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春天，曾经参与北平和谈的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的一封信，跨越海峡将信交给了许孝炎。
许孝炎将信转交给蒋介石，并向他报告了与章士钊的会谈内容。蒋介石听后，展开信件反反复复读了几遍，蒋介石沉默不语良久，许孝炎见状默默退出房间。
而那封信的末尾写到这样两句话：“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祖国故乡看一看。
国共三次秘密会谈都给蒋介石开出了极好的条件，但最终因为各种原因，三次和谈都异常微妙和曲折。
和谈前的接触
新中国成立后，蒋介石携残兵败将逃窜至台湾，大陆对此采取武装统一的方针，与此同时，国际上美国公开表示不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苏联则承诺愿意帮助大陆建立起一支标准的空军。
彼时，国内外的形势都表现出能够武装解放台湾的良好氛围。
而对于蒋介石一方而言，却是孤立无援的状态。这时台湾海峡炮弹相对，关系紧张，但他萌生出了国共合作的想法，这为后面第一次秘密会议埋下了伏笔。
1950年5月初，一天台湾高雄“凯歌归”饭店门前停了一辆标着军用的小车，车上走下来3名不速之客。
饭店的老板李次白匆匆迎了上去，他一眼就看出来有两个人是自己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同学，现在已飞黄腾达跟着蒋经国干事，另外一位则是蒋经国的下属胡伟克。
见到李次白后，胡伟克也不绕圈子，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来意：现在局势紧张，党国的处境很尴尬，经国主任深感不安，希望李次白能担任蒋介石的特使去大陆一趟，与共产党对话。
那两位老同学也附和胡伟克的话，游说李次白，说他的妹妹是陈毅的大嫂子，凭这层关系肯定能够找到人谈话。他走这一趟，是救了他们的性命，也挽救了党国的命运。
接着李次白又被请到蒋经国处，在众人委托之下，他接受使命，去往大陆和谈。
李次白曾经深受教育长张治中的赏识，也有一步登天的机会，但因为自家哥嫂都是中共党员，妹妹又嫁给了陈毅的哥哥，他受到牵连，一蹶不振。于是他跑到高雄开了家饭店，盼着自己后半生能平安无事。
只是他没想到自己的后半生又因为和陈毅的亲戚关系，再一次掉入了政治的漩涡之中。
同年5月底，陈毅忙里抽空接见了李次白，李次白开门见山，直接向他转达蒋介石一方想与大陆重新谈判，认为解决两党之争，可走美国的道路，最低限度要求不进攻台湾。
陈毅听后十分意外，因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形势是目前最敏感的问题，华东军区所接到的战略任务恰好是攻击台湾、澎湖湾等岛屿，此时谈国共合作不合时宜。
于是他直接拒绝了李次白，表示台湾海峡一事，目前暂时先放到一边去。随后他又向李次白介绍了国内经济状况，最后还邀请李次白跟着他自己的哥哥明天去学习，以此转移注意力。
不久以后，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
蒋介石认为又有了靠山，且毛泽东现在无暇处理武力解放台湾一事，他向下属指示：“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
于是胡伟克给李次白发急信称不必再谈，后来也不再给李次白的家属发放生活费。
就这样，李次白这个被派往大陆的秘密使者被抛弃了。
第一次先摸底
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同台湾正在讨论《共同防御协定》，美方试图以法律、国际裁决的方式使得台湾与大陆彻底隔绝、分离。
如果让美国的计划得逞，那么将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这对于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好在蒋介石对这个协定表示反对，拒绝了美国提出的计划，他并没有分裂大陆和台湾的意图，也不想当被钉在历史上的罪人。
这让毛泽东意识到，现在两方争执不下，但蒋介石一方并没有彻底割裂的意图，况且经历朝鲜战争以后，战士们都需要修生养息，武力统一台湾的计划难度太大。
只要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认识，蒋介石坚决反对台独，那双方就有讨论、合作的余地。
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要用和平的方式争取解放台湾，早前毛泽东也发表了两岸以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
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在国内流行开来后，一些爱国人士积极准备，表示愿意担任特使，为海岸双方搭建谈判的桥梁。
这个时候，前国民党高层人员，曾担任1949年国共谈判的南京政府代表——章士钊主动站出来表示担当和谈特使，委托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识，转达大陆的意见给蒋介石。
后来也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章士钊将信递给许孝炎，蒋介石反复读信后沉默不语的一幕。
这封信让蒋介石感触颇深，信中表明了大陆愿意和谈的意向，接着提出了四条促进两岸统一的具体方法。这四条方法非常照顾台湾当局，在统一的要求上比较宽容，对于蒋介石本人的也相当尊重。
同时，他注意到毛泽东在信中，不再称呼他为“头号战争罪犯”，也不再强硬要求他投降等等。
最重要的是信末尾所写的那两句让蒋介石放心，故乡的旧居以及祖坟都完好无损，欢迎他回家来看看。
要知道，在此之前港澳纸媒铺天盖地的报道称蒋氏墓庐已在土地改革等运动中荡然无存，现在得到了真实可靠的消息后，蒋介石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了。
虽然他个人上的问题得到了宽容，但两岸和谈始终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蒋介石慎之又慎，考虑了许久，一晃眼就到了1957年年初。
考虑了近1年，蒋介石终于决定派人作为特使前往大陆去试探性地“摸底”，去实际探查、了解一下对方的真实意图如何。
不过在寻找合适的人选上，蒋介石犯了难，于是他把远在香港工作的许孝炎调回台北。
许久未见蒋介石的许孝炎对蒋介石的安排有些意外，去年还和大陆方面相互抵触，现在蒋介石却表现出了和谈的意向。
两人会谈一会儿后，蒋介石开口问许孝炎，如果要派人去北平（当时已更名称“北京”，只是国民党依旧称其为“北平”）一趟，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派谁担任特使去比较合适。
许孝炎思考片刻，为蒋介石提供了3个人选：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和时任“立法委员”宋宜山。
蒋介石最后选中的是宋宜山。宋宜山是蒋的学生，跟随他20多年，对蒋十分忠心，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对这一点十分看重。
同时，选择宋宜山作为特使，还有一层“探亲”借口以供使用。宋宜山的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被中共俘虏后，一直关在北京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同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经广州抵达北京，前来迎接他的是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随后宋宜山得知周恩来邀请他吃饭，具体问题则是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其商谈。
宋宜山抵京第三天，周恩来亲自会见宋宜山。
一见面，周恩来就亲切欢迎宋宜山来到北京，并告诉他让生明兄来接见他，是因为他们两人是老乡，又是在香港见过面的。唐生明也和周恩来他们认识许多年了，让宋宜山放心。
聊天期间，周恩来说到自己还记得宋宜山的弟弟宋希濂50岁生日的场景，并且还肯定了宋希濂在抗战时期的功劳，表示他所做出的贡献人民都不会忘记的。
周恩来对这些细节的关注，让宋宜山非常的感动。
最后，周恩来借着前面的话题，表达了他的态度，他希望国共能够继续合作，毕竟从前蒋先生也说过，抗战时期，国共双方的战士们同吃同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是一家人。国共第三次合作是有希望的。
不过，由于宋宜山只是奉命来了解中共对台湾问题及国共合作的意图，并没有带来台湾方面的具体意见。于是中共由李维汉为代表重申之前在信中提到的四个条件，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比如台湾统一后作为中国政府统辖的自治区，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台湾大小政务依旧归蒋领导，中共不会加以干涉等等。
唯一具有强制性的要求就是，美军必须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这一趟北京之行十分愉快，不仅顺利地进行了商谈，唐生明还带他去参观了北京附近的名胜古迹，在宋宜山心中新中国正在向上发展，生机勃勃。
回到香港后，宋宜山将自己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以及中共希望转达的要求以1.5万字的报告如实汇报给了蒋介石。
宋宜山报告结尾上写着：应该相应中共的意图，并将周恩来赠送的礼物转交给了蒋。
殊不知，宋宜山在报告中对新中国的赞赏惹怒了蒋介石，认为短短半个月宋宜山就被中共给“收买”了。后来蒋吩咐许孝炎转告宋宜山以后不必回台北了，以免影响其他人。
1973年，宋宜山和另外3名“立法委员”在香港参加了章士钊的追悼会，台湾当局便罗织了“附共”的罪名，撤销了他的“立法委员职务。”
第二次磋商
除却宋宜山的北京之行，还有一场将近跨越十年的秘密会谈。
1955年到1957年，蒋介石始终在“不太想谈”和“愿意谈”之间左右徘徊，而第一次秘密和谈让他定下来愿意和谈是一个叫曹聚仁的记者，这个人充当了关键人物。
曹聚仁原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后来成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驻香港特约记者，不仅如此他与蒋经国是同乡，蒋经国时常对他以“老师”相称，关系密切。同时，曹聚仁也和周恩来交往甚多，是非常合适的牵线人。
早在1955年时，曹聚仁曾给蒋经国连写了三封信，说是想要请蒋经国派人来香港一趟，他想汇报大陆这边统战方面的事情，但信件石沉大海，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等到1956年，一直在为两岸和平走动的曹聚仁亲自去往了大陆。同年7月16日中午，他接受了周恩来在颐和园听鹂馆的邀请。下午，他与周恩来、陈毅两人划船闲谈。
在船上，曹聚仁询问周恩来此前所说的“和平解放”的票面所含的真实价值有多少。
周恩来认真回答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与其票面数额是一致的，不多一分也不少一份。国共曾经合作过两次，这两次合作都很成功，这都是事实。鉴于此，为什么我们不能有第三次合作呢？
稍作停顿，周恩来又解释道，大陆对台湾的态度绝不是劝其招降，而是希望能够坐下来聊一聊，只要坚持政权统一，其他事项都可好好商谈。
宴会结束后，曹聚仁将泛舟聊天的内容写成了一篇名为《颐和园——周恩来会见记》的文章，该文章发布在《南洋商报》上。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被诸多人认为是北京第一次公开表达对海峡对岸发出的“第三次国共合作”呼吁。
也因此，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秘密会见曹聚仁，希望他能够进一步与中共进行接触和交流。
开国大典以后，10月3日，曹聚仁再次进京，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亲自接见了他。会面过程中，毛泽东表示假如台湾回归，一切照旧，但两岸都不要暗地里派遣特务来搞破坏；只要台湾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员会；对于蒋氏父子也会有合理妥帖的安排，台湾事务还是由他们管理。
这就为十年后的第二次和谈埋下了种子。
1961年6月毛泽东再次传达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意向，周恩来将这些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
蒋氏父子得到消息后，再次透露出和谈的意愿，这次的特使是曹聚仁。
1965年的夏天，蒋经国邀请曹聚仁来台湾商量和谈要事，会面结束后，曹聚仁匆忙赶到北京与周恩来商讨谈判大纲。
7月20日，蒋介石由蒋经国陪同会面了曹聚仁，会面中曹聚仁递交了中共中央给蒋的信，以及毛泽东写给蒋介石的《临江仙》一词，“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
这两句词，表达了毛泽东对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希望。
此后，据《国共谈判史纲》中所记录的，曹聚仁多次往返于两岸之间，作为桥梁辅助两岸进行协商。
经过多次磋商以后，双方达成了“六项协议”，两岸和平统一的曙光近在咫尺。
可这次密谈诞生的“六项协议”引起了美国的怀疑，因此向台湾当局进行施压，再加上彼时大陆开始了“反右”斗争。内外影响之下，蒋介石动摇了此前所做出的决定，主动中断了与大陆的联系。
第二次磋商也就这样结束了。
第三次匆匆收场
台湾问题一直都是中国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直到毛泽东晚年，他依旧惦记着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1971年9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得到了改善。
第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谈话中他表示十分赞赏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自己也同他站在同一个立场。
毛泽东本人也称蒋介石为“老朋友”，同样年事已高的蒋介石得到消息后，仍打算继续与中共接触，探讨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他本想着再次派曹聚仁为特使，然而这名奔波于两岸的记者已在1972年7月23日于澳门病逝。
1973年的春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提到了章行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之事，他询问章含之老人家是否还有充当特使的念头。
章含之叹了口气，说老人有是有这个念头，嘴里也时常念叨着，可是总理和我都觉得他年纪大了，恐怕去不了。
后来，毛泽东表示如果准备妥当，那老人家是否能去呢？考虑到章士钊身份所具有的的特殊意义，这个特使的人选也很难再找到更合适的了。
实际上，章士钊得到转告的消息后很高兴，表示毛主席一直懂得他的想法。
于是在1973年5月中旬，章士钊来到香港，再一次推动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
可惜在忙碌匆促的多方会面与打点之中，这位92岁的老人难以抗拒生命的自然法则，外加水土不服和身体原因。
7月1日，这位架起两岸和平会谈的桥梁的老人，在最后一刻将生命投进了和平统一的事业之中。
与此同时，当蒋介石以8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总统”，他亦是风中残烛，最后的三年，他仅公开露面3次。
他与毛泽东之间的虽也谈不上什么“老朋友”，但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却始终是一条战线，在1974年的元旦，他并没有阻碍解放军舰前往西沙处理南越侵犯领土。
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毛泽东与蒋介石两位国共领导人依旧惦记着和平统一的工作，1975年受蒋指示的陈立夫发表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文中说道“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表示希望大陆方面能够尽快实现“三通”，实现和平统一。
可惜还没等到大陆方面的回应，同年4月份，蒋介石溘然长逝。
仅过了一年，毛泽东于9月份去世，随后周恩来也在同年与世长辞，伟人的离去就像一座轰然倒塌的大厦，许多东西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等到80年代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去世后，两岸和平统一的工作陷入了停滞状态，到了今天两岸局势愈发扑朔迷离。
但两岸统一依旧是大势所趋，等待未来的某一天，两岸人民一定会再度携起手来，亲切地交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