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团体研究
汤琰；宋银桂
摘要:文化抗战团体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领导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战救亡活动的载体。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动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提出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抗战方针，在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和海外华人社会组织成立了一大批文化抗战团体。文化抗战团体通过编写传播大众读物，推进文化教育通俗化大众化;组织宣传抗日的集会和游行，开展志愿募捐活动;深入抗日前线慰问将士，报道前线真实状况;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组织抗日戏剧公演等活动，推动全民族抗日。这些活动广泛地团结文化界各阶层人士，服务战地需要，充分发挥文化抗战的功能，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团体;抗战活动
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团体，首先需要厘清文化抗战、抗战文化、抗战文化运动等三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抗战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抗战的首要举措就是建立文化抗战团体，文化抗战团体通过宣传和动员抗战，充分发挥文化抗战的功能。本文所指的文化抗战团体是抗战时期在文化领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或者直接影响的，在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和海外华人社会开展抗日文化救亡活动的团体。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团体，目前学术界侧重于对个别地区或者个别类型的抗日救亡团体进行研究，对整个文化界抗战团体的研究较少。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抗战方针，领导和推动文化抗战团体的建立，引领文化抗战的正确方向。在文化战线上积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文化奴役，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推动全民抗战做出巨大贡献。本文借助相关资料，从文化抗战的视角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团体的组织与发展、具体活动及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以期深化文化抗战史研究。
一、文化抗战团体的缘起与组建
文化抗战团体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着宣传、动员和组织的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后，文化界人士就自发组织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动员民众抗日。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逐渐形成了文化抗战方针，以此广泛团结文化界人士投身于抗战浪潮，领导各文化抗战团体建立，推动抗战活动由分散走向统一。
(一)组织文化抗战团体的缘由
第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抗战的组织形式，是促进文化抗战发展和胜利的组织保障。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推动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春“左联”自动解散。同年9月，中共中央逐渐纠正了文化工作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为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1938年3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417，并接受在此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第三厅”)的领导。1940年，张闻天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中指出“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2］253。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强调，党的文化工作者应当“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3］867，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方针的提出。中共中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文化战线上逐渐开始“由苏区工农民主文化向抗日民主文化的思想转变”［4］，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并且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5］698，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5］708，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的基本纲领。此外，194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布了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抗战上的四大任务:一、建立最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二、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三、吸收先进知识分子，对文化干部进行培养;四、促进国民教育的发展，把参加和发展国民教育作为最基层的工作［6］37－38。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基本纲领的提出和基本任务的确立，标志着文化抗战方针的形成。文化抗战方针为文化抗战团体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为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
第三，文化界本身的觉醒。九一八事变之后，文化界人士积极参与到动员民众抗日救亡的各项活动中，用自身的觉醒推动人民大众的觉醒。1935年12月27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马相伯等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呼吁要在“全国文化界联合组成救亡的统一战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7］182。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就旗帜鲜明地呼吁“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8］298。面对当时文化界人士之间的不同主张所带来的尖锐思想对立，清华进步学子蒋弗华就呼吁持有不同意见的文化界人士及时觉醒，“我们毫不为政治而政治，不要在左派与右派之间选择谁某，所选择的只是中国民族的生和死。”［9］1936年5月31日，以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为骨干力量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并且发表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呼吁各界人士统一起来，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全力抗战，以取得民族的解放。中国文艺界抗战共识的形成为党领导文化抗战团体陆续建立创造了基础。
(二)文化抗战团体的组建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号召全国民众“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10］568，来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12月19日，一大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堂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同盟”，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下，国统区成立较早、影响力较大的抗日救亡文化团体，成立大会上推选胡愈之、傅东华、周建人、夏丏尊、丁玲、蓬子、适夷、沈起予、袁殊、邓初民、钱啸秋等11人组成执行委员会。规定同盟的任务:“为团结全国文化界，作反帝抗日之文化的运动，及联络国际反帝组织。”［11］该同盟成立后，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工作，积极推动上海文化界人士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之中，并为全民族抗战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陕北保安成立，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文艺团体。毛泽东对于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特别重视，称其为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运动的开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随后，陕甘苏区相继成立了抗战剧团、锄头剧团、人民抗日剧社总社、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和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等影响较大的文化抗战团体，开展抗日宣传。
日本全面侵华后，193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指出“应该用一切方法力争各种群众的救亡团体的公开存在与公开活动，力争救亡运动中共产党的主动性”［12］731。在这一指示下，党领导的一大批文化抗战救亡团体相继建立起来。1937年11月14日，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初称陕甘宁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这是边区成立以来影响较大的文化抗战团体。其成立后，先后组建了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救亡协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文艺战线社、讲演文字研究会、大众读物社、文艺顾问委员会、抗战文艺工作团等机构，编辑出版了《文艺突击》《大众文艺》《大众习作》《群众文艺》等文艺刊物。
二、文化抗战团体的发展和壮大
随着日军侵略的不断扩大，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指导下，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和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抗战团体不断发展和壮大，广泛开展了以文艺为先锋的抗战救亡运动，组成“文化的军队”，在文化战线上为抗战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团体主要在戏剧、文学、美术、音乐、电影、诗歌、教育、学术等领域开展活动。
(一)抗日根据地文化抗战团体的发展
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有全部权力来推行全部文化运动”［13］527，各领域的文化抗战团体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在文化战线上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大量国统区文化人士来到延安，和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结合起来，共同组成“文化大军”，使得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抗战团体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团体按照组织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性文化团体，如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胶东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等。另一类是专业性的文化团体，如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拂晓剧团、苏北木刻协会等。1940年，中共中央专门下发指示，明确提出各抗日根据地“可以组织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如文学研究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新哲学研究会等。这些团体亦可联合起来，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之类的联合团体”［2］291，对文化抗战团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前往延安，使得延安成为当时全国文化最先进的地方。据统计，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11月到1942年5月，相继成立了100多个抗日文艺社团组织。［14］29
此外，抗日根据地影响力较大的文化抗战团体主要还包括戏剧领域的如河山话剧社、大江剧团，电影领域的如延安电影团、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音乐领域的如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延安星期音乐社，文学领域的如山脉文学社、沁河文艺协会等。
(二)中共在国统区领导和影响下的文化抗战团体
为了加强对文化抗战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要求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与组织者”［15］290，同时安排大量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合法的身份加入各类文化团体，逐步争取对文化团体的领导。
卢沟桥事变后，众多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齐聚上海，此时上海成为国统区文化抗战救亡运动的中心。上海文化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中，先后成立了70多个文化抗战团体。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后，文化界人士开始向武汉、重庆和桂林等地转移，武汉成为全国文化抗战的中心，各种全国性的文化抗战团体先后在此建立。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共产党员阳翰笙等担任负责人，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夏衍等共产党员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1938年3月27日“文协”成立后，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成立的最大文化救亡团体，其在广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襄樊、延安、晋东南、贵阳、曲江、上海等地建立了分会。1938年10月底，随着武汉、广州的相继沦陷，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文化抗战运动迅速兴起。大批的文化界人士与文化机关团体的西迁以及随后相继建立的一系列进步抗战文化团体，使得整个大后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运动。此外，贵阳、成都、昆明、西安、兰州等地成立的各种文化抗战团体，为动员民众抗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救亡文化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通过多种方式成立了一系列的文化抗战团体，其他影响力较大的还有戏剧领域的如沙驼业余话剧社(简称“沙驼”)、新中国剧社，音乐领域如筑光音乐会(简称“筑光”)、民众歌咏团，文学领域如文化供应社等。
(三)海外华人社会文化抗战团体的发展
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国共产党通过爱国华侨组建各种救亡团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者影响下，通过捐款献物、回国参战、开展对敌斗争、争取国际援助等活动，配合国内抗战，支援抗日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立即行动起来，开始组建了一些抗战救国团体。其中“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和“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在回国访问延安时，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为了进一步动员侨胞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海外救亡团体的发展，中共中央组建了海外工作委员会，专门前往东南亚等地开展工作，在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影响下，大批华侨在当地组建文化抗战团体的同时，积极回国参战。为了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方针，194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团结华侨进行抗战。此外，海外华侨还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队深入侨胞中进行抗日宣传，进一步推动了华侨抗日救亡团体的发展和壮大。根据专门的统计，截至1940年，海外华侨组织大型救国团体649个;抗战时期全球共有3900多个华侨社团，其中900多个专门从事抗战工作。［16］其中中共领导或直接影响，有较大影响力的包括叱咤音乐社、蜜蜂剧团、南岛旅行剧团、新文字研究会等。
总的来说，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团体成立后，深入社会各阶层中进行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唤醒民众投身抗战之中。陕甘宁边区抗日救亡运动日趋活跃，影响力不断增强。1937年太原失守后，抗战文艺工作成为敌后宣传动员中十分活跃的战线。在国统区，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抗战团体在不同时段于不同地域汇集。1938年10月底，日军先后攻占了武汉、广州，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文化抗战运动迅速兴起。音乐、美术、电影、诗歌、小说等领域的文化抗战活动普遍繁荣起来，随之成立大批的文化抗战团体。在海外华人社会，九一八事变后，广大华侨们成立了众多文化抗战团体。在中共中央的积极引导下，他们被紧密地团结在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多种方式积极支持国内的抗战事业，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组织性和凝聚力。
三、文化抗战团体开展的文化抗战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团体成立后，毛泽东指出其任务是“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17］462，在这一指示下，文化抗战团体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推动了全国抗日爱国高潮的到来。其主要活动如下:
(一)编写传播大众读物，推进文化教育通俗化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抗战团体，以文化为武器，开展文字教育，组织诗歌大众化运动，一方面激发大众的民族意识，提高群众政治水平，动员群众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救国行列之中;另一方面培养民众获取知识的能力，推进文化教育的通俗化与大众化。
第一，传播通俗大众化作品，普及文化抗战知识。在国统区，“文协”积极组织成员编写和传播通俗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为抗战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民众普及文化抗战的知识。同时，“文协”大力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提出要“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的狭窄的知识分子的圈子，深入于广大的抗战大众中去!”［18］33“文协”成立当天，就提出把文艺大众化作为“文协”最主要的任务。对于如何大众化的问题，“文协”号召通过发动文艺工作者深入前线、难民所、伤兵医院和偏远乡村中，密切与大众的联系;通过从大众中产生作家，创作易于为前线将士和后方民众接受的通俗作品。“文协”开展的活动对整个国统区的进步抗战救亡运动、图书通俗化与大众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深入开展大众文化活动，组织街头诗运动。在抗日根据地，一是致力于文化大众化，重视政治水平的提升。在晋东南文化界人士和各文化机关团体的联合推动下成立的晋东南文化界救国总会把“发展深入的大众文化运动，提高大众文化政治水平，推进识字运动，提倡义务教育，辅助政府实施文化教育政策”［19］446作为其工作方针，通过设立文化俱乐部，编印学术著作，开办文化合作社、文化旅馆等方式发展敌后抗战大众文艺事业。二是组织街头诗运动，促进诗歌大众化。“把诗送到街头，使诗成为新的社会的每个构成员的日常需要。假如大众不需要诗，诗是没有前途的。”［20］562这是艾青为《街头诗》创刊而写的，也就是说街头诗是新诗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大众化把人民大众当做阅读对象，要抛弃那种专门给少数几个人看的观念。1941年成立的苏北文化协会，通过召开诗歌大众化座谈会，采取多种方式来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大众化的作品，和诗协在《江淮日报》开辟《新诗歌》专页，戈茅的《风车曲》、陆维特的《麦香》、许幸之的《黄金谷》、辛劳《新十四行诗》等贴近人民大众的作品先后在上面发表［21］。诗歌大众化使诗歌能够有效地教育民众、动员民众，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宣传事业中宣传和鼓动的武器。
(二)组织抗日集会和游行，开展志愿募捐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众多文化抗战团体成立之后，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宣传和推动抗战。通过组织抗日集会和游行，开展志愿募捐，在文化领域建立起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第一，在宣传抗日集会和游行方面，“筑光”是代表。在1937年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日，“筑光”会员参加了贵阳举行的纪念示威游行。在游行中，他们高唱《九一八小调》《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使贵阳听众耳目一新，深受感染，引起强烈反响。游行结束后，他们又在街头教唱《保家乡》《亡国奴当不得》等。后来日军加紧进犯，武汉危急，“筑光”与“沙驼”联合组织了一次“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每人手持火炬，沿途高呼‘誓死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并高唱‘保卫大武汉’的歌曲。游行到民众教育馆广场，‘筑光’会员教唱抗日歌曲。”［22］227
第二，在志愿募捐方面，各文化抗战团体采取各种募捐行动支援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为了鼓励前线将士奋勇杀敌，上海市游艺界救亡协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通过播音的方式进行募捐，号召“抗战一日不停，捐款一日不止”，采取“可由听众在播唱时间内、随时电知播音台、自由点唱、并告知捐款人之姓名地点、及捐款数目等”［23］的募捐办法，有力地推动了抗日募捐工作。中华剧艺社的成员通过募捐的名义继续进行抗战的演出活动，先后上演一系列宣传抗战的剧目，如于伶的《长夜行》、夏衍的《愁城记》、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等，尤其是1942年4月历史剧《屈原》在重庆的公演，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空前盛况，“该剧前后共演出22场，观众达32000人。”［24］250而海外华侨成立的文化抗战团体通过采取月捐、特别捐、纪念日捐、设置固定箱和流动捐款箱等多种募捐形式，把募捐扩大到当地华人，并组织义卖、义演、义赛等途径为祖国抗战募捐。
(三)深入抗日前线慰问将士，报道前线真实战况
文化抗战团体在统一战线旗帜的指挥下，深入抗日战场前线宣传抗战，对参战将士进行慰问，报道抗日战场的真实情况，宣传军民的抗日业绩，激励人们的抗战精神。
第一，文化团体走上前线宣传抗战，慰问前线将士以示大力支持。在国统区，1937年12月31日成立于汉口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主张戏剧为抗战服务，倡议全国戏剧工作者通过戏剧“给抗战将士以最大的褒扬，给汉奸、敌奸以无情的揭破。”［25］72在此号召下，大批戏剧工作者奔赴抗日前线，慰问激励前方抗日将士。该会先后组织大批戏剧演出队、宣传队在城镇和边远乡村中进行抗日宣传，对团结抗日力量，鼓舞抗战士气起了重要作用。在海外华人社会，蜜蜂剧团是由马来西亚共产党员领导的文艺宣传团体，该团积极组织爱国侨胞直接回国参战，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两才队”的名义前往广东的坪山、河源、和平、龙川等地巡回演出，受到当地前线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在坪山慰问演出结束后，一位青年激动地对他们说:你们“千里迢迢，回来抗日救国。如果全国青年都像你们这样，不愁日本鬼打不倒。我们要向你们学习，行动起来，抗日保家乡。”［26］79后来，一部分成员直接参加了东江抗日游击队，另一部分成员返回马来西亚。
第二，对前线真实状况开展全方位报道，客观展现军民的抗战决心。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会”)成立于1938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闻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各解放区和国统区各大城市都有它的分会。该会领导下的战地服务队华北一支队专门制定了报道任务:“一、在华北战地和敌后作新闻服务工作，协助战地和敌后的军民，办抗日救亡的报刊;二、采访华北军民艰苦抗战的事迹，向大后方的报纸和通讯社供稿”［27］166。该队“从1940年5月到9月，连续写了十来篇通讯”，战地通讯的内容涉及分析战场形势、工人支援抗战事迹、战地学校和人物专访等方方面面。［27］184－185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青记会”把新闻界的新闻工作者和通讯社、各报社都团结在一起，客观报道前线真实状况，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四)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组织抗日戏剧公演
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指出各文化团体应该努力指导“各民众团体的文化运动，帮助他们组织各种群众的文化小团体，如歌咏队、剧团、文学小组之类”［28］508，鼓励文化抗战团体成员进行剧曲公演、公开讲演等，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
第一，通过教唱革命歌曲和组织歌咏活动等，激发广大军民英勇抗敌的坚强斗志。在晋察冀根据地，由于剧社的推动，“农村歌咏队普遍的在乡村里成立了，在人民大众的队伍也产生出他们自己的歌咏指导者。就是每一村的自卫队和儿童团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歌咏指挥。”［29］1551937年7月15日，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正式成立。分社下面的歌咏队主要是自唱和组织教唱群众抗日歌曲，如《流亡三部曲》《抗日进行曲》《抗日救国歌》等。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潭歌咏队的成员们通过出演《三江好》《血祭九一八》《青纱帐里》《小汉奸》等抗日救亡戏剧，组织群众学习抗日歌曲等方式吸引众多的群众加入抗日救亡活动中来，该歌咏队也因此成为湘潭宣传抗日的先锋队。
第二，广泛开展抗日戏剧公演，鼓舞民众团结抗战的必胜信念。“西战团”1938年在西安先后进行了3次大型的公开演出，由南国剧社赛克和作家萧红等人集体创作完成的《突击》被“西战团”搬上公演舞台上，并且为前线受伤的士兵进行专门的慰问演出。演出取得巨大的成功，受到了西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西战团”这支精悍的文艺队伍，“顶烈日、冒严寒、爬高山、过大河，他们走一路宣传一路，驻一村宣传一村”［30］482。1938年6月4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正式成立。因武汉沦陷，该协会于1938年10月10日至11月1日举行第一届戏剧节，20个剧团、1500名戏剧工作者参加演出，其间共演出40个大小抗战剧目，总观看人次达10万。除此之外，在三天街头演出和八晚“五分公演”活动中(门票售价五分钱一张)，由1000多人组成的25支队伍在街头巷尾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演出，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次戏剧演出活动给予了高度的称赞，纷纷要求上前线，打鬼子。
综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团体通过开展各种文化抗战救亡活动，不断地唤醒民众的爱国情感，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抗日力量前所未有的团结。这种团结对于鼓舞前线将士的抗战士气、支持前线抗战以及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文化抗战团体的贡献及其地位
在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以及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方针的指导下，各文化抗战团体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抗日战争中，在团结文化界各阶层人士、开展丰富的战地服务活动，充分发挥文化抗战的功能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构成了全民抗战的精神支柱。
(一)广泛团结了文化界各阶层人士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的军事侵略和野蛮的文化侵略，文化抗战团体作为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广泛地团结了文化界各阶层的人士，凝聚了文化界抗战的力量。
第一，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出发，联合文化界一切的抗日力量。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文化抗战团体坚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纷纷发表抗日的宣言和声明，呼吁全国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外敌的入侵。“一·二八”抗战爆发后，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上海一大批进步文化界人士发起组织文化抗战团体，其中上海著作者抗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文化界初步形成了反帝抗日联合阵线。该团体号召世界各地的著作者、思想家、文学家及一切文化团体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共同奋斗。同时，一些文化抗战团体与国内知名的文化人士进行积极联络，“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13］526参与到联合文化界的抗日力量中来。如“第三厅”和其后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广泛吸收国内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团结国内广大的文化工作者，开展了大量的抗日宣传活动。
第二，针对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的不同政治情况和形势，提出不同的要求，领导文化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抗日根据地，推动文艺工作者联合起来。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11月1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成立。随后建立了一系列文化抗战团体，在与全国文化界联系后，成为“文协”的一个分会。在国统区，1938年3月27日，“文协”在汉口成立，被称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作家团结的豪华版”，“不但文人们和和气气的坐在一堂，连抗日的大将也是我们的会员”［31］156，实现了全国文艺界的空前大团结。“文协”作为整个抗战时期成立的最大文化救亡团体，正如其《发起旨趣》所说，要“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日寇，争取胜利。”［6］15“文协”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产物，因为有了统一的组织领导，整个文化界的人士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文化抗战的伟大事业之中，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
除此之外，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协会、国际新闻社等一系列文化抗战团体的建立，实现了全国戏剧界、电影界、美术界和新闻界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大团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开展了战地服务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除了领导文化抗战团体深入全国各地，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还组织成立战地服务团，走上抗战前线，开展战地服务活动，如戏剧演出、歌咏活动、后勤工作、救助伤员和参加战斗等，直接参与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第一，使文艺深入到战壕中，充当抗日斗争的开路先锋。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作为新四军政治部领导下专门从事文化艺术的团体，设有戏剧组、绘画组、歌咏组、舞蹈组、通讯组、民运组。每到一地，该团就通过张贴抗日标语、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戏剧、组织演讲等方式开展战地服务活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广泛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胜利，还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400多名优秀干部，为推动抗日起了积极作用。此外，在江浙地区还先后成立无锡抗日联合会战地服务团、延陵战地服务团、江南抗日义勇军战地服务团［32］460。这些战地服务团的成员们通过深入群众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揭露日军的暴行，传播胜利的消息，动员抗日救亡，鼓舞战斗士气”［33］，他们既是宣传抗日的文艺先锋队，也是组织民众运动的工作队，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和抗日宣传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进行集体采访和创作，组织演出活动。1944年以后，随着抗战局势的逐渐好转，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人民军队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了广泛的反攻。此时，众多文艺团体跟随部队，奔赴前线，通过参与支前工作，用文艺的方式开展战地服务活动。胶东国防剧团在前线的宣传活动强调“战斗化”，他们在前线为部队演出前，派剧团成员提前收集英雄模范事迹，把事迹改编成节目，以实现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演出。在1944年的秋季攻势中，胶东文协组织文化服务团，联合西海和北掖两个文化服务团，共同前往新光复的地区，对当地军民的抗日事迹进行集体采访和集体创作。“两个月时间里，文化工作团组织的慰问晚会多达32次，创作剧本20多部，发表通讯40多篇。”［34］91
第三，开展前线后勤工作，直接参加战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前线时，成员们战斗间隙搞演出，战斗时主动承担各种战勤工作。具体来说，包括战前参与战斗动员;战中协助抢救伤员，看押战俘，疏散群众;战后打扫战场，处理烈士善后工作，教育争取俘虏，帮助医务人员照顾伤病员等，深得军政干部的称赞和战士们的爱戴［35］71。渤海区的耀南剧团和鲁迅宣传队经过合并，跟随部队参加行动。在前线，文化服务团的成员们，既要当宣传员，又要随时做好冲锋陷阵的准备。他们结合具体实际，通过具有浓厚山东味的说唱艺术“武老二”以及大鼓、说书、快书等当地民间文艺方式进行战地宣传。在解放利津城的过程中，成员们奋勇争先，通过张贴巨幅宣传标语和插红旗等方式，从精神瓦解敌军，为歼敌做出重要贡献。
(三)发挥了文化抗战的功能
文化抗战团体作为文化抗战运动的载体，发挥了文化抗战的功能，通过抗战文艺、抗战戏剧、抗战歌曲、抗战电影等诸多文化抗战形式，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组织进步作家从事文化抗战运动，促进文艺大众化。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主张调动全民族的力量来抵抗日本侵略者。抗战文艺作为文化抗战的形式之一，号召写通俗文艺，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组织各地的进步作家从事文化抗战的活动。“文协”通过从大众中产生作家，创作出通俗易懂，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抗战宣传作品。如“文协”安排郁达夫前往第五战区为台儿庄的将士进行慰问，宣传抗战知识。此外，“文协”还为“第三厅”撰写宣传单和小册子，负责其组织的抗日宣传周文字宣传工作，等等。这些都促进了文艺的大众化，提升了文化抗战的效果。
第二，编演抗战戏剧、教唱抗战歌曲，激发民众抗日热情。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等戏剧抗战团体，通过编演抗战戏剧，对广大工人、农民及学生群众作“援助抗战”“参加抗战”的号召，对前线将士的英勇杀敌行为进行褒扬，安慰、鼓舞后方受伤的士兵和难民，对汉奸、敌奸行为进行无情的揭露。民众歌咏团通过教唱抗战歌曲的形式，推进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其他各项抗日宣传活动给予了积极配合。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及其各地分会号召每一个电影从业人员努力拍摄优秀的抗战电影，把每一部电影作为手中抗敌的武器，深入乡村、部队和工厂之中，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共同支援抗战。抗战期间，由共产党员阳翰笙负责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热血忠魂》等，此外，还有1938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团，在陕甘宁边区和前线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和纪录片，这些电影机构通过拍摄和宣传抗日主题的影片，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的同时，也推动了抗战电影的发展。
第三，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推动全民族持久抗战。首先，文化抗战团体通过文化动员，感召和激励民众积极参军、文人投笔从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抗战期间，文化抗战团体创作的剧目中，动员大众投笔从戎、积极参军参战是主题主线。如晋冀鲁豫地区的固隆剧团根据不同时期中心工作和战斗的实际需要编演不同剧目，在动员参军时，编演《参军去》;在反对顽固军队进攻时，编演《血染口子里》;根据地军队调动频繁时，编演《拥军》。民众在观看这类剧目后，“参军光荣，上前线光荣”的思想蔚然成风，青壮年都积极争取到抗日战争前线去。其次，唤醒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鼓舞中华儿女反抗日本全面侵华，夺取抗战胜利。抗日战争期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贯穿于文化抗战团体创作活动的始终。文化抗战团体以文化为武器，展开政治动员，使士兵和人民弄清楚“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5］481使救亡图存的社会共识逐渐形成，激发起民众的精神力量，凝聚起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的强大民族精神。1939年5月，冼星海将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搬上了庆祝延安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音乐晚会上，经由延安鲁艺音乐家组成的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从延安传向全中国，成为振奋中华儿女，凝聚抗战力量的力作。“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36］1，文化抗战团体从服务抗战出发，将其活动与抗战具体任务紧密结合，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了华夏儿女奋起反抗的决心，凝聚起了伟大抗战精神，成为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或缺的“软实力”。
五、结语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引起了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极大愤慨，并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界人士的觉醒，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为了团结文化界的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提出了文化抗战方针，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抗战基本纲领，阐明文化抗战的基本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批文化抗战团体相继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和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团体通过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深入发动国内民众，使更多的民众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发了他们的强烈的爱国情感，这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外敌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文化抗战的过程中，许多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到抗战文化的创作中，他们通过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形式，推动文艺创作，丰富了抗战形式，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和民族精神。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抗战时期的文化生活，也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文化抗战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国内民众的团结，促进了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种力量的凝聚使得全国人民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为抵抗外敌入侵而奋斗。此外，一些文化抗战团体直接深入到战争前线，为前方将士提供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他们的行动不仅鼓舞了士气，也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团体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