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邪”之得名及其地望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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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琅邪”作为地名，其知名度是很高的。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曾都琅邪。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琅邪不但成为其中的一郡，而且秦始皇还两登琅邪，并刻石纪功。汉承秦制，琅邪作为郡、国名称仍被沿用。三国时之诸葛亮是琅邪人。晋室南迁，辅佐琅邪王司马睿登基的王导、王敦以及书圣王羲之等，也都是琅邪人。唐宋以降，琅邪一带更是人才辈出，史不绝书。由于琅邪与许多历史文化名人联系在一起，所以时至今日，琅邪文化已成为一种备受学界关注的文化形态了。

那么，“琅邪”到底因何而得名？其地望又具体指哪些区域呢？

琅邪，或作琅玡、琅琊、瑯琊、郎邪，观《孟子》、《管子》、《山海经》、《史记》、《汉书》、《后汉书》及《说文》皆作“琅邪”，知以琅邪为正字。古书言及“琅邪”之处甚多，然其所指，又不外山名、台名、地名及行政区划的名称。

“琅邪”最早当为山名。《山海经·海内东经》：“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郭璞注：“今琅邪在海边，有山嶕峣特起，状如高台。”《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乐之。”《索隐》引《山海经》之文后曰：“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邪，故曰琅邪台。”《水经注·潍水》也说：“琅邪，山名也。”而山何以名“琅邪”呢？窃以为，此当与山之质地、颜色及形状有关。

琅邪之“琅”即琅玕。《说文》：“琅，琅玕似珠者。”《尚书·禹贡》：“（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孔传》：“琅玕，石而似珠。”是“琅”即“琅玕”，亦即似珠之石。古人常称石之美者曰珠，至其缘由，李时珍说：“琅玕，象其声也，可碾为珠，故得珠名。”李时珍还说“回回地方出一种青珠，与碧靛相似，恐是琅玕所作者也”（《本草纲目》卷八）。美石而可碾以为珠，正如今之蚌壳亦可被碾作“珍珠”一样。又据文献记载，琅玕多为青色，“明莹若珠之色，而状森植”，“状如笋，质似玉”，故亦被称为青琅玕或青珠。而琅玕丛生又可谓之“珠树”或“珠玕之树”，《列子》（卷五）中就记载蓬莱之山“珠玕之树皆丛生”。琅邪与蓬莱同处齐鲁，又皆濒海，其珠玕丛生的景象自是可能的。今观琅邪之山，确是青色森然，奇峰嵯峨，怪石嶙峋，阳光照耀之下，明莹若琅玕美玉也。

琅邪刻石

琅邪之“邪”，《说文》未释其义，仅谓琅邪郡之字作“邪”也，以是迄未能有确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

寻周时，琅邪之名未知所解，许君以其字从邑，傅合郡名为释耳。《九经字样》曰：“郎邪，郡名。郎，良也；邪，道也。以地属邹鲁，人有善道，故为郡名。今经典玉旁作良者动。”未知其说所出。古书绝无作“郎”者，且琅邪齐地，非邹鲁也······按汉碑琅邪，字或加玉旁，俗字也。

《九经字样》以“地属邹鲁，人有善道”来释琅邪，自然牵附之甚，故段氏不从焉。然段氏虽指出加“玉”旁之“琊”为俗字，亦未说明琅邪究为何义。其实，琅邪之邪本作“牙”，而牙除训“壮齿”（见《说文》）外，又有齿形交错之义，“崇牙”、“衡牙”、“牙旗”皆用其义。窃以为，“琅邪”本作“琅牙”，谓山上琅玕石高低不平，呈锯齿形之分布，后人附会郡名，又加“邑”旁。合而言之，所谓琅邪山，实指山之质地为美石，颜色青碧，而山形又嵯峨奇特也。

琅邪台则因山而建，前后共筑两次。第一次为公元前472年（即越王勾践二十五年）越王勾践所筑。《越绝书》卷八云：

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

《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亦云：

（越王勾践二十五年）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

勾践所筑之台即以琅邪山东峰为台基，台顶周长七里，其目的是要登台回望故国，以寄其情思。253年后，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又来琅邪筑台。《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

《水经注·潍水》亦记：

（秦始皇二十六[八]年）遂登琅邪，大乐之，作层台于其上，谓之琅邪台。台在城东南十里，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余里，傍滨巨海。秦皇乐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于琅邪山下，复十二年。所作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广五里。刊石立碑，纪秦功德。

所谓“作层台于其上”，显然是在越王台之上。由于秦台较越台更高，所以其台顶的周长也由原先的七里缩减为五里（即二百余步见方）。又据乾隆《诸城县志·古迹考》记：“台下路有三条，阔三四丈，皆人力为之，今仍呼御路。”不过今天的琅邪台已非秦时原貌，据实际测量，台高（含山体） 183.4米，台基（含山体）面积5.88平方公里，而台顶周长仅150余米。

至于行政区划名称的“琅邪”，则又有都、邑、县、郡、国之不同，其治所也屡有变迁。从现有资料看，最早提到琅邪者为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与齐景公（公元前547年至前490年在位）。《管子·戒》云：

（齐）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

《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齐）景公出游，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尊海而南，至于琅邪，寡人何修，则夫先王之游？”

《孟子·梁惠王下》：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尊海而南，放于琅邪······”

桓公、景公所游者自然是琅邪山，但春秋时齐国已在山下置邑，称琅邪邑。朱熹《孟子集注》云：“琅邪，齐东南境上邑名。”此邑即今天之胶南市夏河城遗址，位于琅邪山西北十里。此后，越王勾践徙都琅邪，其都址也在这里。秦并六国，设琅邪郡，并改齐国之琅邪邑为琅邪县，其郡、县治所皆在琅邪，即今之夏河城。汉初，琅邪郡、县属齐。高帝吕后七年（前181年），封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以琅邪为国都。文帝元年（前179年）徙刘泽为燕王，至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复琅邪郡名，仍以琅邪为治所。孝景前元六年（前151年）东武侯郭它有罪弃市，国除。大约就在此后数年，琅邪郡治便由琅邪迁东武（诸城县城）了。故《汉书·地理志》所记琅邪五十一县，其首县已为东武。但琅邪县的建制还存在，治所仍在琅邪。新莽天凤元年（14年）曾改琅邪郡为填夷。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39年），先封皇子刘京为琅邪公，建武十七年（41年），又封刘京为琅邪王。刘京于明帝永平五年（62年）始就国，其国都也由东武而改为莒（今莒县），数年后，又由莒迁开阳（今临沂市北）。琅邪国前后共传7世，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刘京之7世孙刘熙“坐谋欲过江，被诛，国除”（《后汉书·琅邪王传》）。其间，除刘京之6世孙刘容死后一度国绝外，计前后140余年间，琅邪国一直绵延不绝，其国都也皆在开阳。

琅邪台望越楼

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琅邪复为郡。晋武帝立（265年），封司马伷为琅邪王，治所仍在开阳，并以东莞郡益其国。伷传子觐，觐传子睿，是为东晋元帝。北魏时琅邪郡治移至即丘（今临沂市东南），隋废。唐代虽曾一度置琅邪郡，属沂州，但规模很小，仅辖五县，且琅邪县也不在其中。再后，琅邪作为郡便不复存在了。至于琅邪县，则时废时置。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年），琅邪县裁入东武县。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置丰泉县于琅邪旧县，属高密郡；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复改丰泉县为琅邪县。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又省琅邪县入诸城县。此后，琅邪作为县也不存在了。明洪武年间，为加强海防，曾在琅邪设立夏河寨备御千户所，属灵山卫；灵山卫百户管成又在琅邪故址建夏河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夏河备御千户所裁撤，此后，琅邪便沦为一般村镇，今则为胶南市琅邪镇之镇政府所在地矣。

至于琅邪地区，则指西汉琅邪郡所辖之五十一县及东汉琅邪国所辖之十三城，大致包括今之山东诸城、五莲、胶南、日照、沂水、沂南、莒县、莒南等地以及临沂市的部分区域。其地约当今之山东半岛东南部，北靠沂蒙、泰山，东南濒海，往西则与中原相连。由于琅邪位于齐鲁交会之地，所以这一地区自秦汉以来便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齐鲁文化而又兼得齐鲁文化之长的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即琅邪文化。而诸葛亮与王羲之便是以多才著称的琅邪文化的两位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