杨昌济的学生正暂时居住在杨家，在北大图书馆勤工俭学，担任管理员，正是在这期间，两人初次相识。
此后，毛主席回了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而梁漱溟则在1923年从北大辞职，开始了自己的村治实验，他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但在动荡的时局下，他的实验屡屡失败。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曾千里迢迢到达延安，与毛主席见面，两人就抗日战争和国家未来命运进行了交谈，多年来搞村治实验的梁漱溟，更倾向于社会改良，与我党的主张相违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毛主席的倾听，也正因这次的谈话，给梁漱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毛主席与蒋介石有着本质上不同，其胸怀天下的眼界和胸襟是国民党比不上的，这也为日后梁漱溟反对国民党埋下了重要的基础。
1946年，在政局敏感的关键时刻，梁漱溟再次来到延安，与毛主席展开深入交谈，尽管分歧不小，但并未有过争吵，而梁漱溟在政治上的迟钝性也从侧面看出了他虽有爱国的大无畏之勇，却没有救国救民之能。
再看看这一时期的毛主席，深深根植于农村，同千千万万的农民群体生活在一起，他对农村问题有着深刻而广泛的认识，同时，他也对反对派的穷凶极恶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亲身经历了阶级矛盾的剧烈斗争，明白斗争的残酷性。几十年来的经历，最终让毛主席找到了拯救中国的正确道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心中对曾经村治实验的经历念念不忘，但他的村治思想的问题在于，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教育相当于无根之木，最终只会让内部难以自洽。儒家仁政兴国的理想主义没有错，错的是他对农村认识的偏差，他的理想主义本质上来说便成了幼稚，所以，尽管他四处奔走，看似不断前进，但实际上，灵魂却始终停滞不前。
梁漱溟在“道路”认识上的执拗，与其说引发了1953年他和毛主席的争论，倒不如说是他和共产党之间的正面交锋。
1953年，毛主席在大会上批评梁漱溟并不存私心，他针对的是同样抱有梁漱溟这样思想的人，他们忽略了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新中国要首先振兴工业的必要性，只有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可能加快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步伐。因此，全国上下必须团结一心，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所以，当梁漱溟的言论给刚刚准备起步的国家总路线泼冷水，动摇军心时，只能进行严厉的批评。而毛主席在批评这些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对他们给予了不少谅解和宽容，希望他们能够加紧改造。
1960年9月，梁漱溟的嫡孙出生，他亲自为其取名“钦东”，表示“钦佩毛主席”之意。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95岁，他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累了，我要休息了！”从此，这位中国最后的大儒永远闭上了双眼，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1953年的那桩历史公案，梁漱溟被列为“反面教材”，并受到当众批评，对此，他觉得委屈，但人们从他日后写的文章中，也能窥探到他的反思和后悔之意。当年这事虽然引起轩然大波，但最终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受到更大规模的批评，按照梁漱溟的话来说，就是“体现了毛泽东思想”，这是一国领袖的伟大格局和广阔胸襟。
其实，梁漱溟和毛主席的目的是一致的，但道路有别，一个是为了民生，而一个则着眼于更长远的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