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3日至24日，复旦大学举办了第四届中国思想史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万事可观：知识的思想史”。开幕式由上海市博物馆协会名誉会长杨志刚先生主持。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先生，发表了题为《万事可观与万物堪思——谈知识史与思想史》的致辞。他讲到，思想史研究应突破传统局限，通过联结知识史与社会史，探索思想产生的知识土壤及其实现的社会语境，从而使思想史研究更加全面立体。他强调，思想的形成离不开知识基础。通过分析《白虎通》等经典著作，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建立在天地结构等自然知识之上，这展现了思想与知识的紧密联系。一旦这种知识与思想的支撑关系破裂，思想文化体系就会随之崩溃，如日本江户时代从朱子学走向现代思想的过程，便是自然、社会、人类分化的结果。此外，葛先生提出，“万事可观，万物堪思”，思想史研究应从具体的事物中挖掘形而上的思想内涵。这种研究方法强调从知识史追溯到思想史，从形而下到形而上，揭示传统思想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同时，他借用陈寅恪“移情”的研究方法，倡导通过回到历史语境，真实感受思想产生的环境与情感，从中提炼被忽略的思想面向。发言最后，葛先生鼓励研究者从古地图、宗教绘画、服饰制度等丰富的文化材料中探索思想史的新视野。他指出，思想史研究的潜力还远未被完全挖掘，需要结合知识、历史与情感，开拓更加多元的研究方向。
随后，会议进入了青年学者报告环节。本次会议不仅邀请了来自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法国远东学院的海外学者，还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国内学者参与。
第一场分论坛主题为“法国汉学与中西思想交流研究”。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王论跃（Frédéric WANG）发表了题为《法国汉学家对中西思维模式的思考》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介绍了葛兰言的关联主义思想，谢和耐提出的中国组合逻辑与西方话语逻辑的对立，汪德迈探讨的“形式”与因果的差异，以及朱利安关于过程与超越、内在与创造对立的观点，深入分析了法国汉学家对中西思维模式的多层次思考。最后，他提出了“是否需要告别相异性？以及如何避免在处理相异性时陷入文化本质主义倾向”的关键问题。
Marcel Granet 葛兰言（1884-1940）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潘澍原在报告《羽翼与发明：明季儒生陈荩谟对欧洲矩度测量的知识接纳》中，以明季儒生陈荩谟所著的《度测》为例，探讨了他通过发明传统，以此来吸纳外来数学知识的做法。报告指出，通过具体分析陈荩谟在这一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可以更清晰地审视明清学者在糅合传统学术与外来知识时所运用的多样方式与实践路径。
Georg Peurbach, Quadratum Geometricum praeclarissimi Mathematici Georgii Burbachii. (1516)
法国远东学院副教授杜杰庸（Guillaume Dutournier）的报告《一位法国汉学先生的中国经验与“本土科学”——对沙畹著作的反思性解读》，回顾了法国早期汉学家沙畹的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报告旨在探讨这部作品的思想渊源及其对当代中国研究的启发作用，并通过反思性视角，将其置于过去一个世纪社会科学知识范式和汉学研究形态剧变的背景下，深入分析其学术意义。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戎恒颖在《法国宋史研究与年鉴学派的互动》中，以蓝克利的宋史研究为核心，探讨了法国宋史研究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与互动。报告从宋史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的双重视角，分析了年鉴学派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向，及长时段历史观察方法对法国汉学的深远影响，同时探讨了以蓝克利为代表的法国中国史研究成果，如何反哺年鉴学派的历史学研究。
第二场分论坛主要围绕“东亚地区知识、文化与思想的历史变迁”进行讨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博士后韩艺丹的《海域形势、利害之辨与晚明闽浙海洋的开闭》，报告系统梳理了明代后期围绕宁波开海问题的利害争辩。以嘉靖倭患、壬辰战争时期及十七世纪初的三次思想论争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开海支持者与反对者各自的立论逻辑。报告指出，十七世纪上半叶，明廷在处理对日关系时所遵循的政治与经济逻辑，最终促使闽海政策进一步收紧，而禁海一方的利弊考量也获得了中央的认可。
福建海防图（约1616年）（资料来源：孙靖国《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耿勇，报告题目为《从事件到知识：壬辰战争、科举策问与相关知识在晚明社会的生产》。报告指出，壬辰战争这一政治事件随着十六世纪中叶科举策问时务化的趋势，逐渐成为各级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并由此“生产”出相关知识。这些知识不仅融入晚明广大知识阶层的思想与知识体系，还成为晚明“经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政治事件与知识生产之间的深刻互动。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丁晨楠的《朝鲜士大夫们的“致富经”》认为，十七世纪以来，朝鲜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对朝鲜内贸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朝鲜士大夫的商业观念也深受同期中国思想的启发。这些士大夫在借鉴中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朝鲜实际，积极探索通过商业活动改善贫困的方法，并撰写了如《东方货殖传》《海东货殖传》等一系列“致富经”。这些著作展现了他们对日益商品化世界的主动适应和深刻思考。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吕博的《再谈〈七录序〉与阮孝绪的知识、思想世界》指出，南朝阮孝绪的“阅读领域”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主要学术门类，对其个人阅读历程及其总结性著作《七录》的目录构成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阮孝绪的“阅读史”和精神发展历程，不仅展现了其个人的学术与思想世界，也折射出整个南朝学术文化与精神世界的演变。
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教授陈芳的《〈大驾卤簿图书〉中“物”的神格化及象征性系统》从结构语言学的视角，结合天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大驾卤簿图书》中“龙旗十二”的源流、“物”的神格化过程及其象征性系统。报告分析了全图通过图式结构模仿天象图的表现方式及其象征意义，进一步揭示了“物”的神格化及象征性系统在绘画创作中的核心地位与重要意义。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刘小朦的《“圆短红熟”与“三桠五叶”：十八世纪人参图像的全球知识史》通过人参这一案例，深入探讨了图像在近世科学知识跨国传播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人参作为一种沟通媒介，其图像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地方性特征，而时间性的表达则逐步成为普世植物知识形态中最为突出的元素。
《唐土训蒙图汇》，1719
第三场分论坛以“近代中国思想转型与知识传播”为主题展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的《比较与比附——中西文化论争的再反思》通过分析民国时期知识界围绕中西文化论争的核心文本，探讨中西文化比较与互鉴的可能路径，并进一步思考在多元现代情境下如何充分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文章还对“比较”与“比附”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入而理性的探讨。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里峰的《汪康年的观念世界——兼论实践家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汪康年作为实践家而非思想家，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反映世纪之交中国士人的“一般思想状况”。文章将汪康年视为中国思想“转型期”的一个典型文本，深入剖析其以实践为主导的观念世界，以更具象的方式展现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理路及其变迁轨迹。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曹南屏在《清末“国家学”知识传播补论——以伯伦知理〈国家学〉为中心》中，进一步探讨了《清议报》连载的《国家论》与善邻译书馆出版的吾妻兵治本《国家学》之间的关系，指出《清议报》刊载《国家论》的时间早于善邻书局正式出版《国家学》。此外，文章还聚焦于“韬吾精舍丛书”中《国家学》汉文刊本的传播，并考察了“国家学”向“政治学”术语演变的过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在《“我们的思想”如何生成？：走向“活的”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了“活动”的思想史叙述方式。这种方法将个人思考、人类思想世界与社会互动情境融为一体，展现出思想史超越单纯“客观研究对象”的丰富意涵。“活的思想史”研究延续了自南宋兴起的“经世”学术传统，将思想史转化为理解时代的工具，使其成为时代精神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
最后一场分论坛以“历史语境中的思想与知识传播”为主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白若思在《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儒学思想在俄罗斯传播》中，探讨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罗斯政治理论对儒家思想的独特解读，论证了叶卡捷琳娜对儒家政治理论的兴趣对十八世纪末俄罗斯汉学发展的深远影响。文章指出，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在北京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汉文、满文及中国古典著作的研究，这一传统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期间得以延续。同时，叶卡捷琳娜还资助出版了第一批翻译成俄文的中国经典著作，为儒学思想的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持。
叶卡捷琳娜二世收藏的中国艺术品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赵宇在《金元以降的三原张氏家族——兼谈关中地方社会诸问题》中，对金代以来延续约五百年的关中三原张氏家族的世系进行了考论，同时分析了该家族与理学儒士之间的交往。他提出，金元时期被视为士人文化“黑暗时代”的观点尚需进一步商榷。文章认为，三原张氏家族自金元时期起即展现出较为鲜明的地方意识，这一现象表明，传统上认为北方直到明清时期才出现显著地方意识的观点值得重新审视。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谢一峰在《西京如在：南宋王朝的“洛阳情结”》一文中，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深入分析了南宋各个时期“洛阳情结”的不同表现形式，特别探讨了其核心关注点及其重心的演变。文章系统性地反思了洛阳这一“缺席的在场者”对南宋王朝的重要意义，并从政治与文化情结的角度重新解读了理宗初年“端平入洛”这一历史事件，揭示了其深远的历史意涵。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志强在《观念如何影响知识与思想：以清代山脉学说为例》一文中指出，新知识的产生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有意义的“思想”，其在观念领域中的作用往往受到政治权力、学术传统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塑造和限定了知识发展的方向。文章以清代朝野关于宏观山川脉络学说的讨论为切入点，考察近代中国地理观念转型所面临的历史环境，认为国家竞争是推动这一转型的重要背景因素。
分论坛结束后，杨志刚先生组织最后的圆桌会议。与会学人纷纷提到，新认识到许多陌生的面孔，结识了许多本领域以外的学者，是本次参会的最大感受。这是在过往很难体会到的参会经验。会议的话题讨论，则落在了如下问题上，即什么是思想史？把思想史的范围扩展得如此庞大，是否消解了思想史的边界？这既是与会学人的共同困惑，也回到了一开始葛兆光先生“万物可观，万事堪思”的主题致辞。或许，我们可以暂时搁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妨先动手做起来，用更加多样的研究，来丰富历史的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