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年底的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最重要的当然是明面上的“对调”，但当时中央经过开会研究，还作出一至关重要的决策，或者说“调整”，作用和意义不下于“对调”。
这一决策就是：大军区司令，从对调开始一律不在地方兼职。当时全国十一个大军区，八个大军区进行对调，还有三个大军区司令在任工作时间不长所以并未对调。那三个大军区司令不进行对调，但他们同样不再兼任地方职务。
大军区司令都如此了，那省军区和地方部队的军长、师长，是不是也不能再兼任地方职务呢？应该是的。毛主席定下的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可以说一个办法解决了多个问题。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政委却无需调换，这也是经过慎重思考才做出的决定。除了北京军区，其余大军区的军事主官——即司令，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武汉军区的陈再道是例外，“720”的影响实在太大），没怎么挪位置——主要也是因为不好挪位置。司令“安全”，但并不代表政委也是。
以武汉军区的政委为例（特指66年到76年），钟汉华在1967年7月去职，刘丰从1967年7月做到1971年11月——牵扯进“913”，刘建勋长期兼职又有一段时间是第二政委，肖思明做了4年的第三政委，王六生做了4年不到的第一政委，张体学兼职做了2年不到，吴烈做了4个月，王平做了1年又1个月。
无论是兼职还是主职，武汉军区政委在任的时间超过5年的只有刘建勋一人，而且他还是主要兼职的。武汉军区如此，其他大军区不遑多让，情况大同小异。大军区政委职务如此频繁的流转，何须跟着一块对调。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主要就是因为司令们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搞久了油了呢。”
再说回“对调后不再担任地方职务”的决定，66年后为了保障运动和军队的稳定，大军区司令们纷纷兼任起地方职务，军政一手抓。
如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1968年3月担任江苏省革委主任，1970年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如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1967年2月山东省革委刚成立就担任第一副主任，1971年3月、4月又成山东省革委主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如广州军区司令丁盛，1972年担任广东省革委主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这样的军政一肩挑，终究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不能长久。而且也不是所有大军区司令都喜欢在地方兼职，权力是更大了，但工作更多更繁琐了，责任同样也大了。比如韩先楚，他就对不再兼任地方职务感到由衷高兴。军政全才、文武全才还是少数的。
韩先楚在战争年代都没做过军中政委，地方行政工作更是碰都没碰过，所以兼任起地方职务，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毛主席曾在1973年下半年，问过王洪文和邓公一个问题，自己死后的中国将是怎样。前者回答的是美好前景的套话，后者则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正是毛主席为避免这一可能的成真，所采取的措施。“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你们带个头，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毛主席的“对调”实在英明，四两拨千斤，又能一举多得。也可以讲是“釜底抽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