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镇馆之宝，分别是毛公鼎、翠玉白菜、东坡肉形石。就青铜器而言，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与北京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并称为“海内青铜器三宝”，实属“举世国宝”、“国之重器”。
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下有三足鼎立，上有两耳高耸。从高度大小看，毛公鼎算不上一口大鼎，之所以尤为珍贵，在于其腹内铸有一篇现存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铭文。
这篇铭文被后世称为《毛公鼎》，全文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个篆书文字，是一篇完整记载周宣王告诫及赏赐重臣毛公的策名辞。铭文说，周宣王为了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名重臣毛公要忠心佐王辅国，不可横征暴敛，壅塞民意，绝不能重蹈先臣违诺王命，官纪不饬，酗酒无度，而遭丧国之祸的覆辙。毛公为了感谢周王的重托以及赏赐的酒食、舆服、奴隶等，特铸鼎纪事，并嘱托子孙永保永享。
对于这篇铭文，历代史学大家皆认为它是绝无仅有的周朝“庙堂文字”，其史料价值，抵得过一篇《尚书》，其书法艺术价值，亦让自晚清以来的书法大家发出了这样的赞誉，“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让世人唏嘘感叹的是，比起另两件青铜国宝，自出土以来，毛公鼎所经历的沧桑辗转都是最具波澜，最为壮阔的，甚至有许多人讲，毛公鼎颠沛流离的坎坷命运，亦如一部晚清至民国的国运沉浮录，这是使人凝视，引人深思的。
关于毛公鼎的出土，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据陕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馆研究员贺世明考证，毛公鼎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陕西岐山县庄白村出土，发掘者是董家村的村民陈春生。毛公鼎出土的地方，历史上被称为周原，是周人兴起的地方以及灭商后的都城。据史学家推断，西周灭亡之时，周贵族纷纷逃亡，许多青铜重器来不及带走，仓皇之际便匆匆埋在了地下，毛公鼎想必就是如此。
村民陈春生掘出这一西周宝鼎后，由于不识宝，在家放了一些年头后便将宝鼎当作废铜卖给了一个收旧物的货郎。货郎也不识宝，之后又将宝鼎专卖给了西安北大街的一家旧货站。
旧货站收到这件宝鼎后，亦当成破铜烂铁对待。就在旧货站准备销毁重铸时，一位流连在旧货站寻宝的古董商人，火眼金睛，及时看出了这件“破铜”的不一般。
这位在旧货站寻宝的古董商人名叫苏亿年，是京城琉璃厂古玩铺永和斋的二掌柜，其兄苏兆年则是坐镇永和斋的大掌柜。
苏亿年以二十两白银从西安旧货铺截下宝鼎后，因为吃不准，便给永和斋的老主顾陈介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苏亿年详述了宝鼎的形状、文字、花纹、色泽以及来历。陈其祺看完信，觉得苏亿年所得极有可能是一件宝物，于是立即回信，要苏亿年赶紧运来京城，他有意要买。
陈介祺是当时京城著名的金石大家，此人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家学深厚。他对金石收藏考释极为钟情，曾不惜耗巨资在家乡潍县造了一栋“万印楼”，楼中藏有他多年收藏的近万枚秦汉古印、万余件古物珍玩。
毛公宝鼎出世前，陈介祺曾多次从苏氏兄弟手中购藏过青铜器，其中就包括出土于陕西岐山的天王簋。因为是老主顾，大主顾，陈介祺与苏氏兄弟有约定，若苏氏兄弟新得青铜器，必先送他过目。只有他无意购藏，方可售卖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