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即将召开，周总来抱着病体飞往长沙，准备与毛主席汇报中央人员换届的初步方案。
那时，毛主席看过初案后，对周总理拟定的大部分人选表示很满意。
只不过，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副总理的候选名单上，随即对周总理说：“这名单里还缺个工农出身的，恩来，你说说有哪些合适的人选？”
周总理很快列出了一些工农干部人选，当说到“陈永贵”三个字的时候，毛主席突然开口道：“是一直守在山西大寨的那个同志？”
周总理点点头，又接着说下去，最后，毛主席把陈永贵选了进去。
第二年初，1975年第四届人大会议中，陈永贵被任命为副总理，他自觉难担此重任。
周总理却告诉他，是毛主席亲自提名的他，而且所有代表参与选举选择了他，不用害怕，加油干。
陈永贵作为众多普通农村干部中的一员，毛主席为何对他印象深刻，甚至推荐他做副总理呢？
这还得从陈永贵搞山西大寨的时候说起。
山沟里出好文章
陈永贵的名字能被毛主席记住，是在一次机缘巧合。那时候主席还没见过他人，就已经先听说他的事迹。
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主席南下视察时，途经邯郸，他在这里稍作停留。
此行目的在于，他想听听陶鲁笳这位山西第一书记的汇报，稍后再听听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
通过他们的汇报了解当地的情况，现在正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毛主席对于农业生产工作相当重视。
当时，陈永贵在山西做修建、管理大寨的工作，卓有成效。
陶鲁笳知道主席要来，早就准备好了大寨情况的工作报告，当提到“陈永贵”的时候，毛主席问道：“陈永贵这个名字是哪几个字？”
他拿起毛笔，写下三个字：“陈永贵。”
毛主席在陈永贵的名字上点了一下，问道：“他识字吗？”
陶鲁笳答道：“陈永贵43岁完成扫盲，今年50岁了，会看报纸。”
他在大寨蹲过三次点，陈永贵的事已经相当熟悉了。
随后，陶鲁笳继续汇报大寨的劳动管理情况，在这个版块，毛主席插了句话。
“评工和记分有区别，但相差不大，又比较简单，这样做既体现政治精神，又不耽误劳动时间，很好。”
在报告中，陈永贵提到了“参与生产，领导生产”的口号。
毛主席听后称赞道，“好！正如战争，纸上谈兵是行不通的；如果你不参战，如何能指挥战争？”
随后，陶鲁笳又向毛主席报告，山西省委认真推广“大寨经验”，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向陈永贵学习。
听到这里，毛主席听后十分高兴，说道：“山沟里出好文章！”
其实，大寨的“好文章”，从建立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就经开始了。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寨村党支部制定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十年规划。
陈永贵亲自带领村民们用自己的汗水写下了大寨由贫变富的篇章。
当时，他带着村民们完成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
大寨村的自然条件实际上并不好，可以说是非常恶劣，但是他和村民一起努力，用了十年时间，开垦出了许多良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3年，大寨村又发生了一次特大洪灾，从前花了大力气开垦的土地全被淹了，许多村民的房屋也在洪灾中被毁。
大寨村一夜回到解放前，但陈永贵没有退缩，他反而鼓励村民团结一心，重建大寨村。
针对受灾情况，陈永贵提出了详细的方针，其“三不要”是不要国家的补贴援助，但也不能断了上交国家的粮食。
“三不少”是说群众的土地、分红、口粮都不能少，提出这个要求后，大家齐心协力，从头再来。
很快大寨村恢复了原本富饶的面貌，村民们原先的土窑全部改造成了更为坚硬的石窑。
大寨村克服天灾的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那时大家都称赞道，学工业就看大庆，学农业的看大寨。
陈永贵的成绩中央领导人们是看在眼里的，毛主席也就是在这几件事之后，对这个朴实的农民干部有了深刻的印象。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与几位全国劳模受邀赴京，在人民大会堂向一千多名干部群众作报告会。
后来，赵树理对陈永贵的评价是这样的：“没有一句话讲到毛主席，但是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句话说到哲学，但处处都是辩证法。”
可见其评价之高，陈永贵以朴素的说法理解指导思想，并将其传达给广大群众百姓，他做副总理是当之无愧的。
陈永贵之所有能有这么深刻的领悟，这也与他的个人实践经历密不可分。
爱种地的人
金小（即永贵的小名）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家里之所以穷，是因为“没有房子，也没有地”。
长大成人，当长工，后来土改贫民翻身，简单来说，就是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
自己的地当然是最上心的，陈永贵曾经说过：“会种地的人，可以种出更多的地，不会种地的人只会越种越少。”
旧社会里，他还在当长工的时候，种田是为了“有口饭吃”，不想做了或者是心情不好，就会想方设法地“糊弄”老板。
比如夏天的时候，挖玉米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他口干舌燥，肚子饿得咕咕叫，本以为东家至少还会管饱饭。
结果没想到灶台上摆的全是稀饭和米糠，气得他直不起腰来，于是，他在挖玉米的时候，用了一个“猫盖屎”的法子，用泥土盖住杂草，看似地全锄完了，其实过不了几天，杂草又会长出来。
陈永贵回忆道：“那时候给人种地，干活不用操心；现在他给自己种地，就跟照顾自家孩子似的，生怕自己哪里还没关注到位。”
他在十多亩田地里种植的作物，长得比别人都要好；后来，他带头成立了“老少组”，收成又好于“好汉组”。
再后来，他按照毛主席的要求，成立了初级社，他的收成比互助社要好得多，甚至比他一个人种地要好得多。
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民数十年来，把虎头山里的“七沟八梁一斜坡”这一块地，干出了一番“大文章”！
后来十年时局动荡，陈永贵当上县长后，却沉迷于昔阳的大造地运动中。
既然要搞，就要大干一场，要想出新招，要做大招。这是陈永贵一直以来的工作思想。
在县干部会议上，他提出了“重新安排昔阳河山”的行动口号，决心统一规划全县的山川河流。
1968年7、8月份，他带著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县内的几条大江大河中，花了40天的时间，终于定下了第一个项目——界都河。
大规模的打坝造地工程进行得很快，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工了。
一千多名民工，用车运水，修建了一条长达3000多米的拦河坝，开垦出2000多亩的耕地，把原本乱石嶙峋的河滩，变成了一大片可以机耕和灌溉的良田。
这对于当时还在政治动乱的全国各地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陈永贵紧抓大寨，昔阳修地，开垦地，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非常小心地提醒社队要节约耕地，盖房子修路不要乱占耕地面积。
后来有人去大寨看，那些村民盖了那么多房子，修了那么多窑洞，真的硬是一点耕地也没占。
村中街是用深沟渠填平而成，窑洞是用土山开凿而成，甚至连大寨接待站，旅行社等高楼平房，也都是在荒山废沟中开凿出来的“建筑用地”。
与陈永贵“爱地如命”的态度相比，全国很多地方，尤其是在过去20、30年里，在发展开发区时，胡乱圈地、占地的现象，令人痛心、羞愧！
1979年，陈永贵从副总理位置上退下来，到北京东郊农场当过参谋，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担任过“一机部长”一职。
那时候陈永贵刚从中央回大寨，来访者少了些，但他还是坐不住，于是又恢复了一天三次上班的习惯，从早忙到晚，在狼窝掌的小平地上忙活。
他一个人开着一台推土机，一天到晚都蹲在田里，一会儿站在机器前面带路，一会儿在后面跟着，东指西画。
每一次，当他看到一块平整的，可以用来机械耕耘和浇水的地时，他满是皱纹的脸上，都会露出笑容。
因为一块“大块田”，比一顶“乌纱帽”更有价值！
敢于讲真话
1967年的五一节，毛泽东参加了天安门的阅兵仪式，见到陈永贵，连声道：“永贵好？永贵好？”
原本只是一句问候的话，没想到却从“？”改成了“!”
“永贵好！”
一些地方性的报纸很快就把这篇文章发表在了上面，占据了很好的位置。
当时被派性所利用，支持者和反对者互相攻击，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
“文革”时期，陈永贵有意无意地“盲从”做了些错事，做了些傻事。
但是有一个重大的事件让毛泽东很高兴，也很认真。
那时，农村夺权之风在全国许多地方蔓延开来，有些农村干部受了委屈，不能从事生产。
在昔阳，虽然大部分乡村的情况都得到了控制，但仍有一些乡村干部被无端批评。
有一次陈永贵去西阳王寨公社视察，王寨大队的一位干部张万昌的妈妈抱着陈永贵的大腿，请求道：“你去求求毛主席，救救村干部好吗？”
陈永贵把老人扶了起来，安慰道：“老大娘您先别急，我这就去想想办法！”
1967年11月，有记者来昔阳采访，问陈永贵，外地城里没有工人，乡下没有农民，昔阳为什么能有这样好的生产环境？
陈永贵表示，在农村，如果干部都不能稳定下来，还谈什么生产呢？
昔阳曾有“一茬庄稼出一批干部”和“春穷夏忙，秋贫冬罪”的歌谣。
农村的干部不拿出点主意，怎么搞农村工作呢？
因此，陈永贵请记者们冒险帮助他，为他准备一份材料，呈交给毛主席，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新政策和新规定。
陈永贵理了理思路，提了五点意见，最后写了一封信：“我亲身经历过农村干部的工作，干部总是要犯错的。
“错误的性质要分清楚，坏人毕竟是少数，不要把所有人都打倒！”
这封信一出，陈永贵就得知毛主席亲自批准了五项建议。
批语上写道：“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陈永贵同志所提的五点意见，均属正确，供同情况地区参考。”
随后，《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相继发表文章，对陈永贵提出的五项建议给予高度评价。
这件事对于稳定全国农村局势，坚持革命促生产，发挥了重大作用。
后来，陈永贵的老朋友张怀英对他说：“老陈，在这乱世里，你有勇气讲出真相，胆子不小。”
陈永贵笑道：“还是天大胆，我们还是得让老人家知道咱的民怨！”
在中共九大召开半年之前，一篇记陈永贵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长篇新闻报道，在1968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
新闻报道用四个醒目的小标题，充分体现了陈永贵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地位虽有变化，但人民的本色未变；即使在职务较高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参加集体劳动；工作繁忙，但联系群众的作风没有改变；荣誉虽高，谦虚之心未改。
陈永贵表示，自从他接任省、市、县三级领导职务以来，他是又喜又忧。
他在思想上有了“四怕”，即脱离群众、特殊化、浪费、参加劳动少。
这篇文章一出，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毛泽东对陈永贵的“老样子”很满意，没有脱离群众！
用大寨百姓的话来说：“永贵当官，一点也不像当官的，他还是个农民。”
1975年1月，陈永贵在四中全会上当选为副总理。
他先是在京西宾馆入住，后来又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
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他有些不适应，觉得很闷，写信给毛主席说自己不习惯住在钓鱼台，喜欢和群众们待在一起。
他恳请主席在职期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蹲点，边劳动，边积累实践经验。
这个“三三制”递到主席办公室后，当晚凌晨四点毛主席就给予了批示：“钓鱼台无鱼可钓，请到政治局议”。
为此，主席还专门出席了会议，一来就夸奖了他的“三三制”。
此后，陈永贵定居北京后，周围人都叫他“陈大叔”，回到大寨，他还是和大家一样，都是农民。
陈永贵作为农民总理，一生都在实践，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身边，是一名优秀而平易近人的好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