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2月14日，周总理和驻越南大使王幼平一起陪同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到南京、杭州考察。工作间隙，两人从当前的工作聊到了过去的革命岁月，还聊到长征、西安事变……
周恩来
当王幼平谈到他曾做过东北军被俘高官高福源的工作时，总理一愣，谈话突然停止了，他问王幼平，你是怎么知道高福源的？王幼平说，他当时根据党的指示做高福源被俘期间工作。
周恩来听后很激动，说：“此人贡献很大，我们同张学良及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很可惜，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后，东北军内部出现了问题，他和67军王以哲军长同时遇难，很可惜。”之后，周总理就指示王幼平，想办法了解高福源的家中还有没有遗属，应予以关照。
王幼平
王幼平见周总理谈到此人时如此激动，也深受触动，他向总理表态，一定设法完成任务。受领任务后，王幼平就开始发动一切关系来寻找。直到20年后的1980年3月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查找到了高福源的家人。
那么，高福源是谁呢？一个东北军的被俘军官，周总理为什么如此关心呢？
看过电影《西安事变》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印象：一位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的将领，当张学良决定枪毙他时，他毫无惧色，哭谏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正义凛然地慷慨陈词：“只要您能改弦更张，我死而无怨。”
这个哭谏张学良的人就是高福源。
高福源唯一留存的便装照
高福源，祖籍河北盐山县，1901年出生在辽宁营口县博洛铺乡马家屯村。清顺治年间，举家逃荒至东北落户。他的父亲高玉麟曾在袁世凯的部队任过骑兵营管带（营长），高福源十岁时随父亲到绥远，曾在北京汇文中学、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后，他深感国家内忧外患，遂投笔从戎。并于1923年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和后来我军的著名将领吕正操是同期同学。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他被任命为中校团副，本想和日寇决一死战，但因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随部队退入关内。
1933年3月，高福源任东北军王以哲67军的上校参谋处长。之后，改任107师619团团长。
东北丢失，张学良替蒋介石扛下了所有，为平民愤，被迫下野，之后被蒋介石派出国考察。张学良出国后，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并不受蒋介石节制，纷纷要求张学良回国指挥东北军。
张学良
蒋介石无奈，电令张学良回国。张学良回国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1935年春将67军由廊坊调驻河南信阳、潢川、商城一带。
众所周知，这一带是属于鄂豫皖苏区的地盘，在这里高福源的619团所面对的正是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
红25军是我军历史上的一支非常奇特的军队，这支军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娃娃兵”，平均年龄不足18岁，除了程子华29岁，吴焕先27岁，徐海东34岁外，全军营团干部几乎没有超过20岁的，战士几乎都是清一色十六七岁的少年，还有不少十二三岁的小红军，他们几乎都是在长期的鄂豫皖白色恐怖战斗中，牺牲红军所留下的孤儿，还有已经远赴陕川的红四方面军所留下的子弟。
徐海东
因此，这支队伍，别看年龄不大，战斗力却相当强悍。我军著名的战将如大将徐海东、上将韩先楚、刘震、中将陈先瑞和《亮剑》的原型之一中将王近山均出自于这支英雄的部队。
高福源在商城西南地区第一次和红25军交手，就惨遭失败，之后更是屡战屡败。
1934年11月6日，红25军奉命长征，向陕南、陕北进发。而高福源所部也随67军尾追红军入陕。
两军再次交手是在1935年10月，此时，红25军已经和陕北红军刘志丹部合编为红15军团，军团长是徐海东。这一次，东北军败得更惨。在短短几十天的战斗中，东北军的110师、109师在大小崂山、直罗镇战役中先后被歼灭，师长何中立和牛元峰均被击毙。
其中，10月25日的榆林桥一战中，高福源所率领的107师619团4个营（含临时指挥621团的1个营），被红15军团一举吃掉，团长高福源受伤被俘。
榆林桥及其附近原东北军高福源的驻地遗址
仗打到这个份上，东北军的部分将领开始陷入反思。
东北军跟着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从鄂豫皖苏区到陕西，一路打一路输，不仅损兵折将，自己又背井离乡。自己的家乡东北被日本人侵略蹂躏，父老乡亲在日军的铁蹄下受苦受难。自己却在远离家乡的陕西帮助蒋介石打红军。
中国不打日本人，却在这里打中国人。亲身感受到国破家亡痛苦的东北军广大官兵，此时开始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对蒋介石开始强烈不满。
自从与红军作战的一年多以来，让张学良深刻领悟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是消灭不了的，若继续内战，不仅损伤国力，丧失民心，还给日寇侵吞中国领土以可乘之机，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也将在内战中消耗殆尽。
此时，日军也加快了侵华节奏，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热烈响应。现实让张学良认识到，只有联共抗日，才能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才能洗去不抵抗的屈辱罪名。
东北军
此时，我党也在几次胜利后，逐步注重开展对东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争取东北军抗日，红军对东北军的俘虏，非常优待，生活水平甚至比红军还高，负伤的都能得到精心医治。还带他们参观红军的训练、工作、生活环境，各级干部还亲自给他们讲形势，讲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要调转枪口，一致对外。
对俘虏的教育转化，是通过参观、授课和讨论等形式，来启发他们的自觉的。后来，这些人，除了愿意留在红军中的之外，有两千多人先后被释放，他们回到原部队后都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高福源是被俘的高级干部，我党自然特别对待。于是，派出时任军委干部团上干队支部委员的王幼平专门负责做高福源的工作。
王幼平把高福源送到瓦窑堡参加东北军军官学习班，安排他担任班长，并给了他一些我党和红军抗日救国学习材料。这些材料高福源感觉非常新鲜，读起来如饥似渴。
我党的《八一宣言》，他竟读了很多遍。宣言里的抗日主张，共产党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使长期受蒋介石蒙蔽的高福源，茅塞顿开，如大梦初醒。当初被俘时的恐惧烟消云散，成为学习的积极分子。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尤其是周恩来亲自到学习班给大家作的报告，深入分析了抗日的道理，号召全体东北军官兵和共产党一起去抗日，使高福源深受鼓舞和启发。
他决定返回东北军，把所见所闻带到东北军去，他想去做通张学良的工作，联共抗日！于是，在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接见他时，他表达了想回去说服东北军官兵和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想法。
李克农在请示中央后，得到中央的批准。1935年12月的一个晚上，中央派保卫局特派员萧赤带领一个骑兵班，将高福源护送了回去。
李克农
高福源回去后，由于他还摸不清67军军长王以哲的真实想法，于是他先让自己的好友67军参谋处长佟道代为转达了一封信，信中他详细叙述了自己被俘后的一些经历，以及红军愿意协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意愿。还表达了他想见王以哲。
当时，王以哲正在奉张学良之命，想方设法与红军沟通关系。正愁没有门路时，来了高福源，于是他令佟道将高福源秘密接回洛川。
高福源回到洛川以后，与王以哲和67军参谋长赵镇藩进行一次长谈，然后密电张学良。第二天，张学良就飞到洛川。高福源见到了张学良，《西安事变》电影中高福源哭谏的情节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只不过真实的历史是张学良并未责怪高福源，而是认真听了他的陈述。高福源先是介绍了共产党的联共抗日方针，指出当下联合共产党抗日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张学良最终采纳了高福源的意见，命他立即返回苏区，派一名红军代表正式与东北军谈。
至此，高福源的人生高光时刻开始来临，他的功绩也正体现在这一历史时段。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返回苏区，向党中央作了汇报，递交了张学良的亲笔信。25日，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前往洛川与张学良会谈，但因张学良临时去南京开会，未能见面。
3月3日，张学良回到西安，4日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张学良希望与毛泽东或周恩来会晤。3月16日，中央派周恩来、李克农全权代表中央到延安（当时叫肤施）和张学良会晤。
张学良与周恩来（剧照）
4月9日，双方在延安城内举行了友好会谈，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多项协议。还建立了电台联系。
此后，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断深化，红军为东北军做抗日宣传教育，东北军为红军提供大量急需物资，武器弹药、药品等。当时邓小平正在生病，这批药品也为治好他的病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高福源留在了张学良处继续做与红军的联络工作。不久，张学良还将高福源提升为105师的少将旅长。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高福源经常向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他用自己的地道的东北话，切身的感受，一次次引起东北军官兵的共鸣。在此期间，高福源悄悄加入了共产党。
张学良通过与共产党的深入接触，了解了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才是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之后，他数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却遭到蒋的断然拒绝。于是他心一横，和率领西北军的杨虎城一起发动了“兵谏”，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时被扣留。此时的东北军群龙无首，在如何救出张学良这一问题上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以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包括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人称东北军“三剑客”）少壮派主张对南京动武，抢回张学良；东北军元老67军军长王以哲为主的主和派主张通过和谈解决。两派矛盾异常尖锐，最终酿成了惨案。
1937年2月2日，孙铭九带人杀害了王以哲。枪杀事件发生后不久，缪澄流军长曾派人追拿孙铭九等人，但没成功。而开枪枪杀王以哲的于连长，后被密令处死。史称“二二事件”。
孙铭九
自己的上司被杀，67军105师师长刘多荃非常悲痛。他仅是听密报说，杀王以哲军长时，时任旅长的高福源就在粉巷负责指挥，于是决定除掉高福源。
刘多荃，辽宁凤城人，是高福源的顶头上司。
刘多荃密令高福源的部下、二团团长葛晏春诱杀了高福源。葛领命后，假意邀请高福源来家里赴宴。1937年2月4日这天，高福源来到葛团长家，一进会客厅，葛就向他开了一枪，高当时未倒下，大声询问葛为何要这样做，葛也不作答，又开了第二枪、第三枪……
可惜时年35岁的高福源，我党的秘密共产党员，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之下。
高福源真的参加枪杀王以哲了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后多年叶剑英证实，王以哲其实是我党的地下党员，而高福源是共产党员，又是我党的密使，高福源怎么会杀害他呢。还有，撇开这些，王以哲和高福源一直私交很好，交往颇深，更不会动手杀了自己的朋友。
历史就是这样开了一个大玩笑，刘多荃在一念之间，把一个抗日名将，一个共产党的重要密使，葬送在了自己的枪口之下。
刘多荃
解放后，杀害高福源的葛晏春后来在兰州一个军事学校任教，就是因为他杀害了高福源，彭德怀没有同意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这是后话。
高福源被杀害的消息传到北平，高福源的夫人许芝瑶在报纸上惊闻这个噩耗，犹如晴天霹雳。高福源的二夫人承受不了失夫之痛，吞金自杀。许芝瑶第二天就带着其他家人匆匆奔赴西安。当时，高福源的遗体被放在一个旧庙里，只见阴暗的正殿中放了一口棺材，许芝瑶在同来的堂弟高福洪的协助下，打开棺材，棺内之人正是高福源，全家人扶棺痛哭不起。
这时，悄悄来了一名军人，是高福源原来的副官马绍周。他劝许芝瑶，赶紧将高福源埋葬要紧，这里有一伙人十分仇视高旅长，有可能会加害于你们。
随后，在副官的帮助下，许芝瑶、高福洪他们将棺材抬到西安东城墙外一个城垛附近，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一米左右的坑，草草将高福源安葬了。高福洪概略记下了周围的景物特征，并丈量了坟墓与城墙的距离（大约十三步），以便以后来找。
这些也为45年后寻找高福源的遗骸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此后，为生活所迫，许芝瑶带着两个儿子和堂弟高福洪辗转河南、湖南、四川等地，后来又回到东北。
许芝瑶于1964年9月在长春病逝，直到最后她都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因何而死的，只是觉得死得太凄惨、太意外。她交代自己孩子，将高福源的一张便装照留下，不要再烧了，因为其他军装照片都被迫烧光了。
高福源
高福源有两个儿子，长子高本荣在1939年3月考取了空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1942年曾到美国进行一年多飞行训练。1943年在印度编入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大队，年底回国参战。1944年1月18日，在喜马拉雅山一带执行作战任务时，不幸壮烈殉国。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空军
次子高本堂（又名高杰），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报务员，解放后在长春第三货运公司当工人。自己的母亲都不知道父亲高福源怎么死的，他更是无从知晓。
1980年3月的一天，沈阳市政协的王建华来到了高本堂所在第三货运公司，握着高本堂手高兴地说：“高本堂同志，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正当高本堂一脸疑惑的时候，王建华向他传达了邓颖超和吕正操等人关心和挂念，并给了他一张1980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文章的标题是《怀念周总理》，作者是吕正操。文中说周恩来在不同场合说过这个东北军被俘团长高福源，文中还详细介绍了高福源的历史功绩。文章最后说，周恩来和邓大姐多次打听他的家属、子女下落，但一直都没有找到，总理深感遗憾……
周恩来
读至此处，已经55岁的高本堂泪眼模糊，捧着报纸的双手不住地颤抖……原来自己的父亲为党和国家还做过这么大的贡献……
高本堂有四子一女。1981年，高福源在党和周总理关怀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高本堂随即就被转为科室干部，后来又被选为长春市政协委员。
长春市不仅给高本堂妥善安置了工作，还在住房，子女就业上给予了照顾。
随后，中央统战部准备在“纪念西安事变四十五周”之前找到高福源的遗骸。1982年10月开始，在高福源的堂弟高福洪的协助下，展开对遗骸的挖掘工作，但是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45年。当年草草埋葬烈士的地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日的西安城墙东门成了西安事变纪念地
但是中央统战部坚定了决心，一定要找到。在统战部的坚持和西安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终于在12月7日这天找到了高福源的遗骸。
之所以最终能确定遗骸就是高福源烈士的，除了位置差不多外，还有三个特征比较吻合，一是身高约一米八，高福源身高一米八几；二是根据牙齿判断，年龄三十多岁，高福源牺牲时35岁；三是衣扣为黄铜扣，当时东北军的军装衣扣就是黄铜扣，而一般老百姓都是布疙瘩扣。所以，确认他就是高福源无疑。
1983年1月22日，经家属同意，高福源的遗骸火化后，在西安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高福源的后代没有想到的是，高福源牺牲40多年后还被政府追认为烈士，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周总理一直想着这位有贡献的国民党俘虏，还惦记着他的后人。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凡是对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都永远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