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历史。
这句话对文物工作者来说，知之非难，行之不易。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东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但这些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等，能够存世至今，大多深藏于地下或人迹罕至之处。
这就需要无数文物工作者跋山涉水，历尽艰险，通过一次次调查，去探寻历史遗迹。
2024年5月，随着山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作的启动，由基层文保中心、博物馆、乡镇文化站及第三方社会力量等组成的近200支文物普查队在全省范围内迅速集结。他们中有人年近花甲，有人刚刚入职，但无论男女、老少，在何岗位，任何职，第一时间组队，奔赴普查一线。
春去秋来，这些身穿印有“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字样的红马甲、蓝马甲们，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在广袤的齐鲁大地上，如同一颗颗闪亮的红宝石、蓝宝石，串联起厚重且灿烂的山东文化历史脉络。
微山湖上探寻古运河道
“最高42℃！未来三天山东‘热力爆表’！”“山东高温天气不断破纪录 这个夏天究竟有多热？”……今年夏季，山东高温黄色、橙色、红色预警等多次发布，多地气温屡破历史极值。
烈日炙烤着大地。此时，正是四普实地调查的推进阶段。
8月9日一早，在微山县博物馆前，队长宋磊带着队员们正在做最后的检查工作，洛阳铲（探铲）、RTK（实时动态）、手持终端、相机、无人机、卷尺、笔记本……一应设备检查完毕后，宋磊开始布置普查任务：“今天，我们对留庄镇古运河段进行实地调查。大家先在满口村座谈走访，再坐船去湖上调查。天气热，太阳毒，注意防晒。”
近70%土地被水域覆盖的微山县地形狭长，是闻名遐迩的“湖畔城市”。虽然土地面积小，但因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让这里成为大运河山东段文物普查的重点县域。
留庄镇古运河段，因受黄河淤积严重影响被迫东移，明隆庆元年（1567年）开通了漕运新渠后，逐渐不再使用。
在普查队出发前往满口村的时候，留庄镇满口村的党员活动室内，村委书记满昌才正召集着几位年逾古稀的“满爷爷”。
座谈走访，是文物普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对谈，可以协助普查员了解当地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掌握新线索，同时还可以向村民宣传文物普查，普及文物保护知识。
一个小时后，满口村党员活动室，刚刚到达的宋磊一行熟练地翻出笔记本，和“满爷爷”们热聊起来。满口村的历史，在交流中徐徐铺开。室外，热浪滚滚；室内，热火朝天。
10点多，交流结束。大家开始准备登船去古运河道。
船，是借来的两艘渔船。没有船篷，没有座椅，每人带一个马扎，并排坐成两列。随着满昌才的一声吆喝，柴油马达启动的轰隆声瞬间响起。渔船和太阳，并肩跑起来。
十几分钟后，渔船停在一片一人高的芦苇丛前。拿着镰刀的宋磊和满昌才一边下船开路，一边喊：“河道危险，男队员下船，女队员待命。”
文明的延续让古代先民的智慧可以穿越古今，古为今用。在遗址、墓葬类的调查中，频繁出现在“盗墓小说”中的洛阳铲发挥了巨大作用。两位男队员确定好位置后，开始熟练地组装，下铲。芦苇丛内，温度逼近50℃，男队员的汗水不停滑落，背上早已洇湿一片。洛阳铲还在不断下沉中，终于到6米时，探到了有古人类活动的文化层。宋磊开始用RTK打点测量、相机拍照、记录信息。
这样的遗址卡边工作，在这段河道上，还需要百十个。我们到达的这处，仅是古运河段的起点。
半个小时后，起点位卡边停止。大家从芦苇荡出来，渔船继续向着湖中心驶去。
作为山东省最大的淡水湖。据《微山县志》记载，微山湖周长306公里。明代开挖京杭运河时，将湖中泗河改作运河段，后由于黄河经常泛滥，湖中运河淤塞，影响航运，明代三次向东改道。
8月的微山湖上，莲叶接连成碧，成群的水鸭歇在窝棚下的阴影里，看着普查队所在的渔船从巨大的运煤船下驶过。
和运煤船相比，我们的渔船太小了，但船上的这群人，却干得津津有味：“还有谁能像我们这样，可以随时和古人对话。”12点多，我们到达马口村的老庄台。这里仅有少部分裸露在湖面上，植被茂密，杂草丛生，隐约可见几处残垣断壁。
满昌才熟练地撑着渔船，沿着湖边寻找可以靠岸的地方。船停稳后，队员们开始下船。宋磊依旧在前面开路，大家踩着他的脚印，穿过树林。在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卡边、打点、拍照、记录……每个人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大运河不只是重要的交通通道，更连通地区经济、文化的融合，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我们通过对古运河道的普查和保护，见证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也全面了解了运河沿岸渔家生活的演变。”如果不是宋磊的话，我可能很难明白，大家冒着40℃的高温，在湖上漂荡一个小时，来到一处快要被湖水吞没的老庄台，就只是挖土、拍照、做笔记，意义何在。
如此一个多小时后，大家开始收拾工具，登船，返航。
“微山人靠湖吃湖，除了鱼，湖里的水草、荷花、荷叶都能吃。”“湖里的水草捞上来，洗干净，和上面糊，汆成丸子炸出来，是只有我们微山才有的美味。”混合着热气和柴油味儿的空气里，宋磊的声音和马达的声音此起彼伏。
渔船终于停靠在一户渔民家简易的码头前。宋磊不用再拿着镰刀开路，男队员们开始冲向冰柜，女队员们直奔厕所。
下午3点，坐在简陋遮阳棚下，渔民大嫂麻利地端上宋磊口中的地道微山湖美食。油炸水草丸子、沾着蜜的荷花、咸鸭蛋、鲜鱼汤……在美食面前，大家又“活”了过来。
泰山脚下一家三代普查人
最早呈现“孔子见老子”的汉墓壁画、《张迁碑》、白佛山石窟造像等珍贵遗产，组成了东平灿烂的历史。山东省第四次文物普查启动，东平也成为七个省级试点县之一。面对艰巨的四普工作，东平县文化和旅游局文物科科长吴振东临“阵”受命。
说起吴振东，不得不提他的家人。
爷爷吴澄航，父亲吴绪刚，曾分别参与了我国第一次、第二次文物普查，加上参加过第三次和此次文物普查的吴振东。这户生活于泰山脚下，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家，却串联起了我国文物普查的历史，于平凡中见证不平凡。
相比声势浩大的人口普查、经济普查，文物普查实属小众。因此，鲜少有人知道，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进行过三次针对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
20世纪50年代，为了保护文物古迹免遭破坏，国务院于1956年下发《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要求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文物普查。自此，拉开了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序幕。当时，在东平县文化馆工作的吴澄航，参与了泰安地区的文物普查和东平县石碑石刻调查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文物保护任务艰巨，但就在这种一穷二白的环境下，文物工作者仍然想尽办法调查和保护文物。
白佛山石窟造像位于东平县县城西侧白佛山。其中第一号窟内的十六王子像是目前我国境内已知的唯一一处以十六王子为专一题材并有可靠记铭的造像窟。与造像共存的隋代以来的造像记铭110条重修碑刻14方，对研究鲁西地区佛教文化传播有着重要价值。为上报白佛山石刻资料，没有拓片工具的吴澄航，就用练字时的纸自己制作。崖高陡峭，在拓片时，他不慎摔伤，但仍然坚持完成了资料整理和上报。
正是因为有像吴澄航这样的文物工作者，才让此次文物普查成功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制度，为新中国文物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终归客观条件有限，这次文物普查仅覆盖了24个省份。
1981年，为了全面摸底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管理，促进文物法制建设，我国再次启动全国文物普查。
受父亲吴澄航影响，同样走上文物工作岗位的吴绪刚，参与了此次全国文物普查。
时间虽已进入20世纪80年代，但条件并没有改善多少。普查员骑着老旧自行车，挨个村搞调查。遇到路况不好的地方，只能徒步进行。一天一顿饭更是常事。
寒来暑往，废寝忘食，历时近两年，行程逾10000公里，吴绪刚等人将东平县原本47处的文物点，发掘至300余处。一大批墓葬、遗址、石窟、庙宇等在普查中得以完善资料和保护。最终，此次文物普查基本摸清了东平县文物古迹的“家底”。
在普查过程中，吴绪刚养成了每天写工作日记的习惯。这些工作日记记录了东平县从1978年至2011年间的文物普查、征集、修缮和管理等内容，是一部鲜活的“东平县文物保护史”。
印刻着历史痕迹的不可移动文物大多在野外，文物保护工作枯燥烦琐，文物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还要忍得了辛苦，但归根结底，则是一份对文物保护事业持之以恒的热爱和坚守。
耳濡目染之下，吴振东自小便对文物保护有着一份独特的感情。年少时，东平县文物管理所人员少、设备简陋，库房内的红外报警器经常发生误报。然而，无论时间早晚，还是刮风下雨，只要警报一响，吴绪刚就往库房冲。这时候，吴振东总会跟在父亲后面，一起冲出去。
长大后，吴振东也走上了文物保护的道路。
2007年，为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高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水平，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三普）正式启动。吴振东带队在全县开启拉网式调查。白天调查，晚上绘图、整理资料……经过一年多的辛苦工作，东平县圆满完成实地调查任务，建立了翔实有据的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库。
“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
如今，东平县四普实地调查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吴振东带着新老队员们再次踏上了父辈们用尽一生心血去探寻和守护的这片热土，用一份融于基因中的热爱和坚守，去执行这项伟大的事业。
一次文物普查改变一县历史
6月，在弥河上游的临朐县，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衣同娟，再一次挑起临朐县文物普查的大梁，组建队伍，奔赴一线。
三普时，她曾被国家文物局授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突出贡献个人奖”荣誉称号，临朐县博物馆也被评为“山东省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先进集体”。
借助丰富的三普工作经验，四普开始，衣同娟坚持“早、勤、巧、实”的普查四字诀，探索总结出了一套全新的工作方法。同时，她把队伍分成三支小分队。一队、二队由第三方专业人员组成，每队配备1位熟悉文物点的同事带队，主要负责三普在册文物点的复核。三队由文物部门相关人员、乡镇文化名人、社区网格员、村镇志编写人员组成，主要针对新发现。尤其是三队，被衣同娟寄予厚望。她把他们再分成4个小组，每组3个人，由一位三普老同志或文化名人带领，分别从全县每个村庄的东西、南北，地毯式地往村中心排查。
按照国家文物普查工作要求，今年年底前，各地需要完成实地调查任务的60%。和时间赛跑，早已是一馆之长的衣同娟身先士卒，带着队伍每日清晨出发，一路跋山涉水，走访调查。
这群穿着红马甲、蓝马甲，背着各种设备，天刚亮就开始往山上跑、往玉米地里钻的人，看着地里的碎陶片会笑，看着墓碑、石碑念念有词，让路过的村民搞不懂，他们在干什么？
时间回溯，2009年3月25日，衣同娟所在县三普队伍正在按惯例进行拉网式排查。当队伍在龙山吴家辛兴村调查时，在一处断崖上，大家突然有了意外发现。
一件“鬲足”正孤单的卧在土里，仿佛穿越了时空，热切地望着它的发现者们，去揭开足下这片土地的奥秘。
鬲，本义为空足烹饪容器。据《说文解字》卷三记载：鬲，鼎属。宫五觳。斗二升日觳。象腹交文，三足。
看到这件“鬲足”，大家随即感到了它的“不一样”。
正是这次文物普查中，临朐县东上林村文化遗址和吴家辛兴遗址的“现身”，将临朐县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由距今约5000年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向前推进了近2000年。这次“意外发现”，也用事实证明了文物普查的现实意义。
从1987年入职至今，工作已37年的衣同娟，走遍临朐县每一个角落，每一处不可移动文物都了然于胸。如今，虽已年逾半百，但热爱不减。她又带着新一代的文物工作者们毅然踏上了全新的文物普查之路。这次，设备更先进了，人员更专业了，但衣同娟又多了一份私心：想要培养和锻炼文物新人，让临朐文物保护事业传承有序，继往开来。
不可能一次就全部找出来
中国人总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文物普查队伍中也是。
58岁的李涛留着短须，微微有些凸腹；话不多，笑起来腼腆。开展实地调查的时候，年轻人负责对文物本体进行打点测量，他就在旁边拍照。如果有人不懂，就会问他。这时候，他的话就多了起来。
队长李兴栋叫他“茌平文物普查活地图”。他听后，又是腼腆一笑。
1982年，李涛到茌平图书馆工作，恰逢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作为馆里年轻的、稀有的男馆员，李涛被安排去做文物普查工作。
每天一大早，他就骑上自行车，带着前一天买的一袋麻花和一壶水，以及一台馆里特配的，珍贵的120相机（中型片幅相机），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没有经验，就先到乡镇联系文化站，再根据文化站提供的线索寻找现场。等他找到现场，完成拍照、记录、捡陶片等一系列流程后，基本已过饭点。麻花就着凉水解决掉午饭后，李涛又开始寻找下一个文物点……如此一遍又一遍，一天复一天，李涛一个人跑完了8个乡镇的调查。
18年后，国家又启动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这次，李涛可以和另外两位男队员一起进行实地调查。没过多久，单位又给配备了一辆普查专用车。当然，李涛的相机也换成了彩色数码相机。
于是，大家白天挨个村进行文物普查，晚上就回单位整理资料。最终到三普结束，茌平区共认定文物点131处，其中包括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
春去秋来，不知不觉间，李涛也到了临近退休的年纪。2023年，四普来了。接到任务后，李涛又背上了单位里最新配置的单反相机，跟着年轻的同事们，第三次踏上了文物普查之路。
从一个人背着行囊，骑着自行车形单影只地走在野地里，到三个人开着一辆面包车行驶在乡间小道，再到和新一代高学历的文物专业人才们一起探秘历史，李涛见证了茌平区文物普查的历史。
参与四普的年轻人都喜欢问李涛问题：文物点在哪里？有什么历史？调查中需要注意什么？李涛总会耐心地一一解答。有人问：“为什么要一次次地搞文物普查？”
李涛回道：“有些事情必须要干。因为历史是累积起来的，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我们不可能一次就把它们全部找出来。”
三普时，李涛和队友曾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南陈遗址进行普查登记。南陈遗址，位于茌平杜郎口镇南陈村，遗址面积近8万平方米，文化内涵丰富。在遗址内同时出现的岳石、二里头陶片，为鲁西首次发现，对研究东夷、夏两族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四普时，普查队对南陈遗址进行复核。然而，队员们发现，位于村庄西部的南陈遗址竟和南边的村庄连接起来，遗址范围扩大了三分之一。于是，此次调查过后，普查队对南陈遗址进行了全新数据登记。
“这就是文物普查的意义。不仅培养了文物新人对待文物的细心、专注力和吃苦耐劳的耐受力，更是一次对茌平文化遗产的厚度、广度和深度全面了解、宣传与研究的机会。”
阳光映照下，大家站在“孔子回辕处”石碑前交流心得。此时，光线打在石碑上，碑上的孔子二字，变得异常夺目起来。
一下子多出766处文物点
9月的荣成，碧海蓝天。市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乔文江带着某高校考古专业的一群学生们参观文化遗产点。
一身短袖短裤装扮的乔文江坐在考古队员后面，不时地补上几句谈话。如果不是旁人介绍，你会以为他是考古队的某位后勤人员。
因为荣成市文物普查队是清一色的新队员，所以即将退休的乔文江又被请了回来，担任技术指导。1991年，转业到荣成的乔文江被安排到荣成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工作。之后，三普启动，已任所长的乔文江带队开始进行实地调查。
尽管荣成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度假城市，但十几年前的荣成，还是一座偏远的滨海小城。条件差，甚至连相机都没有。三普开始后，单位才给配了一台相机。可大家都不会用。还是乔文江请了一位摄影师进行专业辅导后，大家才用起来。后来，又因为路途不便，单位又给配了一辆专用车。但是，是辆“老破旧”的二手车。于是，大家每天调查的同时，还要担心能不能把车开回来。
和四普一样，乔文江的三普队伍也都是新人，没经验，不知道怎么干。大家就摸索着先给各乡镇发通知，收集线索，再组织队员摸底。彼时，因为乡镇文化站站长经常换人，新人不了解镇史，给到的线索寥寥无几。普查队只能再找二普材料进行复查。至于新发现，则是一个村一个村地跑，现场摸查。最后，6个人的队伍，跑遍了荣成市22个乡镇。
三普结束后，大家有了经验。先把所有乡镇的文物保护单位做好登记，再和各乡镇签订文物保护协议。乡镇负责日常保护，文管所不定期巡查。
海与天之间，石头与海草经过劳动人民的匠心营造，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海草房，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生态民居之一，主要集中于我国胶东半岛威海地区。目前，荣成烟墩角村尚保存50多幢有200多年历史的海草房，宁津街道东楮岛村也保存有10余幢明朝万历年间的海草房。
三普时，海草房被列为文物普查对象，入选山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十二大新发现”。
因为没有二普资料作参考，且海草房数量众多，乔文江就以村为单位进行登记和上报。材料显示为：荣成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海草房共4个村。
三普进入尾声，乔文江信心满满地参加全省文物普查验收现场会。会议开着开着，他却坐不住了。
台上领导问：海草房的列法太糊弄人了。一个村100多幢海草房，你列成一个保护单位。你们今后怎么保护？如果哪天村里少了一户，你能知道吗？
如坐针毡的乔文江等到会议结束，立即赶回荣成。压力大，睡不着觉，其实也没有时间让他睡觉。通常一个县的文物普查，比如与荣成相邻的文登，总共也就六七十个文物点。但荣成的4个村，却是766幢海草房。
一下子多出766处文物点，乔文江带着队伍开始重新测量、拍照、绘图、登记。对于建筑类普查，绘图最难。需要工作人员一户一户地画平面图、位置图……虽然都叫海草房，但建造的样式并不一样。有的是一间房，有的是三间房，还有的是三进院、四进院，都得画出来。大家紧锣密鼓，加班加点地干，终于在一个月内按时完成了任务。
用青春接过普查接力棒
在齐国历史上，桓台并非中心，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厚重。
1996年，史家遗址出土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文早300余年。明清时期，新城王氏家族共出了30名进士，52名举人，为官者达100余人，被誉为“齐鲁第一进士家族”。
由孙慧打头的桓台县文物普查队，是支平均年龄仅28.9岁的年轻队伍。1位80后带着5位95后、00后，走上与文物普查一起成长的道路。
刚组建这支队伍时，看着这些稚嫩的脸庞，孙慧压力山大。她一边求教三普老同事，一边根据实际情况推进工作。
基本掌握情况后，孙慧遵照队员们的专长、性格特点等，把队伍分成了两组，“村村到”组以村为单位，摸排全县300余个自然村的不可移动文物线索；“实地调查”组以镇（街道）为单位，逐个复查已知文物点、调查新发现线索。大家边学边干、边干边想，互为AB角、取长补短。
来自日喀则的李雨龙，是位00后小伙，话不多，但科班出身的他，可以进行卡边、标本采集等工作。
夏日雨后的玉米地里，玉米进入疯长期。当人类皮肤接触到玉米叶上的毛刺时，瞬间便红肿一片。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排列整齐的玉米植株，尽显农民的智慧，人进入玉米地后，如同走进了一个高温密闭空间。
从小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雨龙，没有经历过广袤平原上玉米地的“洗礼”。一头扎进玉米地后，胳膊瞬间被划出血丝，汗水湿透衣襟。然而即便这样，他还是坚持守在里面。被孙慧喊出来后，他提着一袋陶片兴奋地说：“队长，你看我捡的。”随后小心翼翼地把陶片装进背包。因为回到单位后，他还要将这些陶片刷洗干净，整理归档。
1995年出生的王玉笛和孙慧工作时间最久，两人是“老搭档”。孙慧安排她负责现场录入。文物点通常都在偏僻难行的地方，现场上传的数据需要找寻最佳拍摄点。细心的玉笛总是一声不吭地拿着手持终端，走到标志点或者本体位置，拍照、录入，与三普数据对比，一丝不苟。
入秋后的山东，经常会碰到阴雨天。实地普查进行到唐山镇时，淅淅沥沥的小雨已经下了一个早上。由于下雨，在使用RTK定位时，仪器没有了信号。大家只能冒着雨绕着遗址来回走动着寻找信号，雨水顺着雨衣进入衣服，大家浑身湿透了，仪器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在采集文物点照片时，为了找寻和三普一样的拍摄角度，玉笛顺着杂草丛生的泥泞小路一路往前走，由于地面被杂草覆盖，她没注意到前面的泥潭，一脚踩空，摔进了泥里。当被同伴拉起来时，她却第一时间检查平板电脑有没有受损。
这位娇小的女生，在工作时迸发出巨大的正能量。
“大哥，咱文物本体这块地是属于哪个村的？”“一定别忘了按时巡护打卡呀，有建设、取土、修大棚、铺公路的，一定及时和我们汇报。”“这是我们文旅局制作的文物保护知识宣传册，给乡亲们发一发，大家回去看看。”1999年出生的田丰，刚到县文保中心工作2个月，即被调入四普队伍中。孙慧安排她撰写普查日志和了解文物点现状。从此，腼腆的小姑娘被练成了话痨。一天下来，嗓子干到说不出话……
从初夏到暮秋，孙慧的队伍走遍了全县5个镇（街道）。野外调查条件艰苦，大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互帮互助，每天都充满了欢声笑语。在乐观的心态下，新的一天总是那么令人欣喜，也给了孙慧无限的勇气。
随着四普的开展，文物保护的接力棒正传到新一代文物工作者手中。通过文物普查，年轻人可以全面掌握当地文物资源信息，为以后的文物工作筑牢基础，让文物保护事业薪火相传。
（朱德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