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吾友握中悬臂的新书《篡魏》，本书于2024年10月由台海出版社出版。在本书中作者全程还原了司马氏代魏的过程，这也是握中悬臂今年的第三本新书。
正始九年（248年）冬季的一天，太傅司马懿的府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便是新任荆州刺史李胜。
这件事很不寻常，自正始八年（247年）五月司马懿称病隐退一年多以来，他似乎已经彻底远离朝堂，不问政事了。除了孙礼出任并州刺史前的那次探望，大概他的府上已经很长时间少有人来了。
而李胜不仅是政坛新贵，更是曹爽面前的红人。这次他受曹爽的委托，是来进行一次试探的，而这将决定司马懿的命运。
听到这个消息后，躺在病榻上的司马懿仿佛回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当初他不想为曹操效力，曾经装病整整七年，不露一丝破绽。人生如戏，绕了一个圈，他好像又回到了原点，这次他又将重操旧业了。
这对司马懿来说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因为一旦被李胜看出端倪，就会招致曹爽的疯狂打击。
当年他对阵诸葛亮时，有一次和蜀汉使者会谈，当时司马懿不仅没有透露一点信息，反而套出了蜀军的机密，得知了诸葛亮身体状况恶化的宝贵情报。而这一次，李胜一样落入司马懿的算计之中。
由于来访这件事是不可能提前告知司马懿的，所以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他的即兴表演。但司马懿似乎早就想到了会有这一天，他未雨绸缪，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只见司马懿让两个侍女搀扶着出来接见，想要更衣，却把衣服掉在地上；又指着嘴说口渴，等侍女端来了粥，司马懿却难以下咽，粥从口边流出，沾满了前胸。
见此情状，李胜不禁说道：“如今天子年幼，天下皆仰仗司马公，而大家都说您风疾复发，没想到竟严重到了这般地步！”
司马懿缓了半晌才慢慢回答道：“我年老病重，命在旦夕。你出任并州刺史，并州靠近胡地，要多多加强戒备。你我恐怕无法再相见了。”
李胜解释说：“我是回乡任职，不是去并州。”
司马懿则继续佯作昏聩状说：“你刚刚到过并州？”
李胜见司马懿头昏耳背，言辞错乱，只好耐心解释说：“是荆州而非并州。”
司马懿这才露出明白过来的神色，他感叹道：“我年老耳聋，思维混乱，没听明白你的话。如今你回乡任职，正好大显身手建立功勋。如今你我即将分别，日后恐难再见，我将二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托付于你，使之与你结交，望你不要弃之而去，这便是我最后的心愿。”说着竟哽咽哭泣起来。
李胜见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于是连忙答应下来，随后便急匆匆地去向曹爽复命了。
司马懿的演技着实精湛，他在言行中表现出言语不清、听力障碍、上肢麻痹、无法进食等状态，这都是明显的中风症状。
古代没有输液技术，中风患者若难以摄入食物则必死无疑。而李胜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断定司马懿命不久矣。
于是他对曹爽说：“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
意思是说，司马懿只剩下一口气了，他形神分离，已经不足为虑。
不过在表面上李胜还得装出悲痛的样子，虚伪地说：“太傅患不可复济，令人怆然。”
从那一刻起，曹爽一党便再也不将司马懿视作威胁了，而他们的悲惨结局也就此注定。
随着正始十年（249年）的新春已至，洛阳城内，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据《晋书·五行志》记载，“嘉平元年（即正始十年，这年曹魏改年号为嘉平）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风，发屋折树木，昏尘蔽天”。
正月初四这天，洛阳刮起了猛烈的西北风，只见屋顶被掀起，树木被摧折，沙尘遮蔽了天空。
管辂精于占卜，这种异象在他看来“为时刑大臣，执政之忧也”。他认为这对执政者大为不利。
由于不久前管辂曾拜见过何晏，他的名声自然也传到了曹爽耳中。既然何晏作为曹爽同党很重视管辂，那么管辂的意见很可能会引起曹爽的重视，毕竟他就是管辂口中的执政者。
这些年曹爽骄奢淫逸，实在是有负先帝重托，而在他看来，这会不会是曹叡在借诡异的气象表达自己的愤怒呢？
大概是为了能够心安，也是为了在新的一年有个好气象，曹爽决定拜谒魏明帝所葬的高平陵。一场席卷整个洛阳的血雨腥风即将到来。
正月初六，曹爽兄弟带着皇帝曹芳与文武百官一同出发前往高平陵。
司马懿不会错过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如今他已年逾古稀，光阴的流逝让他不能继续再等待了，他已经隐忍了一辈子，这一次他将爆发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起事的前夜，司马懿终于将具体计划和盘托出。司马昭听后，紧张得夜不能寐，而司马师却安然入睡。虽然司马师是政变计划唯二的知情人之一，但面临生死大事却如此坦然，这份心理素质着实不凡。
等到第二天清晨，司马师调集军队镇定自若，队伍齐整，他所招募的三千死士片刻间便集结完毕。司马懿见状，大加赞赏，感叹道：“此子竟可也。”
不过虽然曹爽外出，洛阳空虚，但摆在司马懿面前的难题还有很多，他必须谨慎应对。
首先就是大义名分的问题，为了师出有名，司马懿必须得到朝廷的背书。
可如今曹芳正在曹爽的控制之下，司马懿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控制身居永宁宫的郭太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便是司马懿聚兵司马门的原因。司马门是王宫的外门，这样一来待部队集结完毕，便可第一时间进入宫城。
这个任务便交给了司马昭，据《晋书》记载，他在政变中负责的事就是“帅众卫二宫”。
所谓二宫，一般指的是皇帝与太子。不过此时曹芳年幼尚无子嗣，因此二宫指的自然是郭太后了。司马昭率军护卫郭太后，实际上是逼她下旨，让这次政变具备一定的合法性。
之前曹爽为了专权，将郭太后迁至永宁宫，实为软禁，二人关系必然不睦。如今司马懿起事正是针对曹爽，想必郭太后心中并不反感。再加上郭太后之弟甄德先后娶了司马师和司马昭的女儿，郭氏与司马氏有一定的姻亲关系，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挟制郭太后，是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走的第一招妙棋。即使曹爽以天子之名宣布司马懿叛逆，他也可以以太后的名义与之抗衡。
接下来，就是如何迅速控制洛阳城了。
正如我们在曹魏禁军那一节中分析的那样，曹爽已经掌握了禁军中绝大多数力量。这次去拜谒高平陵，他肯定会带走其中的大部分。因为在他的两个弟弟中领军曹羲和武卫将军曹训随之一同出城后，洛阳无人主事，留下太多禁军就等于便宜了潜在对手。
只不过曹爽万万想不到的是，正是他这样的安排给了司马懿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时在洛阳城内，司马懿应该是有绝对优势的。除了司马师暗中招募的三千死士，以他中护军的身份，想必能控制洛阳留守的少数禁军，而司马懿和司马孚的府中应该也有少量家兵。这样合计下来，司马懿能够调动的总兵力预计在五千人左右。
虽说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但用人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实际部署起来仍然显得捉襟见肘。
除了控制宫城，司马懿还必须守好洛阳各大城门，防止城中的人出逃并向曹爽报信。但洛阳城太大，仅让自己的亲党守城是不现实的。因此，大概率只能依仗原本的城门守军，只是不能将政变的实情告诉他们。
如此一来，城门处的防备势必会出现疏漏。而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点，司马懿在不久后遇到了一个大麻烦，这是后话。
另外，司马懿也不能困守洛阳，因为一旦曹爽回师，当皇帝曹芳出现在洛阳城下时，洛阳守军慑于天威倒戈投降也并非不可能，他们的态度必然是摇摆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司马懿做出的部署是屯兵洛水浮桥，阻止曹爽回军。如此一来，将曹爽阻挡在洛水对岸，便可高枕无忧。因为司马懿可以将守卫浮桥的士兵全部安排成自己的亲党，这样司马懿才算勉强解决了兵力不足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则是部队的武装。以死士和家兵为核心的部队，是很难与曹爽麾下的正规军相抗衡的，因此将他们以朝廷的制式装备武装起来是必需的。
此时，曹爽的部队很可能武器也并不充足。据《汉书》记载，当年西汉执金吾毌将隆曾上奏说：“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在距寇，亦赐武库兵。”可见按照传统，只有朝廷出征时才会发放兵器。
后来，桓范曾对曹爽说：“许昌别库，足相被假。”他希望曹爽率军去许昌进行武装，足以证明曹爽所带的禁军只是一支仪仗队。
如能抢先武装起来，便能在未来的斗争中占得先机。虽然按他的规划，和曹爽兵戎相见是万不得已的，但司马懿不得不做万全的准备。于是，他决定亲自带队夺取武库。
曹爽对此并不是完全没有防备，他将自己的大将军府设在通向武库的必经之路上。而大府中还设有高楼，楼上驻有弓弩手，任何可疑之人从门外经过都会遭到射击。
据《魏晋世语》记载，当司马懿率军经过大将军府门前时，见此情状惊惧不已的曹爽之妻询问帐下督严世道：“大将军在外，如今有兵作乱，该当如何？”
严世回答道：“夫人勿忧。”随即登上门楼，持弓便欲射击，司马懿也迎来了最危险的时刻。
然而司马懿却心如止水，他很可能早有准备，否则为何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呢？
只见守将孙谦在严世身后拉住了他，并说道：“天下事未可知。”就这样“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发”。孙谦连续阻止了三次，司马懿最终安全通过。
这个孙谦有可能是司马懿安排好的内线，倘若他只是想左右逢源，一旦司马懿最终失败，他的结局必然凄惨。
至于其他地方，比如曹爽及其亲信的府第，虽然将其攻占后能达到控制人质的效果，但那样一来，必然要花费更多时日。如今司马懿必须和曹爽抢时间，因此好钢还得用在刀刃上。
把有限的兵力集中于武库、宫城和洛水浮桥这样的关键地点，足见司马懿部署的周密以及他对全局的把控，他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绝非偶然。
待一切部署全部实现后，司马懿便以郭太后的名义对自己的行动进行了解释。
在奏书中，司马懿先指出“二祖亦属臣以后事”。他摆出了自己托孤大臣的身份，“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申明匡扶社稷是他的责任。
紧接着，他列举了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僣拟，外专威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根据槃互，纵恣日甚”的种种罪状。
但这并不是最有杀伤力的，随后司马懿笔锋一转，突然指出曹爽勾结黄门张当“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责曹爽有谋逆的嫌疑；二是明确了他与郭太后的矛盾，使其只有与司马懿合作这一种选择。
最后，司马懿表明了自己的行动是奉太后懿旨。他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免去曹爽及其兄弟的兵权，让他们仍可“以侯就第”，以示自己没有更多野心。
如此一来，政变不仅具备了合法性，还不会因为太过剧烈而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然，这只是表面说辞罢了。
到此为止，司马懿基本已经成功了百分之九十。前些年，在与吴、蜀两国的对抗中，他清楚地看到了曹爽集团的致命弱点，他们不擅长军事，也不敢打硬仗。曹爽及其党羽中虽然也不乏有才干之人，但他们终归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大风大浪。如今突遭变故，他们在巨大的心理落差之下，极有可能无所适从。他们只是看似强大实则软弱，根本不敢挺身一战。
司马懿一生看人极为精准，狡诈如孟达，智慧如孔明，狂妄如公孙渊，他都准确抓住了他们的弱点，最终战胜了对手。这一次，他也将曹爽看得通透。当胜利近在眼前的时候，司马懿却遭遇了一个重大危机。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个人。
俗话说，种善因，得善果。此时，曹爽并未完全走上绝路，当初对桓范的礼遇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
司马懿知道桓范的才能，于是打算拉拢他，让他接替曹羲做中领军。
作为一个聪明人，桓范自然知道，在这件事上真正的叛逆之人是司马懿。他的内心中大概率也犹豫过，出于理智，他并不看好曹爽，毕竟全族的身家性命都取决于他所做的抉择。因此，他一度想要接受司马懿伸出的橄榄枝，但后来其子的劝阻还是令他改了主意。
据《魏略》记载，当时他的儿子提出“车驾在外，不如南出”，这让桓范犹豫了起来。
思来想去，桓范觉得儿子言之有理，司马懿没有掌控皇帝确实是一大隐患，最终他决定一搏。
司马懿兵力不足的弱点在这一刻得到了体现，当时城门守将司蕃是桓范故吏，于是他得以出城，随后一路向曹爽大营赶去。
眼下曹爽正惶惶不可终日，除了在伊水之南安营扎寨，毫无作为。
他的人生太顺利了，所以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其实此时无所作为是最不正确的，因为司马懿是有所准备的，对方已经拿出了太后的诏书并宣示天下，久而久之曹爽就成了板上钉钉的叛逆。
面对如此局面，曹爽应该以曹芳的名义发出诏书，宣布司马懿谋反。这样，他才能让自己拥有大义名分，但他竟然连曹芳都没通知。
这时候救命稻草来了，桓范冒死前来点醒他，让他不要绝望，因为事情大有可为。
这个道理再浅显不过了，曹爽身居高位，一旦失败就绝不可能善终，不该抱有幻想。目前的出路就在许昌，而成事的关键在于皇帝。因此，桓范建议曹爽“以天子诣许昌，征四方以自辅”。
许昌是朝廷故都，武器兵马都是充足的。到了那里，以天子名义下诏勤王讨伐司马懿，必然应者众多。而且他还带着大司农的官印，可以凭此征调军粮，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桓范之所以提出这个方案，大概是因为曹魏的质任制度。
所谓质任，就是兵将出征时，要将家眷留在后方作为人质。
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对此总结说：“魏制，凡遣将帅，皆留其家以为质任。”
当时曹爽手下禁军的家眷都在洛阳，必然被司马懿所控制，因此这支部队已经不可用了，他们军心已散，失去了反攻洛阳的能力。他们必须去许昌重新招募军队，才有和司马懿抗衡的可能。
桓范给出的方案确实是当下的最优解，也让司马懿遇到了潜在的大麻烦。
当初桓范刚刚出逃的时候，司马懿就表示过担忧，但蒋济却认为无须多虑，因为“驽马恋栈豆”。在他看来，曹爽是一匹劣马，贪恋马厩里的饲料，因此肯定不会接受桓范的建议而会选择投降。
其实蒋济所说并无根据，曹爽毕竟掌权十年，对于品尝过至尊权力滋味的人来说，他们都是极端自私的，自己的权势和性命才是最宝贵的。除此之外，一切都可以舍弃，包括家人。
这时候司马懿的担忧才是最有道理的，这也是他比蒋济高明的地方。司马懿和曹爽的交锋，实际上就是心理层面的博弈。
作为一名心战高手，他很清楚曹爽这类人的心理诉求，他最想要的是权势，其次是富贵，底线是性命。
之前稳坐钓鱼台，是因为司马懿料定曹爽不敢和他交锋，曹爽会觉得一旦正式开战，战败的后果比投降严重得多。投降虽然会丢掉权势，但能保住性命，甚至富贵，尽管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但是桓范不愧是司马懿眼中的“智囊”，他的价值胜过千军万马，他已经跟曹爽将利害剖析得明明白白。
曹爽并不愚蠢，桓范给出的方案他一定是动心了的。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司马懿要想赢得最终的胜利将困难得多。
司马懿清楚桓范出逃是个巨大的威胁，他不会像蒋济那样盲目乐观。已经走到这一步，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为了赢得胜利，他使出了最后一招，让许允、陈泰和尹大目去告诉曹爽，对他的处理仅仅是免官，并以洛水为誓。
其中许允和夏侯玄交好，陈泰是司空陈群之子，出身名门，让这两个人去劝曹爽，他们在私交和身份方面都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而尹大目则是曹爽的亲信，再加上以洛水为誓，曹爽最终还是动摇了。有这么多人担保，不由得曹爽不信。
曹爽的心路历程大概就是这样，在他的三个期望中，保住权势是一，保住富贵是二，保住性命是三。
在第一阶段，他的心中是恐惧的，他惧怕与司马懿交战，毕竟自己不是司马懿的对手。这时候投降在他心里是首选，因为能保三争二。
在第二阶段，由于桓范的到来，曹爽内心逐渐明朗。他明白了一个事实，投降大概率没有好下场，抵抗反而有一线生机，甚至自己还有优势。所以，这时候他心中应该是更倾向抵抗，因为投降可能连三个期望中的底线都达不到。
在第三阶段，随着指洛水为誓，曹爽的心理又起了变化。此时，抵抗交战虽然可能争一，但也可能连三都不保，而投降大概率能保住二。他这样盘算着，最终走向了死亡。
这一点，曹爽自己说得明明白白。据《魏氏春秋》记载，他表示，“我不失作富家翁”。可见只要能令曹爽有了一定的安全感，他就不愿冒任何风险。
曹爽的反应令桓范痛心疾首，他痛哭道：“曹子丹（曹真）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
意思是，曹真英雄一世，却生出你们这样蠢笨如猪的儿子，我就要被你们牵连灭族了。
然而这只是桓范绝望之下无力的嘶吼罢了，曹爽的心理已经完全被司马懿所拿捏，他根本毫无胜算。
那么我们来试想一下，倘若曹爽听从桓范的意见去许昌下诏勤王，最后将鹿死谁手呢？
其实最终胜利者基本仍然是司马懿，曹爽一边缺乏擅长军事的人才。这时候，曹魏比较善战的将领如郭淮、邓艾、孙礼等都是亲近司马懿的人。
曹爽这几年倒行逆施，大失人心，即使他控制着皇帝，恐怕也会有很多人作壁上观，不愿支持他。
而司马懿的风评一直都是很好的，比如：孙礼认为司马懿“齐踪伊、吕”；王凌之子王广也说司马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给予其高度评价；即使是司马氏的敌人毌丘俭，后来他发动叛乱的时候也只是斥责司马师，对司马懿则是大加夸赞。
由此可见，在舆论方面，司马懿有着明显的优势。
司马懿凭借出色的心战手段以及兵学思想取得了这场持续十年的艰苦斗争的最终胜利。他巧于观察，找到了曹爽集团的致命弱点，从而处处占据主动；他妙于伪装，以出色的演技骗过对手，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他长于谋划，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略，一击致命；他精于人心，准确拿捏住曹爽的心理变化，戏之如同小儿。
曹爽集团作为政治斗争失败的一方，即将迎来凄惨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