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对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破坏莫过于“唯才是举”令的数次发布，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多有争论。陈寅恪先生将其归之为东汉中晚世奉行不同价值取向的两大统治集团，即“重智术”的内廷阉宦与“贵仁孝”的外廷士大夫斗争的继续。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与陈先生的论断颇有不同之处，如张作耀在《曹操尚礼重法思想述论》一文中列举了曹操“尚仁重德、倡礼嘉义”的大量事实，认为:“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响很深，其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尚仁义礼让，并试图以仁义、道德、礼让教民和行政。”王晓毅先生在《司马懿与曹魏政治》一文中指出，“曹操虽然以黄老刑名法术治国，颁布过三道与儒家道德针锋相对的选举令，宣布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他仍认为这只是战乱形势下的权宜之计，一俟政局稳定，仍需以儒术为治国之本”。
上面所说的学者的观点各有道理，曹操对儒家思想的认可和尊崇史实俱在，不容抹杀。同时，曹操“唯才是举”令的发布对儒家价值观的摧陷之酷也是事实。如何认识这种矛盾性?除了曹操是同时服膺于儒法两家思想，如张作耀先生所言;除了根据形势需要作出的对统治术的不同选择，如王晓毅先生所言之外，我以为，从个人心理的角度切人，或许也可有一解，那就是曹操急于统一全国的心态影响了他对儒学的态度。
曹操的“唯才是举”令分别发布于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也就是说，曹操在八年的时间里，连续下了三次“唯才是举”令，而且措辞一次比一次给人以紧迫感。
（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日:“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间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历来学界都将注意力放在了这段材料的后半部分，即“若必廉士而后可用.....”我以为，材料的前半部分仍大有可值得注意处。如果说后半部分是曹操最后得出的结论的话，那么前半部分就是这一结论的原因所在，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换言之，之所以要不拘一格取人才，是出于平定天下的现实需要，曹操欲完成统一大业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
(建安十九年)令日:“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这一次令的发布距上一次不过四年时间,从令中的内容看，上一次“唯オ是举”令执行的效果并没有使曹操满意。上一次令中的“被褐杯玉”和“盗嫂受金”还有些暗示的意味，此次的令中则明白地说出了“有行之士”、“迸取之士”，而曹操之所以对进取而未有行之士青眛有加的原因正在于其“定汉业”、“济弱燕”的功绩。令的最后再次催促有司好好理解“唯オ是举”的重要意义。曹操急于获得人オ，能帮其平定天下,而不是其他什么标准的心情再次显露无遗。
(建安二十二年)令日:“昔伊摯、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汙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在最后这次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却“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的吴起之类人オ的求荐。如果说第二次令中的“有行之士”“进取之士”的提法还有些委婉的话，这次的“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表述就是不加任何遮掩的露骨之辞了。曹操求才若渴的心情已经到了不再考虑措辞可能带来的，对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巨大冲击的地地步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成就王业”。事实上，留给曹操的时间确实已经不多了（建安二十五年去世)，那首著名的《短歌行》与其看作是曹操求贤之心声，不如看作是曹操对时日无多，又欲完成统一大业的急切心情的表白,“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赤壁之战后，曹、刘、孙三分天下形势已定，而曹操却从未放弃统一全国的努力，一生征战不已，直到临死前三个月时，还亲自率军南征关羽。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曹操想在有生之年完成统一大业的愿望，这一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都处于次要之席，都要让位于这一中心课题。曹魏集团中有不少人，有的还是很重要的谋士，都给曹操提过建议，认为武力征讨应与文治教化并举，比如荀彧曾劝曹操军事征伐的同时，不可废弃儒家文化教育的作用。
是时征役草创，制度多所兴复，彧尝言于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于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
再如袁涣，魏国初建，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孙权，参军傅幹谏曰: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公不从，军遂无功。
荀彧的“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袁涣的“大收篇籍”和傅幹的“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显然指的都是一件事，即重整文化教育。曹操并非不认可儒家教育的重要作用，他曾在建安八年下令:“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但显然这一政策并未一以贯之，否则也就不会有上述几人的劝谏了。其原因除了战乱年间无法进行稳定的文化教育事业外，主要还是在曹操内心深处，完成统一大业的心理压倒了一切，他并非不知道，也不是不想遵从荀或等人的建议，更有可能的是，他想在完成全国统一之后再做这些事，所谓“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所谓“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都可看作是他对治世和乱世应各有其首选政策的不同表述。所以他虽然对荀彧的建议“常嘉纳之”、对袁涣的建议“善其言”，但都没有付诸行动，而对傅幹的建议则直接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
如前面所说，曹操对儒家思想的认可和尊崇史实俱在，不容抹杀；同时，曹操“唯才是举”令的发布对儒家价值观的摧陷之酷也是事实。我以为，曹操对儒学的这种矛盾的态度，可从其急于完成统一大业的心理做出解释，即为了完成统一全国的心愿，曹操不仅没有给儒学以重视，甚至不惜对其造成破坏，后果当然是严重的，正如顾炎武所论:“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 ”。所以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曹操时期并非是一个儒学得意的时期，而恰是儒学在魏晋之际走向衰落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