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交了退休报告,院里有位领导说我发神经病了。南云劝我不要生气,我哪有闲心去生气,几十年来我见识得太多了,那位领导肯定还有高招在后头果然,告知我退休只能拿百分之八十五的工资,根据我四十多年的工龄和级别,我有点不明白,就到院部询问。
当时三位院长在座,由一位年轻的人事部门领导和我谈:他说院里打报告反映了我的情况,争取百分之百的工资,但上面不同意。他又拿出一张复印的生物教授退休规定说,这是市委宣传部发来的。上面第一条就写着,在旧社会从事专业人员退休金百分之百,我就问他我从八岁就开始京剧工作,那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算不算是在旧社会从事专业?这位年轻人望着我默然不语。第二条写着正副教授退休金百分之百,我说我从1957年进京剧院时被评定的工资为三百五十元,现在也算是一级,那么该算这条例上的哪一等呢?他仍呆如木鸡一语不发。他又指了指条例上画钩的地方,是我有两个孩子,不符合计划生育。我说当年没有计划生育的说法。我两个儿子相差十岁,我们已是自觉计划生育了,何况他们年纪比你大,这怎么能和现在挂上钩呢?难得这位小伙子的耐力,就是闷坐那里不吭不响。我想他年轻,不懂解放后的政策。
这一切也并非他所能为,京剧院领导为了显示权威杀鸡给猴看而已,童祥苓不听话的结果使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