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畏敌如虎，在仓猝率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中，又消极避战，结果，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时，险遭覆灭，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担任全军殿后的我红5军团第34师浴血奋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领率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任务。此战，红34师终因敌众我寡，孤军鏖战，弹尽粮绝，全师大部壮烈牺牲。
一
在1933年9月开始的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完全否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一系列军事原则，开始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御敌于国门之外”，在碰壁后，继而实行军事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分兵把口，两个拳头打人”，致使中央红军一再遭到失败。
到1934年10月，根据地日益缩小，苏区人力物力资源濒临枯竭，形势日趋严重。这个时候，“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由保守主义转变为逃跑主义，仓猝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并于10月中旬率领党中央、中革军委直属队和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共8.6万余人，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红军长征
记得长征前的两三天，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挤到红5军团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在他的住处兴国县城南约20里的一个村子里召见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闻名中外的军事家，我十分激动！刘伯承同志亲切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参加了哪些战斗，住过红军学校没有？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听说我在安源搞过罢工斗争，在叶挺独立团当过兵，参加过北伐战争和秋收起义等，非常高兴！
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来，他很敬佩毛泽东同志的指挥艺术和军事战略。当时，我作为一个团级干部，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继续排挤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并不直接了解。但是对“全线出击”的口号和“死打硬拼”、“两个拳头打人”等作战方法，感到有些问题。于是，我向他和盘托出谈了自己的看法。
刘伯承同志非常守纪律。他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那套错误的东西，自然比我们体会更深，但他并没有在部属面前流露任何不满情绪。当我大胆地问他：部队是不是要有大的行动？刘伯承同志却回避这个问题，并严肃地说：部队中有议论，当领导的要做好思想工作，稳定指战员的情绪。刘伯承同志这样严守纪律，使我深受教育。
韩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曾是红五军团34师第100团团长
我们红34师是10月中旬从兴国县出发的。长征开始时，我们（作者韩伟时任第100团团长）随“红星”纵队（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直属队的代号）和兄弟部队后尾跟进。那时，有人说是去打赣州。可是，当大家知道“红星”纵队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刷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东西都带上了，有些疑惑不解。有的干部战士说：怪得很，既然是去打赣州，为什么像大搬家似的，把“坛坛罐罐”都带上。
记得我们团经过零都（今于都）城南时，路旁边堆放着很多裁好未缝制的上衣和裤子的布料。上级规定，要我们每人自取两件带上，并说，先过去的部队都是这样。当时，拥挤在沿途村庄、路口的苏区人民，看到红军“搬家”，许多人脸上挂着愁容，甚至有的流着眼泪。不少老表紧紧地拉着红军指战员的手，无限深情地说：“你们一定要回来啊！”我们许多干部、战士，也不停地擦泪水。那种难依难舍的军民离别之情，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可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就是撤离苏区啊！
部队进入广东、湖南境地后，情况紧张了。“追剿”之敌周浑元、薛岳两部紧紧地尾随我们。我们常常是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夜间行军，白天打仗，每天夜里走走停停，有时一夜只走十几里路。可是天一亮，吃饱睡足了的敌人顺着大路又撵了上来。于是，我们左边打，右边也打，被动得很。大约是11月18、19日，粤敌一个独立师和李韫珩第5路军一部，跟着我们的后面追了上来，情况十分严重。
红34师师长 陈树湘烈士 石像
为了阻击该敌，掩护主力红军继续西进，董振堂军团长、李卓然政治委员和刘伯承参谋长，亲自指挥我红34师和红17、红18师，在渡头、土地圩地域，激战两天两夜。这一仗打得相当漂亮，不仅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而且予其以大量杀伤，沉重地打击了追敌的气焰。在我红5军团与尾追之敌顽强作战的时候，红1军团、红3军团等部趁机夺占了道县、江华两县城。接着，我军胜利地渡过了潇水。这一胜利，指战员很兴奋，把连续1个多月来行军作战的疲劳忘得一干二净。
二
11月26日，我们团进至道县以南葫芦岩。部队刚接替完红4师在该地域拒阻追敌之任务，突然师部来了通知，要我和政治委员侯中辉同志立即去军团受领任务。军团部住在湘桂交界的蒋家岭。我俩一路小跑，快到蒋家岭时，只见刘参谋长和董军团长大步迎了上来。不一会儿，陈树湘师长和程翠林政委也赶来了。这是军团首长单独召见我们师团干部布置任务。董军团长首先说：现在，蒋介石调集的40万“追剿”军向我步步紧逼，情况很严重。朱总司令命令全军组成4个纵队，迅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他还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具体部署。
接着，刘参谋长介绍了敌情：何键第1路军已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线，第2路军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3路军尾我直追，第4、第5路军向东安集结。他指出：敌人的企图是，前堵后追，南北夹击，围歼我军于湘江之侧。
1937年毛泽东和朱德在陕北
讲到这里，刘参谋长拿出一份军委电报向我们宣布：红34师目前任务是，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8军团通过苏江、袍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读毕，他以极其坚定的语调说，红34师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朱总司令、周总政委要我告诉你们，军委相信红34师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都深深懂得：中央军委把掩护全军的任务交给红34师，既是对我们的最大信任，也是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因为，红34师是在毛泽东、朱德同志亲自关怀和谭震林、罗瑞卿、萧劲光等同志具体帮助下，由闽西人民子弟兵逐步改编、组建起来的第3个红34师，它正式成立于1933年春。师团干部大多数是原红4军调来的骨干和红军学校毕业的，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较强。广大指战员出身贫苦，阶级觉悟较高，整个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较强。在1年多的时间，虽然隶属关系几次变更，但始终服从命令听指挥，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在第4、第5次反“围剿”中，屡建战功。
“这个担子很重啊！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的任务，又要有万一被截断后孤军作战的准备。”刘参谋长语重心长地告诫道。
师长、政委、老侯和我，几乎不约而同地宣誓：“请军团首长转报朱总司令、周总政委，我们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为全军团争光！”
影视剧照
万万没有想到，那次分离竟成了我们和董军团长的诀别。董振堂同志是河北新河县人，北伐战争中就当师长，是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长征到达甘肃后，他率部西渡黄河，1937年1月20日在高台县与敌作战中以身殉职。时年42岁。几十年来，我一直深切地怀念着这位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子，深受干部、战士爱戴的领导人。
回来的路上，陈师长边走边说：根据上级指示和我师情况，我考虑由韩伟同志率100团先行，急进灌阳方向，接替红6师在红树脚地域阻止桂敌北进之任务；我带师部和101团居中，程政委带102团跟进，在掩护红8军团通过苏江、袍江后，迅速西进，在文市、水车一线占领有利地形，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保证主力部队渡过。如果没意见，就分头行动。
任务明确后，我和侯政委商定：我率领1营在前，他指挥2、3营和团直跟进，立即出发。部队虽连日行军作战，极度疲劳，但指战员情绪高昂，互相帮助，几十里急行军，很少有掉队的。当我带领1营进至猫儿园地域时，桂敌3个师大部已先我通过红树脚地区、切断了我之通路，其先头部队继续向板桥铺、新圩急进。
湘江战役
原来，在我团向灌阳方向急进时，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2、红4师各一部，已于11月27日晚顺利渡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间的渡江点。由于全军前后相距一百五六十里，山区道路狭窄，辎重过多，几万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非常疲劳。加之，红8军团一度走错了方向，前面的部队又要等他们。这样，本来一天一夜急行军即可赶到湘江的路程，却走了三四天。而敌人呢，走的是大道，有的乘坐汽车，从四面八方逼近湘江，形势越来越严重。
11月28日，敌“追剿”军第1路向我先头部队红2师之脚山铺地区发动进攻。桂敌主力则沿板桥铺、新圩向前推进。同时，敌人还出动大批飞机，滥施轰炸，封锁湘江。29日，装备精良、5倍于我之敌向我发动全面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全州和兴安之敌沿公路对进，企图夺回渡江点，截断红军前进道路；敌第2路军进至黄沙河地区策应；敌第3路军由道县进占文市，突击我红34师；桂敌则向我左翼实施猛烈突击；敌第4、第5路军正向文市前进，情况万分危急。
在敌人四面包围的严重情况下，红军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浴血奋战，顽强地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30日，在我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追敌是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3路军4个师。该敌自恃兵力雄厚，美械装备，来势汹汹，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的配合下，轮番向我进攻、好像用大量的炮弹就可以一下子吃掉我们。我师广大指战员发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斗志，杀伤了大量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是日晚，受到重创的敌人经过调整部署后，向我军发动了更疯狂的进攻。整个阵地上空，信号弹、照明弹，各种炮弹的火花交织在一起。守卫在前沿阵地的我团2营营长侯德奎响亮地提出：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抢渡湘江。在他的指挥下，全营干部战士与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弹药打光了，红军指战员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我团1营有位福建籍的连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肠子被敌人炮弹炸断了，仍然带领全连继续战斗。阵地上空铁火横飞，前沿工事被摧毁，山上的松树烧得只剩下枝杆，部队伤亡越来越大，但同志们仍英勇坚守着阵地，继续顽强地战斗着。
界首渡口上的三官堂，中央红军由此过江
与此同时，在第101、第102团阵地上，也是烟尘滚滚，杀声震天，他们都打得很英勇，许多同志负伤不下火线，终于顶住了数倍于我之敌的疯狂进攻。在激烈的血战中，全师指战员前仆后继，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同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雄业绩永垂青史.由于我师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迟滞了周浑元部的进攻，掩护中央、军委和兄弟部队于12月1日晨渡过了湘江。
三
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之后，我们红34师和红6师1个团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之东，西去的道路被敌人切断，部队处在国民党湘军、桂军、中央军3路包围之中，形势极为严峻，指战员心情万分焦急。
在继续抢渡湘江已无希望的情况下，陈师长当机立断，率领部队东返，准备沿原道转至湘南打游击。当我们进至青龙山附近，与敌一部遭遇，部队迎头痛击，打垮了该敌。次日下午，又在新圩与追堵之敌激战3个多小时，虽歼敌一部，自己也再次遭受损失。这时，敌人调整部署，对我们实施四面包围，妄图将我一举歼灭。
于是，陈师长召集师团干部，宣布了两条决定：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正当我们红34师准备突围的时候，广西敌人一部先向我发起了进攻。
电影《血战湘江》剧照
面对疯狂的敌人，我广大指战员同仇敌忾，集中兵力火力，勇猛反击。敌人被我们打得懵头转向，又摸不清我们的底细，急忙后撤。这次胜利，鼓舞了指战员的信心。但我们毕竟是孤军作战，又处在白崇禧的统治区，兵力、粮食、弹药都得不到补充，既无兄弟部队配合，又没有群众支援。再说，敌人失败后，肯定要纠集重兵进行报复。据此，我向师长建议：“乘胜立即突围，不能错失时机。”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陈师长当即决定：由我指挥本团部队掩护，他和师参谋长王光道率领师直及第101、第102团余部共约四五百人，迅即向东突围。
为了掩护师突围和转移，我和第2营营长侯德奎同志，将全团不足1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3个连，由我和他直接指挥，并重新任命了连、排干部。向部队作了动员，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红34师打不垮、拖不烂的光荣传统，在最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树立信心，争取胜利；要求每个同志，特别是党团员和干部，要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掩护师突围的任务。干部战士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决心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充分表现了红军战士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纪念馆内的英名廊，在湘江牺牲的红军仅有2万多名留下了姓名
当天深夜，突围开始了。虽然部队在山区征战，三四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没有喝上一口水，肚子饿，身上冷，全身无力，尤其是伤病员行走更为艰难。但是，为了革命胜利，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同志们都深切地体会到，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当我们刚刚通过猫儿园附近，正准备向长塘坪前进时，敌人突然扑了上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团新组成的3个连集中全部仅存的火力，迎头反击敌人，子弹打完了，就和敌人拼刺刀。干部、战士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胜利突围！”一场恶战在残酷地进行着。
扑上来的敌人，终于被我们打垮了。然而，部队又遭受重大的伤亡，全团仅剩下30来个人，并且和师的余部失散了。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我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尔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后来得知，陈师长率领的师直和另两个团余部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敌袭击，陈师长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
敌保安司令何汉听说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命令他的爪牙抬着陈师长去向主子邀功领赏。陈师长趁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敌人残忍地割下了陈树湘同志的头，送回他的原籍长沙悬挂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其余100多人，也终因敌人重围弹尽粮绝，最后大部光荣献身。
《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 信封“抢渡湘江手稿”六字为韩伟亲笔
湘江战役中，我们红34师广大指战员发扬我军不怕流血牺牲和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战功卓著，出色地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掩护党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抢渡了湘江。全师大部壮烈牺牲。
这次34师覆没的惨痛的教训，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在湘江战役中为革命献身的师长、政委、挚友和亲人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这个红34师的幸存者，有责任将红34师这段悲壮的史绩写出来，除了寄托我对先烈们的深深怀念和哀思外，也希望对我们年轻和不那么年轻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革命的成果来之不易啊！
附：作者韩伟（1906-1992），湖北黄陂县人。1922年参加安源路矿大罢工，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从北伐战争开始，在六十余年征程中，历任排长、副连长、大队长、团长、副旅长、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副司令员、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