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军阀，1923年巅峰时期吴佩孚，为何没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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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凭着“常胜将军”的盛名，掌握了直系最多的权力与兵力，顾盼自雄。吴佩孚早在直皖战争后，曾通电召开“自决主义”的“国民大会”，想驱除徐世昌，建立以其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却因日本、张作霖以及曹锟和其他势力的抵制，未能实现。

直奉战争后，他又打起他曾经反对过的“武力统一”的旗号，建立一个以直系为中心的北洋政府。

1、吴佩孚的辉煌顶点

1923年3月，吴佩孚在洛阳召开了直系将领军事会议，会上，他公开提出了“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

并联合直、鲁、豫、晋、陕、甘、苏、皖、赣、鄂10省，以图巩固北方门户，统一全国。吴佩孚表示要“龙泉剑斩血汪洋，千里直趋黄河黄”，表达自己“武力统一”的决心。

他一方面大规模地秣马厉兵，积极准备打到东北去，对付要向他报仇的奉系张作霖；一方面要把势力伸向南方，联合粤系陈炯明，破坏孙中山的北伐，并指使孙传芳、沈鸿英、杨森等，攻克闽、粤、川、湘等地。

通过在洛阳练兵，这个时期吴佩孚能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有：

驻守洛阳的第三师、驻守武汉的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驻守宜昌的王汝勤的第八师、驻守潼关的阎治堂的第二十师、驻守郑州的靳云鹗的第十四师、驻守开封的杨清臣的第二十师、驻守河南境内的田维勤的第二十六混成旅。听他调遣的有驻守顺德的胡景翼陕军第一师等，合计拥兵10万。这是他一生中直接拥有武力最多最强的时期。

此时，直系的势力急剧扩大，由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从全国范围来看，有能力并且敢于同直系势力抗衡的力量，在北方主要是处于山海关外的奉系张作霖；在南方主要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国民政府和孤立在华东的皖系残余势力、盘踞浙江的卢永祥。

张作霖在被直系打败后，退到关外，加紧整顿军备，想东山再起。

浙江的卢永祥，由于势单力孤，又处于直系势力的包围之中，急需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出路。

广东的孙中山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革命，积极准备北伐曹、吴。吴佩孚的战略方针，就是以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被直系控制的广大地区为依托，以洛阳为大本营，加紧实施“武力统一”的战略构想。

在洛阳，兵营的扩建已经完成，公署也得到进一步充实并进行了调整，有着规模庞大的办事机构。除了军需、执法、参谋、军械、政务、教育、交际、副官等八大处外，还设立了咨议厅，内有1000多人以备顾问、咨议和差遣。

公署的军费开支每月高达78万多两白银。洛阳实际上已成为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在洛阳，北洋政府官员以及外国的一些军政要人，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经常奔走于此，而且洛阳还常驻有各省代表。

1923年4月，是吴佩孚五十寿辰。为讨好吴，到洛阳为吴祝寿者竟达六七百人之多。甚至康有为为了达到复辟清室的目的，幻想“文武两圣珠联璧合”，也赶到洛阳并向吴献上自己亲手撰写的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这时，吴佩孚踌躇满志，大有天下莫敌的气概。

2、张作霖的秣马厉兵

在对付奉系张作霖方面，吴佩孚采取了重点设防，待机出击的策略。

直奉战争后，张作霖败退关外。当时吴佩孚很想乘胜追击，直捣奉天，却被曹锟制止。

原因是曹锟考虑到：

第一，东三省有强大的日本势力，张作霖又一向依附于日本，“日本势力所及之处，就是张作霖的安全地带，他是以日本的势力作基础而君临东三省的”。如果继续进兵，日本不会坐视不管。
第二，经过直奉之战，10万直军将士已精疲力尽，急需休整，无力再战。
第三，曹锟想把打击重点先放在与之对抗的南方孙中山革命军和皖系残余方面，然后再出兵关外，统一东北。这就给张作霖一个喘息的机会。

张作霖不甘心失败，卧薪尝胆，“日夜筹划，练兵筹饷，预备复仇”。

他对战争中奉系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决定整军经武，报仇雪耻。他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统一管理军队的整编及人事安排，张作霖自兼统监。

陆军整理处是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凡属部队的整编以及人事的部署和升迁等都由这里主办。除了最高决策由统帅部直接掌握之外，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情，都要通过这里”。它所取得的成绩是突出的。

外国陆军留学生和国内陆大、保定军校等出身的军官，尤其是原籍东北而散在关内各方面担任军职的人，被大量吸引过来。另外，对军校毕业的学生给予应有的重视，并规定各军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团副，全由军校出身的人担任，团长、营长由该团参谋长、团副或讲武学堂的教官充任。张作霖在战争实践中认识到军队的素质对军事行动的胜败有直接作用。

鉴于此，他扩建了陆军东北讲武堂，对军官进行教育和训练。

张作霖自兼堂长，张学良兼总督，并由中、日两个陆大毕业的萧其煊以教育长名义代张学良负责。

张作霖在整军中把三、八旅整编为二、六旅，配备最新式的装备，来作为奉军的示范，旅长分别由张学良和郭松龄担任。为了使军队装备更加优良，张作霖从外国购进大量武器弹药，并创办、扩充东北兵工厂，兵工厂不仅能制造一般的弹药、枪械，而且能制造山炮、野炮。

鉴于在直奉战争中曾受直系空军和海军的威胁，张作霖认识到发展多兵种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他决心建立强大的空军，让张学良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设立航空学校，培养空军人才。

张作霖不惜重金从德、意、法等国购买了一批最新型飞机，成立了空军司令部，东北空军初具规模，空军实力已超过直系。此外，在直奉战争以后，奉系建立起海军。奉系经过两年多的整军经武，使其军事力量大大增强。他们拥有27个步兵旅、5个骑兵旅、2个炮兵旅和1个重炮团，工兵及辎重均附属在各部队，总计兵力有25万人。

在物资基础上，东三省农产丰富，大豆大量出口。张作霖在东北还发行了一种不兑换的奉票。加上日本的经济支持，大批军费开支得到解决。奉系军事力量的增强，对直系已形成威胁，张作霖正寻机出兵关内，报仇雪耻。直奉两军再决雌雄之势不可避免。

奉系的状况，使得直系在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时不得不加以考虑。吴佩孚认为，派兵出关，势必会引起日本的干涉。为了使日本措手不及，吴佩孚确定了“速战速决”战略，来实现其对东北的统一。为实现这一目的，直系部队于1923年3月、4月，连续向赤峰、朝阳、山海关出动，目的在于既能防备奉军入关，又能伏重兵待机而动。

此外，直系还秘密派遣奉籍学兵回东北，加入奉军，以便战争一旦爆发可以里应外合，缩短战时，速战速胜。

3、北伐军的归出

直系“武力统一”的另一个对象是广东的孙中山。为破坏孙中山的北伐，统一广东，直系采取的策略是首先从“内部倒孙”。

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第二次举起护法的旗帜，进行北伐。1922年，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节节胜利，连续攻克赣南各县，对直系在北方的统治造成了直接威胁。孙中山北伐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陈炯明的粤军。

陈炯明恃功而骄，视粤军为其政治资本，无意出兵北伐。在阻止孙中山北伐、巩固自己的统治方面，直系势力和陈炯明是一致的。吴佩孚为达到“内部倒孙”的目的，以两广巡阅使之职引诱陈炯明，要陈炯明在后方发难，制约孙中山。双方经过暗中联络，一拍即合。

6月13日，北伐军攻克赣州时，吴佩孚给陈炯明发去密电，让其立即起兵。这一天，北伐军在北军阵地内查获陈炯明与陈光远相约夹攻北伐军的往来电报。当时，陈炯明已下达总攻击令，炮轰总统府，发动兵变，公开叛变孙中山。孙中山被迫到了上海。

在北伐军入赣和陈炯明叛变之前，遭南北攻击而心存恐惧者，吴过于陈，陈处助吴地位，而吴处求援地位。所以，陈炯明叛变，无疑是替吴出了一次死力——吴取得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直系中央北洋政府”。

在江西的部分北伐军，被陈炯明叛军击败后，正在茫无出路。北伐军将领许崇智曾在福建带过兵，与福建人氏有着历史渊源。

此时福建一些人士对督理李厚基深怀不满，想借助北伐军的力量驱除李厚基。李厚基原系皖系成员，直奉战争后，竭力献媚吴佩孚，以求保全位置，而吴也因“鞭长莫及”收容了他，并把他作为分化皖系和对付广东孙中山的一个爪牙。因此，皖系骂他是忘恩负义之徒。

针对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孙中山同皖系势力建立了反直联盟。北伐军将领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等部同福建部分皖系势力及反对李厚基的势力有过联络，因此，福建民军请求北伐军开进福建。在福建方面的邀请下，北伐军决定由江西会昌向福建武平、上杭进发。

1922年8月21日，北伐军代表胡汉民由会昌到汀州转赴延平，与福建皖系王永泉接洽移防问题。双方达成协议，北伐军驱李后，福建问题交由王永泉主持。9月，这部分北伐军在福建的胜利进军，促使吴佩孚、陈炯明、李厚基联合起来兵分三路围攻北伐军。

吴派第十二师周荫人部进攻会昌陈派尹骥为“援闽”总指挥进驻浔邬；李派第二混成旅旅长王献臣由上杭、武平进驻桂坑，相约在筠门岭会师。在福建民军和北伐军联合力量的打击下，李厚基很快垮台。北伐军在福建有了立足点。

4、吴佩孚攻粤计划的失败

这时国民党人纷纷电请孙中山到福建组织政府，张作霖也派代表到上海劝孙中山出兵江西、湖南，并约卢永祥进攻江苏，同时奉军入关大举反攻。

孙的主要目的在于讨伐陈炯明，认为后患不除，不能出兵北伐。恰在此时，孙中山又得到了重回广东的机会。在孙中山的策动下，和陈炯明有矛盾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以及沈鸿英、刘达庆等联合发动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争。1923年1月，陈被逐出广州。

2月15日，孙中山偕同谭延闿等由上海启程，17日到香港，21日到广州。孙中山在农林试验场成立大元帅府，改称大元帅，不再回任总统。孙中山重申“中国最急最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的思想。

吴佩孚在“内部倒孙”计划失败后，又想通过新的办法来对付孙中山。

首先，直系曹锟命令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孙传芳率领部队开往福建，又调动鲁军张克瑶旅、鄂军寇英杰旅、北洋军胡念先旅，另外还有江西的周荫人、常德盛的两个师进入福建。

同时任命孙传芳、周荫人为“援闽军”正副司令，以达到直接控制福建的目的。

其次，吴佩孚利用桂系的沈鸿英，从内部反对孙中山。

沈鸿英在援鄂战争后被直系收编，他是一个在政治上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在陈炯明军与北伐军混战于江西时，他的部队被吴佩孚调至江西。他绕道湖南，占据了桂林，不久又通过岑春煊的关系，参加了滇、桂军联合发动的“驱陈战争”，并取得了广州、肇庆、北江一带的驻防地，力量也得到了扩大。沈鸿英在广东得势后，同孙中山、吴佩孚都建立了联系，企图进一步得到更多的好处。吴佩孚就利用他这一特点，决定委之以重任，以打击孙中山。

3月20日，北洋政府迫于吴佩孚的压力，下令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同日，又发表孙传芳为福建督理的命令。

这两个命令的发表实际上是向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公开挑战。

4月3日，北洋政府继续任命刘冠雄为闽粤海疆防御使，显然具有调动海军进攻广东的意图。同时，任命洪兆麟为洪威将军兼广东陆军第三师师长，李易标为广惠扩军使，申葆藩为钦廉镇守使。这是把一切反对孙中山的势力集中起来，以便总攻广州的具体表现。

4月16日，沈鸿英果然在吴佩孚的指示下带兵进攻广州。

孙中山向北洋政府提出严厉质问：

“北方阳为言和，阴实迷信武力，且借以懈我之备，言之殊堪痛恨！”

当沈鸿英部队遭到孙中山领导的军事力量痛击时，吴佩孚又调动就近的赣南镇守使、南雄镇守使和刚收编的河南土匪头子樊钟秀等人的部队前往援助。

21日，北洋政府任命洪兆麟为汕头防务督办，叶举为惠威将军，尹骥、李云复、赖世璜、苏世安、杨坤如、翁式亮为广东陆军第五至第十师师长，企图联络陈炯明旧部，撮合陈与沈的合作，共同夹攻广州。

1924年5月，吴佩孚认为内外夹攻广州的条件已经成熟，命令孙传芳率部移驻闽南，给予他进攻广东的指挥权权，想一举拿下广东。可是孙传芳想向浙江发展，无意冒险南征。

6月16日，孙传芳致电曹、吴，愿负平粤责任，并装模作样地大谈进攻广东的战略，但条件是需要军饷300万元、枪弹500万发。北洋政府拿不出这些军饷、军火，因而利用孙传芳进攻广东的意图不得不搁置下来。另外，陈炯明的旧部见无北军支援，也不敢单独用兵。随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吴佩孚的攻粤计划也破灭了。

5、经营东南、西南的失败

在对付浙江卢永祥方面，吴佩孚采取用兵包围予以牵制的策略。

直皖战争后，皖系的残余卢永祥仍占据着浙江和上海，手里面还掌握着北洋军第四、第十两个师的兵力，可算得上一个实力派人物。在卢永祥控制的地盘之外，如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四省都为直系势力所控制。为了在被直系势力所包围的不利环境中求得生存，他同奉系张作霖建立联系，并发表“浙江境内不受任何方面干犯”的声明。这一举动，引起直系将领的极大不满。尤其是江苏督理齐燮元垂涎于上海的税收和鸦片烟土的收入，把卢永祥视为眼中钉。

直系战胜奉系后，齐燮元主张乘战胜之余威，铲除皖系在浙江、上海的残余势力，免留后患。他曾几次电请曹、吴，准备联合孙传芳共同出兵浙江。但是，齐燮元的攻浙计划并没有实现，江浙和平公约却于1923年8月成立了。

这一变化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吴佩孚对卢暂时采取“和皖”政策。吴认为，当前的主要敌人是南方的孙中山和北方的奉张，而且福建问题也没有解决，如果进攻浙江必定要分散兵力。对浙江应先将之包围，时机成熟后，再出兵讨伐，南北夹击，一举攻下浙江和上海。

尽管吴佩孚的“和皖”政策同齐的攻浙计划相冲突，但齐也无可奈何。此后，他就暗中组织苏、皖、赣、闽四省同盟，准备在适当时期执行其计划。

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也指向西南各省。

他曾公开说：“西南是块烂肉，不可不除。”湖南由于仍然保持省宪的外壳，自居超然地位，有碍于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因此，吴佩孚设法压迫湖南取消省宪。他派岳州人葛应龙以军务处长名义，主持岳州行营事务，从中对湖南的自治运动进行破坏。葛唆使岳州各团体通电反对省宪法，并且和岳州行营军法处长谭道南在长沙的天乐居旅舍组织破坏省宪机关，联络社会各界，公开散发反对省宪的传单。

吴还派湘籍政客刘揆一到湖南游说，把省宪说成是阻碍南北统一的工具，应该将它抛弃。

吴还通过葛应龙拉拢湖南军官，孤立赵恒惕，压迫湖南取消省宪。

后来，由于直奉战争即将爆发，吴对湖南的压力减弱了。

在川黔桂方面，他为鄂西的杨森提供军械饷项，并派兵帮助杨森反攻四川。为了控制云南，他通过川军刘湘招罗云南失意军人，伺机策动云南内部发生变化，然后里应外合。他策动黔军军官袁祖铭攻占贵阳，夺取贵州政权。吴佩孚还通过扶植桂系陆荣廷来平定广西，进攻广东。但这一系列计划因直奉大战而最终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