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感觉到邵艺辉能拍出其他国内导演拍不出的东西,是通过《爱情神话》的老乌。

以往的国产影视剧不是没有设计过文青,但都基本流于世俗,如爱穿毛衣、会戴绒帽、喜好弹吉他,最省料的——你抱只猫就是文艺青年了。另一些编剧会从性格入手,仿佛一整个世界的“i人”都在文青序列里。

这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诠释,充分说明了创作者既不向往文艺,也不理解文艺。

直到《爱情神话》里人到中年的老乌下场,你才能在这个策展人身上看到一个标准文青的人格特质。


老乌(周野芒饰)是个性情中人,他最至情至性的一面不是星光漫步,也不是围炉夜话,而是因为一幅画的鉴赏问题,在美术馆里和素不相识的观众吵架。

他对假模假式“学院派”的奋勇出击,让人想起《安妮·霍尔》里艾尔维把麦克卢汉抬出来回应那个自以为是的哥大教授的经典一幕。

文青之所以是文青,就在于他们会在普通人觉得无关紧要的地方较真,其面红耳赤的背后,或是基于对美的追求,或是源于对常识的捍卫。文青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殊性,不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不是经历了什么、掌握了什么,而是他们真正关心什么、在意什么、想什么。

发掘人的特殊性,驾驭人的共性,表现人的多样性,这是作家、编剧出身的邵艺辉从《爱情神话》起就崭露头角的能力。


在第二部自编自导的电影《好东西》里,邵艺辉对于物种多样性的观察继续被发扬光大:

她明白真正写好一个人物,不仅要写ta的职业,还要写ta的身份,写ta无意识的社会化和ta有意识的价值认同。

想知道《好东西》怎么写人,看小叶(钟楚曦饰)和王铁梅宋佳饰)对小马(章宇饰)的态度就够了。

小马是小叶乐队的鼓手,两人不仅是音乐搭档,也是任意串门的密友。但当小叶察觉出小马暗恋王铁梅后,却径直道出一句“你配不上她”。小叶讲这句话的真心程度,一如她对邻居王铁梅的钦佩与崇敬。

从小叶视角来看,又酷又飒的王铁梅是阁楼上的金斯伯格、阿伦特与波伏瓦,是屹立塔尖的女中豪杰,想找什么样的男人都能找得着,怎么能看上小马呢。


但她忽略的是,王铁梅评判男性的标准和自己可能不是一个。她框架内最登对的人选,换到王铁梅的世界,可能连后者那个夸夸其谈的前夫都不如。

小叶并不看好这对姻缘,是忽略了王铁梅的主观意志,并自行其是地替偶像兼朋友的后者做了判断。这种落入窠臼的偏好,哪怕是在她唯王铁梅马首是瞻之际也不例外。

当然,这套深刻作用于人的价值系统未必就是小叶的,准确地说,这是父权制长期以来授予她的。

和有着知识分子头脑的王铁梅相比,小叶身上充斥着被世俗规训而不自知的混沌感,原生家庭的线索可以部分交代其人格成因,但她对情场浪子的执迷,并不能仅仅用“缺爱”或“恋爱脑”来解释。

小叶的自我认同虽是现代女性,但在感情内外,她都相对缺乏自主思维,以及欠缺为自主思维提供给养的文化积淀。她只完成了娜拉出走的第一步,但接下来要怎么办,她并不能像王铁梅那样料理清楚。

独立思考能力是个好东西,不仅有益于判断大事,也能在感情中小试牛刀,比如替朋友鉴别个把海王。对那个满世界骗炮的小胡(任彬饰),王铁梅只是透过朋友圈就能看出本心,小叶却是明知山有虎,还想感化他。


小胡是《好东西》里的“坏东西”,这个英文名Richard的眼科医生,被网友称为邵艺辉从约会交友软件上down下来的人物。用邵艺辉的话说,给这个角色取名小胡,就是取他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的含义。

但更有意思的是,翻开网络讨论区,不少观众在论证现实中胡医生的诸多条件时,仍会不自觉地将这一人设与“优质”“精英”“成功人士”等标签挂钩,其评判标准是什么,可谓一目了然。

为什么小胡可以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就在于他们内心非常清楚,无论自己道德上有多少瑕疵,都能在一套颠簸不破的价值系统中获得赦免。还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参考某个游泳冠军被挂上热搜的“光辉”事迹,便不难理解。

小叶常有,而王铁梅不常有,这或许是电影内外“坏东西”泛滥的重要因素。

《好东西》里王铁梅选择小马,是因为她不喜欢主流框架里的男人。而身为鼓手、擅长多种乐器、性情温和又懂得尊重他人的小马,恰好不在主流框架之内。

至于被王铁梅评价“已经算不错了”的前夫(赵又廷饰),则体现了男性维度中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片中他是浑身是梗的“女权表演艺术家”,三句话不离上野千鹤子,浑不知“女权男”在西方社会已经褪去褒义,而是更多体现了性别投机的属性。

但从邵艺辉对前夫的设计上,你又能看到这个人物比《芭比》里的Ken更真诚的一面。“前夫哥”最大的优点,是他明面上始终坚持政治正确,在这一点上,我十分认同邵艺辉的倾向性。

虽然政治正确往往沦为伪善的同义词,但再怎么不好的政治正确,也要好过政治不正确。杜绝了口无遮拦,是现实境界迈向理想境界的第一步。只有政治正确,“进步”往往会停滞不前;可如果没有政治正确,“退步”一定是肉眼可见。


邵艺辉在一次路演中提到,她对于男性角色的塑造,其实也就是她自己挑选男人的趣味,在她看来,世界上至少存在两种男人。

一种积极投身于主流框架,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和智慧都用于挣钱,用于追求事业成功,而这样的人身上一定会有她不喜欢的品质,比如喜欢说教,因为他们天然觉得自己经验更多、资格更大、社会地位更高。

还有另一种男人,属于父权制下“不成功”的男性,比如她两部作品中的老白、老乌、小马甚至前夫哥,这些人并非没有聪明才智,而是用在了其他方面。

在现行游戏规则的审视下,这些“不成功”的男性或多或少都有缺陷;但邵艺辉认为,正是由于他们无意去做主流男性,或多或少都有其可爱之处。

而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后一条赛道是不存在的,而这条赛道上的人,往往会被塑造成前一条赛道上的内卷失败者,普遍遭受污名化。

邵艺辉对于大银幕上男性角色的贡献,正是发掘并呈现了男人世界中这两条不相交的赛道,并前所未有地展露了对于后者的肯定。

不过,对《好东西》里的小马和前夫,网上依旧有人吐槽“是对男性的美化,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人”,可如果你真的理解邵艺辉的用意,就能明白这类牢骚是多么夏虫语冰。

片中人物虽是编的,但其人格在现实中并非虚构。只盯着前一条赛道的人,是看不到另一边的小马的,即便他们是一种客观存在,也会统统被视而不见。

而在前一条赛道上,也确实不存在小马这样的人,类似盐碱地开不出花,寒带游不来热带鱼,后宫难有没净身的太监。亘古如斯,没有侥幸,没有例外。

男性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热衷模仿,依托集体取得安全感。男性价值紧贴一个具体社会的主流框架,《鹿鼎记》里热衷钻营的韦小宝,如果活在北欧,他会变得遵纪守法,成为一个最规矩的人。

同样的道理,糜烂的社会环境很难长出健康男性,即便有,也是被排斥的异类。好比一个球队,大家都在踢假球,洁身自好者的唯一下场就是被扫地出门。

套用《好东西》的台词,不肯同流合污,便是“与父权决裂的loser”。

一个内核千疮百孔的价值体系能够稳固,就在于参与者履行平庸之恶,前赴后继地给它添砖加瓦,其稳固与脆弱,变量不在物质,全在人心。

李安有次提到《色·戒》中的王佳芝,说“小女子的一声‘快跑’,解构了父权制几千年来最神圣的事,女性的主体性得以回归”。

这个分析很有意思,一切围绕鱼饵(王佳芝)精心筹划的宏大叙事(刺杀易先生),以及背后一整套严丝合缝的权力秩序,随着被献祭者的“不配合”土崩瓦解。

就像艾略特的那句诗:“世界就这样倒塌了,不是轰然巨响,而是唏嘘一声。”


与作为浪漫喜剧的《爱情神话》不同,《好东西》是伍迪·艾伦式的观念电影:它弱化了主剧情与类似元素,推动剧情发展的不再是故事,而是创作者化整为零的观点和经验

电影虽然浓墨重彩地讨论了性别,但性别只是做表意的抓手,并非全部叙事重心。这里我非常同意一个观点:《好东西》的受众不单是女性,也不单是女性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而是所有现代公民。

在邵艺辉的电影中,那些丰富立体的现代人,和剧情悉心建构的公民社会,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所谓物种多样性,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原子化的场域之内。邵艺辉明白,人和人的不同并非只有性别,她所试图呈现的,正是一种未被原子化的个体竭力捍卫的理想生活。

这些个体既包括拒绝做主流男性的小马,也包括在课堂上重塑是非的女教师,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世事洞明的主人公王铁梅。

只须看王铁梅与小叶对待谎言的不同态度,就能领略到创作者那种触及事物核心的洞察力。

同一个接孩子放学的聊天场景,小叶告诉王茉莉,人活在世上总会撒谎,比如一些善意的谎言;而王铁梅则屡次跟女儿强调,应当对谎言零容忍,哪怕在学校跟男同学打架,也要好过在作文中撒谎。

是什么造成了王铁梅在撒谎问题上的“勿以恶小而为之”,是她作为前调查记者的秉性。王铁梅经受的教育、职业经历以及阅读习惯,皆站在谎言制造机的对立面,她过往相当一部分工作比重,就是为了对抗无处不在的谎言。

王铁梅向女儿耳提面命的“正直勇敢有阅读量”,进一步说,代表了判断是非善恶的价值观、对社会公共议题的关心,以及面对历史的责任感,这是一个特殊个体身上如影随形的高概念。

她可以像其他人那样轻盈地过日子,但是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像羽毛。就像小马坦诚地告诉她,有些事自己并非真正明白,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王铁梅一样,可以根据面前对象的需要,扮演自身“不能承受之轻”,卸下他人“不能承受之重”。

在一个可能为人忽略的细节中,王铁梅从四行仓库前面缓缓走过,那是历史记忆在一个女性知识分子身上的若隐若现。那面满是弹坑的墙壁与她的日常无关,但作为一个“有阅读量”的文字工作者,她从未离开那段有良知者的共有记忆。

当然,我相信王铁梅铭记于心的历史,远不止与《八佰》遥相呼应的那一段。


No.6090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臧否

开白名单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图片 视觉中国/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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