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创造了以诸葛亮、关羽、曹操为代表的一系列家喻户晓的艺术典型，以数量之多，影响之广而论是任何小说所不能相比的。这已经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但《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个次要人物后来经过人民群众及艺术家的再创造，在旧时代也几乎是妇孺皆知，对于今天的人们却十分生疏了人物。
他就是蔡邕，也即蔡伯喈、蔡中郎。
大诗人陆放翁有一首小诗，叫做《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可见在南宋时代，蔡中郎的故事已经广泛流传开来了。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他是汉末大学者大音乐家，名声很高。他一生遭际坎坷，董卓当权时，想利用他的名声装点门面，以改变自己的形象，便征辟重用他，待他很不错。王允诛董卓后，他因感其知遇之恩一时冲动，竟至伏尸恸哭，因此为王允所诛。伯喈死，天下为之叹息。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喟和深思的悲剧材料。
蔡邕身后他的故事广泛流传开来，经群众和艺术家们的多次再创造，借以寄托自己的情绪，不知何故逐渐地就走了样，终于搞得面目全非。也就在陆游时代他的故事已搬上舞台，南戏《赵贞女》把蔡伯喈写成了陈世美——也许其原型为另一同名人物。伯喈上京赶考，贪恋功名富贵长期不归，其妻赵五娘在家支撑门户，在蔡家父母双双亡故后五娘千里寻夫，伯喈竟然不认，乃至马踏五娘，而伯喈也以遭到天雷击死结束。元人高明，从封建伦理出发，又把这一故事改编成《琵琶记》。《琵琶记》把对蔡伯喈背亲弃妇的谴责剧，改变成了全忠全孝的歌颂剧。蔡伯喈由难违父命前去应考，考中状元后拒命不成被迫入赘宰相牛府，他的妻子赵五娘千里寻夫也终于得到团聚。这则“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故事，一直演到现代，“描容上路”和“扫松下书”等依然是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的代表作之一。直到郭沫若的名剧《蔡文姬》，还据此杜撰一个“赵四娘”以给文姬作伴，可见此故事之影响深远。其实，隋唐时代才有科举，汉朝时那来什么“状元”!身后是非谁管得，蔡中郎也只好无可奈何地任人评说了。
陈世美”与“全忠全孝”虽系杜撰，但蔡邕的一生遭际却也特殊，他的悲剧确也令人叹息。
蔡邕是大学者、大书法家、大音乐家，又事母至孝，故早年即有很高名声。灵帝建宁三年应征召入朝，校书东阁期间他办过一件大事。他整理校勘经籍，亲自书丹于碑，镌刻树立于太学之外，给社会提供了一个范本。碑始立，每天前往观摩者，车辆有千余乘，填街塞巷，可见其盛况。灵帝朝政极端腐败，蔡邕给皇帝上“封事”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因此得罪了权贵几乎被杀头，后来因有人说情才“减死一等”流放到北方边地。一年后遇赦，五原太守王智热情地设宴给他送行。因为王是宦官之弟他竟不为答礼。王因此十分恼怒。蔡邕怕遭报复不敢回乡，就逃亡到东南的吴会一带，就是在这时他制作了音乐史上有名的“焦尾琴”。
他这一流亡就是十二个年头，直到灵帝死后董卓当政时才重新征辟他。一开始他也知道董卓不是好东西，就称病不去。不料董卓听后大怒，威胁说“我能灭人家族”!蔡邕不得已，只好前往。蔡邕这一去真可谓飞黄腾达，一天一个台阶，由“祭酒”而“侍御史”，而“侍书御史”，而“尚书”，史称“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后来又拜“左中郎将”，故后人称其“蔡中郎”。就在这人妖颠倒、正直者人人自危的极其黑暗野蛮的时期，蔡邕却得到了董卓的殊遇。故董卓伏诛，大快人心之际，他凭着个人的知遇感在王允坐间不禁发出了叹息，流露出同情和悲痛，至于伏尸而哭则是小说的杜撰，难怪王允勃然大怒并将他下狱。王允之怒完全可以理解，将他下狱则显得过份，蔡邕也很知罪，他要求保留性命以完成《续汉书》的工作，很多大臣也纷纷为他说情。可王允坚持不能让这样是非不明的人修史，他终于死在狱中。他死后王允也很后悔，为之流涕的人很多。
蔡邕的死，汉朝失去了一位大学者、大音乐家、大书法家，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他主修的《续汉史》也只好半途而废了，否则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可能不是范晔的《后汉书》了。从个人的立身处世看蔡邕的死更是一个悲剧，他的失身于事董卓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当董氏伏诛举国同庆之际，他从个人恩怨出发感喟同情更不足为训。王允对他的处分是过分了，但从他个人来说也没有理由怨天尤人。他的晚节不觉使人联想到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五四”时期周氏兄弟是齐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想不到后来二人竟分道扬镳，一位成了伟大的“民族魂”，一个却成了附逆的汉奸。蔡邕和周作人都有其令人惋惜的一面，但从做人的立身大节来看，他们悲剧都属于咎由自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