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钱行出生在北平。1930年秋，36岁的钱穆先生辞去苏州中学教职，携夫人张一贯北上，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让他一举成名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即于这一年发表在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学报》第七期上。随后，钱穆在顾颉刚的鼎力举荐下来到北平任教。这位自学成才的读书人，幼年因家贫，中学未毕业就做了乡村小学教师，从小学一直教到大学。教书育人近八十年，终身不仕。
两年后钱行出生时，父亲已是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同时在清华兼课。当时的北大名师云集，钱穆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钱穆的讲堂设在北大梯形礼堂，前来旁听的各系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钱穆自言，每堂讲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拙、钱行、钱逊、钱易相继出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钱穆随校南迁，夫人和子女们本来准备稍后到西南联大与钱穆会合，由于战事不断扩大，未能成行。1939年，母亲带着孩子们回到故乡苏州。抗战胜利后，父亲钱穆一度回到家乡，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母亲和子女们则一直住在苏州。
整个抗战时期，父亲在内地，子女们和母亲在苏州。1949年，父亲背井离乡时，长兄钱拙18岁，最小的钱辉才9岁。他们和父亲的接触远不如堂兄钱伟长多。钱伟长跟着叔叔钱穆从苏州中学读到了北大，又在他的帮助下出国深造。
儿子对父亲的了解和亲近，是从读父亲的书开始的。父亲离开家时，钱行是高中生，1980年再次见面，钱行已年近50，父亲钱穆已经86岁。一别30余年，其间隔着的不仅是漫长的时间，还有大相径庭的环境和人生经历。年少时，钱行并没有读过父亲的书。追求进步的他和他的兄弟们，当年对父亲所研究的传统文化不以为然。
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点到了华侨大学教授钱穆的名字。从这一天起，在大陆钱穆成为了反动文人的代名词。针对美国政府发表的对华“白皮书”，毛泽东连续发表五篇评论文章（发表时署名为新华社特约评论员），其中在8月14日发表的那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点了三个文人的名字：“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做儿子的学习了这篇文章，认为父亲没有觉悟。钱穆先生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来信让他们去香港读书，钱行不去，还从报上剪下这篇文章寄去，表明态度。
被这样在政治上定位，钱穆颇不能释怀。1950年秋，钱穆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写到，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
钱穆颇得蒋介石尊重，蒋介石曾问过钱穆，为什么不从政。钱穆说，读书人一定关心政治，但我不愿从政。据钱穆晚年的学生辛意云回忆说，他引用论语中的话说，“先生敬理，人以为谄矣”，先生所有事情都以理表达，人家还以为先生是谄媚。先生大笑说，不错，你论语读得不错。
钱穆主张中国人对本国的历史与文化应抱有温情与敬意，不应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他在抗战期间完成的《国史大纲》，不但是近代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著作，而且表达了一种坚定自信的文化史观，主张从国史的学习辨识中寻求抗战救亡之道，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
1980年，和久别的父亲再次相见之后，钱行开始读父亲的书。
关于父子当年的分歧，1980和1984年虽有两次见面，做儿子的竟也未曾当面给父亲一个交代。钱行说，这还是由于当年的认识所限。即使在1980年代，他经历了“文革”和下放，对历史应该已有不同的认识，但未认真读过父亲的书，仍旧不能接近他的思想。1990年钱穆先生逝世，钱行写了一篇文章《最后的孝心》，决定“认真读一些父亲的书，依其道而行，以赎不孝之罪于万一”。
父亲逝世的次年，继母钱胡美琦在台湾《联合报》上，写了一篇《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说到1984年父亲和子女们在香港相见的事。大意是说，父子儿孙相聚，盼望能给宾四带来些安慰，但他总显得情绪落寞。他认为“当年父子异途，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需作何解说”。可是时至今天，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话交代？“他要知道，分别几十年后的今天，儿子们早脱离了不成熟的中学生时代，对他这个父亲又是如何看法？”钱行回忆说，当年“见不及此，没有对父亲做他希望的交代”。悔之晚矣。
70岁时，他开始接触网络，以笔名“毕明迩”在天涯“闲闲书话”发表文章，以普通读者身份发表读钱穆先生著作的感想。80岁时，他将这些年写的文章结集，出版了《思亲补读录》。书中涉及父子生活的内容仅有只鳞片羽，主要是读书随笔。他希望这本书能引导读者，进而阅读父亲的书———就像他多年来在网络上所做的那样。
如今，钱穆先生归葬苏州太湖之滨。他和他的儿女们，几乎从未这样长久地接近。而钱行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也日渐在心灵上走近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