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与马主义可以汇通：孟的性善论与无产阶级人性善相通；均贫富和制民之产与公有制和集体制相通；儒者之士大夫与君子阶层与无产阶级专政相通，士大夫与先锋队相通。孔孟之道是否对马主义有影响，孔孟之道是否改头换面出口转内销，还有待方家进一步研究。
《论语 季氏》：“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注意：如果这个“均”是公平，前面就不会说“不患贫”，要结合全文来判断一个字词的意义。——孔子主张均贫富，不恶贫，以防止人口减少和维稳为贫富限度。《孟子 梁惠王上》：“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制民恒产就是把老百姓财富限制在吃饱喝足，不至饿死，能维持人口再生产和老百姓听话为限度。孔孟思想是一致的，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平均财富，限制百姓财产。这是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与公有制的肇始；跟墨子“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之私有财产的劳动主导权有本质区别。
凡是动物没有的，儒家都没有，诸如宗教、哲学、科学、逻辑、道德、兼爱和平等，等等。儒式社会就是禽兽世界或动物世界。《孟子 告子上》：“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这说明什么？说明儒家只有单纯的直接的感性审美，没有反思的理性审美。仁义礼智信（非儒家以亲亲尊尊为原则而界定的），本身应该是基于个人行为的内心外行处于放松无拘束状态，即心身安宁状态或反思自由。感性审美的标准是自然和谐，理性审美的标准是自由和谐。“刍豢”确实悅口好吃，但问题是，亲亲相隐，不劳而获，偷来的“羊”，“封象有庳”，虽然吃得还是那么悅口，但还吃得心安理得吗？“铜牛人嚎”很好听？是吗？遇到反思良心，再悦口的美味也会顿然变成难以下咽的苦涩味。儒术有没有用？有用！以儒制儒，儒家搞亲亲相隐、窃负而逃，世人就应该用亲亲相隐、窃负而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儒家丛林社会，正常人难以生存，若要自保，正常人就必须像儒家那样，把自己还原为人兽。只有人兽才能在儒家之禽兽世界生存下去。兼爱一出，儒家蜂动蚁出，羞愧而又不甘，伟大崇高境界立马把趴在地上的动物伦理比下去了。
《论语 学而》：“学而时习之。”孔子学礼，定期组织学生习操，这是学习原义。“学”和“习”后来才组成复合词“学习”。这是汉语由字到词的语言发展规律。孔子博学除了礼，还有什么博学？孔子博于六艺之中的礼，除了礼和伦理，孔子懂形而上学吗？懂性与天道吗？懂上帝神圣意志或天志吗？懂科学吗？懂逻辑吗？懂方法论吗？而且，孔子到了晚年也未必懂得神社宗庙祭祀等大礼。有史为证，《孔子家语 问礼第六》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对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礼也。”公曰：“吾子言焉！”鲁哀公是春秋末战国初人，正是孔子晚年时期。
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哪一样没有礼的仪轨？六艺之中，唯“数”艺丢失；《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之中，唯《乐经》丢失，儒家继承华夏文化和典籍，独独丢失了这两个跟数学关系密切的东西。可见儒家的哲科思维是不够格的。孔子善于欣赏，未必懂得乐理，乐理需要数学知识。孔子感性审美能力有余，纯粹理性能力不足。有一点务必注意：中国古代乐器非常丰富，例如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而且礼乐文化发达，不可能没有基于数学原理的乐理知识，例如，明代朱载堉发现了十二平均律。技和道是两码事：感性审美，教人器乐是技，乐理知识是道。不是这一个方面，所有与纯粹理性有关的东西，孔子的学问里都没有。
有儒生说，袁世凯连累了儒家。大谬不然！儒家塑造了袁世凯，岂能曰袁连累了儒？儒法塑造了帝制中华，岂能曰华连累了儒法？谬失于因果之辩。
儒法一体塑造的帝制中华，自绝于一切现代性，导致华夏屡屡几近亡国灭种，不揪出包括思维方式（现象思维）在内的思想文化元凶，无论如何反思都不得其要，于事无补。有一点也要看清，儒法提供的专制文化土壤，也为蒙满游牧部落的军事专制习俗常态化提供了二者深入契合，协作强化专制的机会。蒙满帝国可以说是外儒内法，也可以说是外儒内军。法家与军事专制和军国主义是可以互相替换的，毕竟先秦法家就是最早的军事专制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源头和发明者。只不过满蒙在原有的外儒内法的基础上掺入一些草原游牧部落的军事管制习俗和技术，诸如蒙元的编户制度和满清的八旗制度，——儒家本身也有一套编户齐民制度，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出口变种转内销也未必不可能——其思想原理还在于不分家的儒法。因此，这种军事专制习俗也很丝滑地为外儒内法的汉家制度所吸收和融合。专制技术和制度无论怎样变化，都离不开儒，儒是一切祸害的源头，儒的专制文化是专制政权治民的邪教妖术，即便是名义上反儒者，究其实质还是儒。
民众一旦失去了自治思想和能力，失去了思想自由竞争的可能性，这个民族就必将衰弱不堪，无法抵御外来文化和武力侵犯和侮辱乃是必然。墨家本身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自由竞争的产物，是民间自治组织，自治的学术和武装团体，墨家有一套自己的法典（佚失）和军事法典（城守诸篇可见一斑），也有一套自己的墨守兵法和装备技术，不待见于儒法一体的专制皇权和政体也是必然。
名义上的反儒者，用儒家的一端反儒，其本身就是儒，有实无名而已。其害就在于华夏文化的儒家层层筛选，遗留下来都是儒毒儒素。儒生诸如司马迁、司马光、唐宋文人等等，带着儒家毒素的笔写就的所谓的史书、文章，诗词歌赋，焉能起到什么好的启发，教育，潜移默化，启蒙作用？没有利天下、利人、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等意识和精神，只有人上人、光宗耀祖、宗法等级，成王败寇，专权驭人，玩弄权谋等等这些下三滥东西，如何能培养出从事兼道之兼者？先秦哲学和优秀的思想文化难能可贵，本就不多，经历儒笔毒殇，要么佚失，要么湮没无闻，要么错讹杂乱误传，诸如墨学名学，年久失修，无人及时汲史，整理，注释，几乎不可卒读，焉能启蒙人心，被靡儒毒？再加上儒家思维方式长期浸淫人心，造成人们习惯成自然的思维惯性和惯式，无意识不自觉地屈从于肤浅的现象思维方式，就更加不可能自觉启蒙，清除儒毒毒害了。
儒家讲君养民，墨家讲民自养。身在此山中，事物往往在己看不清，在人看得明白。在儒，儒生看不清，在有实无名之儒，儒生看得明白。儒生能理解平等吗？君臣父子，岂知父母与子女作为自然人格和社会权利拥有者乃是平等的。
兼爱是上帝命令或诫命（天命）。兼爱是不违反上帝自然法的爱，不侵犯别人有同等自然法权和人定法权的爱。墨子在《节用中》中讲：“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于百姓人民是墨家宗旨。与儒家孝亲忠君，移孝作忠，忠于君主截然相反。《孝经 开宗明义章第一》：“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 士章第五》：“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孝经 广扬名章第十四》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现实的不平等，——特别在儒家宗法等级礼制之人为秩序的规定下——不等于平等不是人应该追求的理想和目标，除非甘愿奴才和向现实低头的无能族。平等及其另一面自由乃是人性的本真本然，本质和先天规定性，是人性理性的必然要求和追求解放的目标。人这一概念得以成立，适用于所有人，就说明人人都具有人之为人的同一性，先验同一性！；就说明人人享有平等的人格和合乎自然法的社会权利。果人们承认不平等是绝对必然的，是人类生活的本真本然状态，是自然人性的客体化，外化的正常的外在表现，那么问题就大了，就为那些专制统治者提供了口实，为等级制以及基于它的奴役和压迫提供了正当的根据和理由。正是这个意义上，儒家学说为专制统治者和等级制与“别”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实操技术支持。墨子兼以易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和批判儒家。
研究古文字最后都明白一个道理：中国古文字体现了华夏文明的起源，起源于神教，天教上帝信仰，万物有鬼论，跟鬼神和祭祀有密切关系。神圣本义起源于神之聖，纯精神的存在者，谓之神；神乃耳听民意，口含宪法（天宪）的外王（上帝或天），故而谓之聖；继而与神有关的东西，亦谓之聖；耳听外王，口天宪者，行外王之教者，谓之聖，圣者或圣人。祭祀上帝鬼神和万物鬼神，谓之聖礼。祭祀物品，谓之圣洁之物。而不是后来神圣性被孔孟篡改了宗法等级礼制和宗教（宗法教化，约定俗成将儒家宗教等同于普遍的神教，神道神教。这是语言使用和对译的不严谨，不考究）。（注意：儒家宗教：亲亲则敬祖，敬祖则敬宗，敬宗则尊尊。）
儒家的天只是唯物意义上的经验规律或经验之道即物性，没有神圣意志，不属于神教，属于宗教，即宗法教化。宗教就是亲亲而敬祖，敬祖而敬宗，敬宗而尊尊。儒家文化的天命有两层含义：宿命论和不为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神秘力量。孔孟之道把宗法神圣化，以取代华夏传统天教上帝的神圣性。大逆不道。
儒生滑入灵知论或知天论（把天或神内置于人心，以人心取代天心或神心，自认为人的主观心灵知道一切，知天或神，从而形成主观主义及其主观唯心论），荒谬而不知不觉，混淆本体论和认识论：义自天出是本体论，上帝创造一切，包括人和人的天赋。人只有把握认识论，认知上帝之义或天志，才能成圣。这就是外王而内圣，而后才能内圣外王。天志是客观存在，体现为人民公义。这就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真实含义。天志和公义是双重客观性和客观标准的保证。各级政长乃是民选的执政代理人，是人民代表，代行天志和公义，最终都要尚同天志和公义。墨子讲：“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天志中》）人是无知的。墨子在《法仪》还讲，君、亲、学不仁，不可以为法。莫若法天，天行广无私，施厚不德，明久不衰。儒家大谬就在于肤浅的现象思维导致主观主义：义出自心，缺乏客观性保证，往往导致纯粹主观性，自以为是，狂妄自大，肥言膘词而一无用处。
《尚书 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没有客观性保证，人心即主观精神容易导致主观主义和纯粹主观性，所以人心危险；道心就是天心，即客观精神，道心是精微之物，没有科学的认识论和人民公义，不容易被人认知，发现。唯有精益求精的精专精神，才能通达道心之一：作为本体的一，作为整体的一，作为同一性的一，作为统一标准的一，等等，要永远执一而中（zhòng）。这个“中”不是中庸之道，而是墨子所谓的“中”效。这是孔子和儒家的错误理解。
心之义，不一定都能通达彼岸，与天之义合一，没有超验思维根本不可能上达处于彼岸世界的天义。不是个体自我体认的东西就一定能与天道相合。个体的内在经验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人之仁义本性（理性一面）乃天赋，认知仁义的本心亦为天赋。“尽心知性”，儒生岂能忘？没有外在的天志和公义作客观标准，则“人心惟危”，无以“允执厥中”。空洞的良知没有经验良知就会闹笑话，走上良知的反面。“何不食肉糜？”天志公义需要经验实证如三表法，和逻辑实证如推类，归纳法和“效”式演绎。不是毫无方法论的幻想和想当然。
黑格尔说孔子《论语》是道德伦理常识，没有哲学思辨。但对老子哲学评价很高，不低于古希腊哲学。儒生却偷换概念，用孔子学说充当中国哲学，改口说黑格尔认定中国没有哲学！你说是不是学术流氓？
黑格尔受到老子哲学启发或吸收其中某些思想观点，正说明黑格尔对老子哲学的推崇和认可。但我们在考虑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来源时，也要考虑西方哲学传统及其基督教经院哲学传统和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对其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思想资源的贡献，诸如，经院哲学的理神论、费希特知识学的正题、反题、合题与绝对自我、谢林的绝对同一性，等等。 黑格尔对老子哲学思想吸收本人印象最深的几点在于：道的运动和其概念运动思想；“反者，道之动”与其“返回自身同一性”思想；二者之间的有无之辩。可能时间长久，有些印象不是很深刻的内容淡忘了。黑格尔跟霍布斯一样都属于保皇派，其国家主义有专制因素。另外，他为西方殖民主义和美洲殖民运动辩护很不得人心。
儒学肤浅，以动物伦理为道德，冠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之名，可以反复玩弄，循环宣讲，不需要逻辑理性的思辨，繁重高妙的心力，只要能有饭碗之资之机，儒学就决不可能灭绝。这是中国文化面临的一大问题。回归思想市场，自由竞争，杜绝饭碗之资之机是绝儒之阉刀。海外儒生无论如何蹦跶，最终都要回归大陆讨要饭碗。
儒里儒气，思于内，行于外。儒家的肤浅的现象思维方式通过外在气象即言行表现出来，故而叫儒里儒气。儒生辩论的最后四招：我不是儒生；我没有研究过儒学；容我以后慢慢道来（对自己信奉的学问的重要概念不能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加以界定，说明他是一个假信奉者或糊涂蛋）；张牙舞爪，恶毒人身攻击，肆意谩骂污蔑为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