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中出现了很多国学大师，他们宣称学了国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大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气势。有网友戏称“国学大师比国学都要热。”其实，国学热从很早就开始了，“百家讲坛”、高校新设的“国学院”，都是国学热的体现。
而人们之所以反感当下的国学热，并不是讨厌国学，而是讨厌“学国学，能解决一切”的夸大口吻，反感用国学背后的传统文化，来对峙代表发展的现代文化。
事实上，当下很多问题的原因，不是“过度现代化”，而是“文化现代化”遇到了阻碍。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如果不了解“文化现代化”的阻碍，很难正确地进行判断、面对变局。
但好在，殷海光为我们总结了文化现代化的三大阻碍，为我们正视、思考、推进中国的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进路。
阻碍一
不重视自由
现代文化，有很多重要的价值，如平等、法治、民主等等。但如果只选择一个的话，非自由莫属。
甚至以“民主”闻名的托克维尔认为，自由比民主更重要，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意识到自由的重要性，那很有可能为了形式上的民主，而丢失了自由，这是很多“民主退潮”国家的通病。
在西方的古希腊传统中，可没有什么“必须遵从”的权威。比如，古希腊的神庙只是神用来暂住几天的地方，古希腊的神也不像其他文明中的神那样高高在上，他们的格和人差不多，还有着和人一样的缺点，甚至大名鼎鼎的特洛伊战争便是源于神的“捣鬼”。正因古希腊的神和宗教不那么高高在上，没有和人之间划出森严的壁垒，西方才有广阔的空间去追求自由。
但中国却一直缺少自由地内核。殷海光认为，中国始终有一种“圣化”的倾向，导致了对自由的压迫。读书要读圣典，越远古越重要；改变是违圣教，王安石变法失败就是例子；皇帝是“圣君”、旨意是“圣意”，在这种以圣唯尊的倾向下，个人自由面临极致的压迫。
在这一层面，中国的文化现代化的首要之义，便是保障每个人的自由。
阻碍二
不看重理性
中国的文化现代化，既要抛弃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糟粕，又要迎接西方现代文化的某些精华。这是两条并行的路，一是所谓古今之变，一是所谓中西之别。实际上，这对我们的认知提出了不小的要求。
但近代中国，缺少的恰是这种理性的认知。比如一些学人，往往将古今与中西相含混，试图用这种方法为中国文化正名，就好像用中国的蹴鞠，类比西方的足球，例证中国足球有“辉煌”的时刻。
这种思维虽然看上去“错漏重重”，但有很多大师都落入了这种陷阱，梁启超便是其中一位。从一开始在中国历史中挖掘“现代价值”，到之后的“中西并重”，再到后来的“中国精神”高于“西方物质”，让梁启超迷恋传统、困住他思想的正是殷海光口中的“传统跟随”。
在盲信传统的过程中，中国的一些学人渐渐丢失了理性判断的能力。认知不足，自然难以应付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遭遇的困境。这就需要我们不停地学习中国、西方的历史与文化。
阻碍三
不注重耐心
西方也是由古代走到现代的，其过程之艰辛、时间之漫长，其实远超我们的想象，用痛苦形容，也丝毫不为过。文艺复兴，起自1350年的黑死病大瘟疫；宗教改革，全欧洲爆发了数不尽的战争；启蒙运动，导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工业革命的发展不均衡，引发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二战结束，西方的现代化严格来说才算彻底完成。前后将近800多年，可谓尸山血海。
而在殷海光生活的年代，西方现代化的两大支撑“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也陷入了争端。一开始，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但现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逐渐压过了人本主义，这也导致了技术对人的奴役。殷海光的这个观念，在今天，也格外精辟与超前。
中国有着2000多年的古代史。我们的现代化转型，自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1840年中西第一次大规模碰撞，中国方走上了现代化转型的道路；民国时代，既要应付外族入侵，又要实现民族国家建设，40多年的历史，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后，使得经济迅速起飞，至今也不过40多年。满打满算，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过2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