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柱》 版画 2000年 晁楣


《融雪》 中国画 2021年 张洪驯

□陈晓林

2024年10月的一天,排爆英雄于尚清的儿子于嘉打来电话,想请我写墓志铭。于嘉说,父亲去世整整十年了,骨灰一直存放在灵堂,他买了一块墓地,希望父亲入土为安。

放下电话,如烟的往事,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

A

记得第一次见到老于是2004年夏秋之交,我带工作组去齐齐哈尔市公安局调查核实他的事迹。初次见面,身材不高,已经发福,面相有些木讷的老于给我的印象很平常,但当他显得有些吃力地挺直腰身,举起残指敬礼时,我心头不觉一震。

来之前,我调阅了相关材料,也听到了一些诸如“违反操作规程”“蛮干”等不同声音。随着“翻箱倒柜”,一个真实的老于呈现在我们眼前。不过,参与撰写事迹稿的同志反映,老于不善言辞,谈事迹像挤牙膏,更无“闪光的语言”。这以后,采访过老于的著名导演高群书,央视主持人王志,凤凰台主持人鲁豫,以至名嘴老梁,也曾发出过类似的感叹。

一些年来,见多了开口即是大词大话的“先进人物”,“另类”的老于,反倒让我觉得踏实、可信。

至于那些议论,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不得不说当年公安机关,排爆的组织指挥,防爆器材的储备,乃至拆弹训练几乎都是空白,更没有所谓的“操作规程”。而作为临危受命的于尚清,一次、两次、三次乃至多次慷慨赴险,的确使他的英雄本色攀升到了极致。

我和《征服》《东京审判》的导演高群书探讨过这个问题。高群书认为,面对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一个人身体的任何反应都应看作是出于本能。普通人和英雄的区别在于,前者在危险面前会由于恐慌、心悸、害怕,逃避或自保,这种动物的本能即使进入道德领域也无可指责;后者则会本能地遵循一贯的利他主义原则,出让安全的权利,走出一条牺牲自己的道路。毫无疑问,在危急关头,于尚清自然而然地扮演了“逆行者”“孤勇者”的角色。

现如今,六根分别由火药和玻璃碎渣填装的土制雷管,被黄色胶带紧紧缠在一起,引线的另一头连着BP机的仿真品,被存放在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建华分局刑事技术大队物证室。老于连续拆除十一颗炸弹的经典瞬间,也被定格在电影《千钧一发》镜头中。这部获得多项大奖的影片由黑龙江公安协助拍摄,编剧是政治部的处长兰景林,主演是哈尔滨派出所民警马国伟。导演就是高群书。

B

我写的介绍于尚清的随笔《一个有故事的警察》在省报刊发后,省内外多家媒体转载,省领导同志作了批示。后收入散文集《纸上声》。当时我给老于打电话,问他文章和领导批示看到了吗?他回答,“看到了”。“有什么感想?”我希望他说点什么,他只是笑。

相识后,我曾把电话号码给了老于,告诉他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但在记忆中,他从未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只是2012年我到北京做肿瘤手术时,他给我发了个短信说,“我很想你”。每次见面,我都问他“有什么事没有?”他总是说“挺好的,没事”。后来我听说,他负重伤七年都没能领到伤残证和伤残补助金,也不让家人去找。虽然最后在省厅督办下解决了。但我心里一直很内疚,感觉对不住遍体鳞伤的老于。

C

如果说老于在生死考验面前是英雄,那么在与伤残病痛搏斗中,他同样是战士。老于去世后,我写了一首悼诗:

一声巨响/数不清的碎片嵌入身体

其中一枚化作金灿灿的勋章

挂在了胸前/成就英雄的路

是鲜血浇灌/英雄之后的路

有花朵也有泪水

从老于负伤直至复发不治,这十一年间,他是怎么过来的,旁人难以想象,老于也从不谈及。老于去世后,单位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一个鞋盒,里面装满了去痛片盒。

我曾调阅过老于的病历,老于伤得很重,右手拇指炸断,食指炸飞,手掌炸裂,左眼失明,右耳失聪,一百多枚金属、玻璃碎片嵌入体内难以取出,裆部几乎炸烂,腰椎也受到重创。十一年间,他做过大小手术十余次。2010年,老于旧伤复发,疼痛难眠,8月在齐齐哈尔医院做了脊椎切吸手术,病情不见好转,11月又在哈医大一院,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手术,吸出了碎骨渣,嵌入五颗钢钉,将脊椎重新固定。最后一年,由于长期大剂量的服药,老于消化道开始出血,体重从150斤降至120斤,最后消瘦的不到一百斤。在北京306医院下达的病危通知书上,对于尚清的病情做了这样描述,严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上消化道出血,导致出血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

有一年,我带队参加全国公安英雄模范表彰大会,与老于在京西宾馆有一次深谈。我问他,中央台“面对面”主持人王志问你,第一颗炸弹拆除成功后,最想做什么?你为什么回答,“想去泡个热水澡”?老于说,当时就是想放松一下,找回从地狱重新回到人间的感觉。我再问老于,如果可以选择,你愿不愿意拿伤残去换取今天的荣誉?老于的回答是,“不愿意”。

老于在部队时就是中校军官,技术骨干,多次立功,转业后分配在基层,长期担任分管危险品的普通民警,但他从未有过半句抱怨。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后,他还在基层,还是普通民警。我曾几次问老于要不要给市局领导打个招呼,他坚决不同意,说“我只有半条命了,别耽误了工作。”我注意到,在北京,在鲜花和掌声簇拥下,老于并未像有的同志那样兴奋异常,依然沉稳、内敛。

子承父业的于嘉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加理解了父亲,在世俗社会中,在各种考验和诱惑前,父亲荣辱不惊的定力,本色自然的为人与做事,仿佛走入了一种化境。

老于在淡定中有自己的坚持,他身上所具有的,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缺乏的。我虽然年长老于,职级也高出许多,但在他面前,自愧弗如!

D

最后一次见到老于是2013年腊月,受公安部和孙永波同志的委托,我陪同部宣传局刘局长专程去齐齐哈尔慰问于尚清。佳节将近,老友相逢,一向寡言少语的老于和老伴抱着龙凤胎孙子、孙女,喜笑颜开。仿佛是上天的眷顾,儿子、儿媳龙凤胎降生,给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于尚清以莫大的慰藉。于嘉说,有一次父亲在家里昏厥过去,是两个孩子把爷爷唤醒了。

我退休后,老于几次托人给我捎来他和老伴做的东北大酱和咸菜,还有咸鹅蛋。彼此一直惦记着。接到于嘉电话的当晚,我失眠了,夜半提笔写下墓志初稿:

于尚清,中共党员,人民公仆。少从军,再转警,历三十九载。为人忠信乐易,履职尽心竭力,排爆除险,九死一生,终不负公安英模、全国劳模之殊荣。功崇德钜,光昭后人。

于尚清的骨灰下葬时,墓志以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的名义,镌刻在墓碑上。

E

于尚清的老伴老杜告诉我,老于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想睡会儿”,之后就陷入了深度昏迷……

花开花又落,一年又一年。老于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但他的身影依然在人民警察的队伍中,他的故事依然在流传,不断被续写。老于的生命虽然只有58岁,但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生命最长久的人并不是活的时间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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