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宋辽夏金史研究，重要著作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宋代特殊群体研究》《宋史：文治昌盛 武功弱势》《宋史十五讲》《庙堂之上与江湖之间――宋代研究若干论题的考察》等，主要论文有90余篇。科研成果《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获得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2011）、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13）。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曾经应邀前往德国、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家和港台地区进行学术讲演、交流。
学历史有什么用
《赵宋：十八帝王的家国天下与真实人生》序言
《赵宋：十八帝王的家国天下与真实人生》
天地出版社2020年出版
常有人问我，学历史有什么用？对于这个问题，估计不会有标准答案。我的回答往往非常简单，这是我从事的职业。既然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然需要兢兢业业，认真对待。坦率地说，我个人并无成名成家的念头，无非是担心丢了饭碗而已。说得具体一些，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我当然希望教给学生一些正确的东西，以免误人子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一直将探索历史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且总是觉得很充实。
在大学课堂或是其他场合，我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聪明绝顶，但缺少严肃、认真的精神，很多事情，似乎都讲究“大概其”，而不是精益求精。记得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我在所住的街区亲眼见过一起车祸，一位中年妇女被汽车撞倒，交警来处理善后事宜。在测量车祸过程中的各种数据时，警察们个个趴在柏油路面上，一丝不苟地测着每条线，丈量不同方位的各种距离。当时我突然想到，国内的警察通常是站着用卷尺或皮尺测量，记录相关的大体数据，就算完成任务了。与日本警察的严谨相比，中国交警可能存在很大差距。殊不知，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一个数据不准确，就可能会影响到事故责任的判定。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异常强烈的印象，甚至是震撼。于是我经常用这个故事来教育学生，凡事都要认真，否则就会差以千里了。
学术同样是如此，就拿古代文献来说，很多人自认为读懂了古籍，但我敢肯定，真正落实到每个字眼时，恐怕谁也不敢说自己可以完全准确地解释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回避以外，恐怕就只有“大概其”了，这种现象恐怕是常见的。有人在一篇论文中有数十处，甚至上百处标点、句读之类的硬伤，居然还有人以为这个人做的是高质量的学问，他的文章有着“深刻的思想和见解”。诚然，这恐怕只是个别现象，但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连基本史料都读不懂，难道也会有真知灼见？或许在某些人心目中是有的，但稍具学术良知和常识的人，大概都不会如此不负责任地做出判断的。“想法”固然可贵，但弄清事实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说起来，我从事历史研究也有 30 多年了，甘苦自知。虽然一直在做断代史某些层面的探索，也无任何成就可言，但平日也不时地思考一些相关的问题。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追求真相而已，通过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进行仔细的分析综合，尽可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有文字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之久，越是遥远的时代，留下来的谜团就会越多。因此，要发现历史的真相，谈何容易。姑且不说史料记载的缺乏，就算加上留传下来的实物资料和未来不断出土的新材料，似乎也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至少我们对很多事实还是不清楚的，或是知之甚少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下功夫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都必须将历史上出现过的事情真相尽可能弄清楚。不知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似乎都停留在两个极端，要么极好，要么极坏。举例而言，古代的政治体制通常被人为地以专制、集权等词汇加以界定，在这种体制下，腐败自然是无法避免的，这种结论无疑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于是，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高扬科学、民主旗帜，去审视古代社会，自然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言必批判专制腐败者，却似乎并未吸取教训，行事也往往并不民主、科学，反而更为独断专行，而且顺者昌，逆者亡。学术界的这类现象并不罕见，有些人道德学问并无过人之处，甚或一无是处，却能在某些人的提携和暗箱操作之下成为学术“带头人”。善言而不能行，言行不一，这大概是自古以来社会精英们的普遍状态，直至今日，似乎并无太大变化，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的悲剧。
在笔者看来，宋代皇帝远非“专制”二字可以概括，姑且不说君主的权威能否直接渗透到社会的底层，就算在朝廷之内，宋朝皇帝似乎也不太可能为所欲为，这在宋代似乎特别明显。皇帝需要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在偌大的皇宫，他是一家之主，跟普通百姓家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无非是多了些嫔妃、宦官等“服务人员”而已。因此，他必须谨慎处理“家庭”内外的各种关系。其实，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皇帝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子嗣不昌，除了宋末二帝外，宋朝共有 16 位君主，其中有 6 人无亲生儿子继承皇位，比例高达 37.5﹪，若加上太宗的兄终弟及，比例就更高了，这在中国古代帝王时代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在父死无子继的特殊情况下，宋代的皇位传承还是相对顺利的，并未出现大的危机，这不能不让人惊讶。然而，在表象的背后，却夹杂着极其复杂的内外因素，各种政治势力暗中角力，上演了一幕幕精彩大戏。因此，在宋代，表面上看似乎罕有后妃干政、宦官擅权等现象，皇帝的“家”稳定而安静；实际上，宫廷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否则就不会出现“狸猫换太子”之类的传说了。这些故事的背后显然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实，也从侧面反映出宋代皇宫并不太平。
宫廷之外，皇帝为一国之君，治国安邦是他们的首要任务。然而，单单依靠一人之力，无论如何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皇帝必须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将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动各级官员的能动性，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无疑是不现实的。毕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能否为君主效力，取决于复杂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作为万人之上的帝王，需要协调各种利害关系，如君民、君臣之间的关系等。而这恰恰是最难的环节，稍有闪失，恐怕就会危及江山社稷，这是历代君王必须谨慎应对的，宋朝自然也不例外。
自古以来，学术便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通常情况下，似乎只有社会的精英才有可能从事学术研究。先秦以前，就有所谓“学在官府”的传统，然而，如果单纯地将这句话理解为官府控制学问，恐怕是片面的。大体说来，应该是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之人掌握学问，这种解释大概是有一定道理的。由此看来，学问是高高在上的。正因为如此，才会曲高和寡，也难免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以宋朝历史为例，最近数十年来，出版过数量众多的相关著作，这些书大概都只有社会精英们才会去阅读，或者是确实对宋朝历史感兴趣的人才会有雅兴去仔细品味一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其实，历史研究不应该是庙堂之上的学问，更不应该是专门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抑或大学里的教材和参考书，而应该是让每个中国人都了解的常识，至少从事研究的学者有义务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任何国家、民族，如果对自己的历史都缺乏基本认识，恐怕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历史知识很多来源于电视、网络之类的强势媒体，特别是古装戏。坦率地说，我很少看这样的电视节目，因而无权加以评论。然而，受国家广电总局委托，我曾审阅过一些电视剧剧本，由此不得不去看一些还没有进入拍摄阶段的历史剧。应该说，剧本创作人员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但从历史专业的角度来看，不少电视剧的创作人员对很多东西的把握、定位还是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更不用说细节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几乎所有古装戏中，臣子千篇一律地称呼皇帝为“陛下”“皇上”，而皇帝则称呼臣子为“爱卿”。实际上至少在宋朝，口语中通常称皇帝为“官家”，而“爱卿”在很多场合是称呼妓女的，皇帝显然不可能以这种极不雅的称谓来称呼自己的下属。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赘述。由此可知，人们从电视、戏曲等媒介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与历史本身是存在相当大的距离的，这种状况无疑是需要加以改变的。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们的教育似乎过于功利，过于强调培养人的专业素养，其实这仅仅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而已。在笔者看来，民族整体素质的改善和不断提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记得我曾经跟一个日本朋友谈过关于人口素质的话题，我当时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人口比例能够达到日本的一半，中国肯定比日本要发达。不知大家是否同意这种看法，或许是我有感而发吧，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要比日本大得多。正因为如此，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为中华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尽一份心，出一点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