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和毛主席不仅仅是革命同志关系，也是有着深厚的友谊关系。在曾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历经了各种的艰难困苦，但是她对于党的信念始终如一，毫不动摇。
女儿陶斯亮曾问过母亲曾志：“父亲因为被那些人谋害而去世，你也遭受了那么的打压，你心里是否怨过毛主席呢？”
曾志看到女儿这样问，她先是摇摇头，思考了一下，然后坚定地回复：“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我从来没有怪怨过毛主席，我跟随了他半个世纪，他是我指路人，我心中对他永存敬意。不怨，毛主席晚年是一个老人！”
为女性同胞争志气
1911年5月，曾志出生于湖南宜章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原名曾昭学，家境相对富裕，小的时候没有受过太多的苦楚，但是她身上却没有一点千金小姐的娇气。
1926年，革命的大浪潮很快就席卷到了湖南，曾昭学正式改为了曾志，报名考入了衡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学追究其原因时，她回复道：“我用这个名字，就是要为我们女性同胞们争志气。”
同年10月，15岁的曾志成为了一名党员，在宜章县妇女协会会长彭镜秋的帮助下，曾志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约，并跟随彭镜秋积极筹建妇女群众组织。
第二年，曾志从讲习所毕业，在衡阳农民协会工作，夏明震是组织部长，两人在工作期间，相互吸引，在夏明震的多次追求下，两人结婚。
1928年，夏明震在湘南起义中惨遭敌人的反攻，不幸牺牲。曾志在失去丈夫和战友的悲痛下，更是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收复郴州后的各项工作中。
夏明震烈士
而也是这年，蔡协民来到郴州担任第七师的党代表，曾志则调任到党委办公室担任秘书，两人经常在一起工作，于是在朝夕相处下，产生了感情，在组织的同意下，两个就简单地结了婚，然后一起上了井冈山。
曾志与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
在随军转移井冈山中，曾志第一次与毛主席有了见面。当时部队刚到酃县时，曾志怀有身孕，在连日行军的情况下，十分劳累困倦。
终于到了一个休息处后，蔡协民还需要处理公务，于是曾志正依靠着蔡协民的背上慵懒地半睡半醒中，就听到门外有人过来：“蔡协民同志，老蔡，老蔡，在里面吗？”
还没有等到曾志反应过来时，这人已经随声进入了屋内，两人来不及站起身，就被这人看到了这一幕，于是这人就笑着说：“哎呦，老蔡，好福气哟，金屋藏娇啊！”
这人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就自己拉着板凳坐到了蔡协民和曾志的对面，这时两人已经尴尬地起了身，蔡协民介绍道：“这位就是我常和你说起的毛委员，毛润之！”
蔡协民是毛主席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两人亦师亦友，并且这时也是久别重逢，于是就很自然而然地交谈了起来，聊得热火朝天，曾志在旁边就静静地倾听着，这次的见面也给曾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的旁听更让她对毛主席的崇敬变成了仰慕和亲切了。
到达井冈山后，曾志尽管怀有身孕，也没有停下革命的脚步，先后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位，在红四军后方工作，组织科干事，组织妇女协会，还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在井冈山的这段时间内，曾志与毛主席、贺子珍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当时的时局不稳，战事频发，曾志的孩子出生26天后，就送给了别人的来抚养，而曾志则继续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
在红四军返回瑞金时，一些干部的军事思想和毛主席的观念不同，因此，毛主席受到了排挤，离开了前委领导的岗位，而拥护毛主席的曾志，也一同被排挤出圈。
舍小家为大家
1929年，蔡协民和曾志一同离开了井冈山，来到了福建参加工作。两人深入加强地方党和苏维埃政权建设，参与领导了创建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曾志也在福州生下了第二个儿子，但是被当时的天花、麻疹流行疾病传染，很快就夭折了。
而蔡协民在几次工作错误中，遭受了处分，在日久情绪低落中，经常与曾志争吵，两人的感情也逐渐在消磨中出现了裂痕，直到蔡协民去了上海，曾志前往福州，两人各奔东西，夫妻关系也彻底结束了。
1933年，穷困潦倒的蔡协民再次回到了福州，年底，他再次回到了党的怀抱，参加工作。但是好景不长，第二年的4月，被叛徒出卖，蔡协民落入敌手，在经过多次的严刑拷打，他始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
1934年5月，曾志按照组织的安排，与陶铸结成假夫妻，一起在白区开展革命工作。1935年，敌人大举向闽东发起进攻，为了安全起见，曾志离开了闽东，前往到广东白区治病。而曾志与陶铸的也在日久生情中由假夫妻转为了正式的夫妻。
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两人也总是聚少离多。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志本可以与丈夫和孩子长久呆在一起，但是曾志选择继续努力工作，在广州任职多个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而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中，陶铸为了保护老干部和受害群体，因此遭受了陷害和打压，在1969年，陶铸和曾志都中央被下放到了外地，一家人分隔两地，陶铸刚到合肥就因病含冤而逝世，而曾志带着女儿去往广州的半路中转时，得到了这一噩耗。
粉粹“四人帮”以后，曾志也恢复了工作，走上岗位后，她为国家选拔、培养了很多人才。退休后，她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年轻干部的培养，积极支持和参与一些教育工作。
并且曾志的第一个儿子在和平年代找回来后，她并没有利用特权帮助儿子谋划什么福利，坚守党员的原则，不以权谋私，因此儿子也一直留在井冈山务农。
她晚年对儿女坦露心迹：“我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妻子、母亲，我还是一名战士。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我的所有，包括生命。”
1998年6月21日，87岁的曾志走完了这一生，只留下了6万多万的工资，让女儿捐献给有需要的人。曾志把自己的快乐、忧伤和祖国的命运融合在了一起，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