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艾嘉：现在，我们几乎忘了电影院的魅力

有些人出场，是不需要过多介绍的，比如张艾嘉。

当她气度从容地登上发布席，一开口先把自己说笑了。“其实我不太习惯这样的记者会，有点像开大会的感觉。”2024年10月11日，第四届IM两岸青年影展在福建平潭开幕，张艾嘉以评委会主席身份的亮相。“我们还是轻松一点。”她说，电影是自己追梦50多年的东西，谈论起来不需要拘谨。

6年前，导演侯孝贤给张艾嘉打了一通电话，希望她看个剧本，帮一下中国台湾的年轻导演黄熙，“他打电话来，我当然没有话讲。”张艾嘉为这部名为《女儿的女儿》的电影奔走筹备了5年，并答应出任监制和主演。这是一部讲述母女纠葛的电影，女儿去美国生子客死他乡，过了耳顺之年的母亲赴美，除了要处理后事，还要对女儿留下的“胚胎”做出选择。剧本重写过很多次，预算吃紧，黄熙就想把故事的整个舞台搬到中国台湾，张艾嘉听到以后说：“开什么玩笑？你好歹要给我站在纽约街头一秒钟吧？”

（图/受访者供图）

拍电影，要坚持，张艾嘉一向如此。当初拍《少女小渔》时，制片人李安和出品方中央电影公司的老总都反对刘若英出演女主角，但作为导演的张艾嘉却坚持要用刘若英，“小渔不是一个明星站在那里走路”。两人给张艾嘉看了不知道多少女演员让她选，但都没有动摇到她，“直到最后两个礼拜才让刘若英上飞机到纽约拍。”

如果把张艾嘉出道以来对电影、流行音乐、电视文化的贡献和影响整合起来，她就好像矗立在都市风景中的地标，总是开放新的空间给年轻人尝试。张艾嘉可以在《热带往事》里穿着碎花吊带裙，也可以通过新锐导演聚焦霓虹灯的作品，在36年后再次捧得影后奖杯。

编剧林奕华跟张艾嘉合作多年，他说张艾嘉年轻的时候做一朵花，现在反而要做一棵树。

（图/受访者供图）

花的作用显而易见。侯孝贤讲过和张艾嘉一起去法国拍片的故事。当时时间太紧，大家拍不完，侯孝贤就去跟投资人请求宽限一些时间，以及再多给点预算。结果，“因为张艾嘉是女明星，又长得很漂亮，所以制片人就同意了”。

做树，要庇荫，更难一点。类似黄熙的困难，张艾嘉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在杨德昌拍《恐怖分子》的时候，请香港的缪骞人来，没有钱住酒店，就住在张艾嘉家里。“我们大家团结，能够互相支持就互相支持，有多少导演都是抵押自己的房子去拿钱出来拍电影，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时代。”

而那个辛苦的时代，后来成为了中国台湾电影和中国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张艾嘉从中穿过，意气风发地参与了一切。

与黄金时代恋爱

1981年，张艾嘉在书店翻到一本书叫《十一个女人》，立刻被这个不同作家写就的女性故事合集吸引。她想拍电影，但是太贵，转而想到拍电视剧。当时，张艾嘉在电视台有档《台前幕后》的节目，她对电视台的操作流程很熟悉，去书店找资料，就是想做一档《女人·女人》的节目。“可不可以先做情景剧？”她这么想着，“一个全部讲女人故事的情景剧。”就像文学和电影的先锋实验，自己也能上手拍片。

这年，张艾嘉刚做了次“半路”导演，因为原定的导演离世，她阴差阳错地执导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某年某月某一天》。现在回想，她觉得“稚嫩得一塌糊涂”，心里知道自己对拍电影还是懂得太少了。

（图/受访者供图）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香港率先迎来了电影的“新浪潮”。一批风格清新、题材现实的电影涌现出来，徐克、许鞍华、谭家明都在其中，张艾嘉还出演了许鞍华的《疯劫》，港片的黄金年代随即开启。早在1972年，张艾嘉就加入了香港嘉禾。身处浪潮之中，看到香港电影的革命性变化，张艾嘉很兴奋：台湾电影的新语言要什么时候才能出现？

《十一个女人》虽然是部电视剧，却是让不同的导演用电影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合作。当时，张艾嘉认识许多尚未能独执导筒的年轻人。他们要么是副导演，要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一批电影人。而侯孝贤则说这些人常年混迹在美国，回到中国台湾后看待社会与世情便有了一种不同的“眼光”。张艾嘉请宋存寿帮忙找了11位导演，这些人里有人拍到一半退出，更多的人还是坚持了下来。

那个时候柯一正也好，杨德昌也好，甚至焦雄屏都来帮忙。今天你拍你的、我拍我的，全部人每天进咖啡厅就问：“你今天怎么样？你那部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开始帮忙。哪个导演遇到了问题，另一个导演就要顶上去，甚至到剪片子的时候，可以3个导演坐在剪接室里面一起讨论。

杨德昌拍了《浮萍》，影像风格已见端倪，人在季节里的懒散，以及九份一带生活的况味，皆是透过影像传达了出来。电影的剧本写了很多次，当时还不用电脑，杨德昌每次修改就得去打字行打字，前后改了六七次。那部片子最长，后来分成了上下两集播映。

（图/受访者供图）

《十一个女人》影响深远，直到今天谈论起台湾电影的新浪潮，依然会被溯源至此。张艾嘉成为了转动齿轮的人。她自己在其中拍了《自己的天空》，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把拍电影看得多么严肃，只是因为喜欢，演员表达不了的故事，导演都可以做到。做导演，又或者说想拍电影，不需要万事俱备，某种情况下，天赋与冲动占据了高地，行动就会先于影像，世界各地的新浪潮莫不如是。

张艾嘉13岁就去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爱与和平的影响，让她几乎成了一个嬉皮士。她穿超短裙，上街游行，参加反越战活动，谈恋爱。母亲看不得她这么疯玩，没过几年，就把她送回了台湾。19岁，她正式进入演艺圈的时候，台湾电影刚刚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戒严”。20世纪70年代末一度流行武侠片和琼瑶式的言情片，张艾嘉也演过，但那种太过梦幻浪漫，张艾嘉清楚，现实中不是那样的，她的生活也不是。

（图/《相亲相爱》）

某种程度上，对真实与切身体会的召唤，影响了张艾嘉的许多选择。比如唱歌，最早的时候张艾嘉只唱英文歌，“唱的全部是民谣，像琼·贝兹、鲍勃·迪伦，后来听披头士，他们的歌词跟自己的生活非常贴切，这一批人对我的影响非常强烈，到现在我写东西、拍电影都受他们影响”。

早期唱中文歌，她唱得很辛苦，后来邱复生带着她做《歌林》，也跟胡德夫一起唱一些老的英文民谣。“因为它有故事、有戏剧性在里面，我觉得唱着蛮过瘾。”对于罗大佑，张艾嘉第一次听是拍《闪亮的日子》的时候，刘文正给她听的，一卷里有《童年》《牧童》《光阴的故事》，还有郑愁予的那首《错误》。

在《十三邀》的节目里，张艾嘉如此说：“他第一次给我们听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傻住了，因为真的是太接地气了。我们当时已经二十多岁，开始觉得以前的那些流行歌曲、歌词表达出来的感觉、感情，跟我们有点脱节，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东西。当走进一个更大的环境时，那些感情没有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听到大佑，就觉得有一种东西让我们感动。”

（图/受访者供图）

张艾嘉说文艺圈包裹了她，简直是宠儿。她一边是女明星，台前拍戏，一边可以是电影片场的任何工作人员，导演、找钱、联络，那些时至今日看起来已成高峰的电影之作，就在她的身边和眼前完成了。她后来加入滚石唱片，制作人是罗大佑。

张艾嘉自然地走向衰老和松弛，剪不整齐的短发，穿简单的T恤，没有包袱。她在路边的咖啡馆接受采访，边吃三明治，边咯咯大笑，偶尔有小小的面包屑粘在唇边。她还有点八卦。之前做电影节主席，她的一大要求是所有观礼嘉宾要“携伴参加”。“这是我女人的角度”，她有点得意，因为此举让“很多人看到了侯孝贤的太太长什么样”。

台湾的主持人张小燕说，张艾嘉青春时“贪图玩乐”“耽于情欲”，“一点都没浪费”，她疯狂地谈恋爱，喝酒开派对，享受着众星捧月的演艺生活，经过、见证、参与了华语文艺最重要的人与事，就像和整个黄金时代谈了一场恋爱。

“大部分人忘记了文艺片的重要性”

张艾嘉在20世纪70年代演中学生没难度，《碧云天》（1976）和《门里门外》都有过表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1983）里，她素面朝天地穿一身中学校服饰演“小妹”，仍然有十足的说服力。张艾嘉饰演林佳莉，在洗碗时心里很激动，但直到最后一刻，才将碗碟推倒，开始质问丈夫。镜头里，有大片的沉默。无论是电影还是生活中，张艾嘉更接近这种包裹在平静表面下的力量感。

（图/《海摊的一天》）

作为演员，张艾嘉在银幕上柔美、俏皮、坚韧，或是聒噪、毒舌、精明；作为导演、编剧，她的作品里的女性千姿百态。《观音山》里的常月琴，把财产留给三个青年，爬上山顶，和她们笑着挥手，接着纵身一跃。面对一次次感情的失败，“被抛弃的女人”Lily独自站在镜子前，手握剃刀，眼神空洞，似乎准备结束生命。突如其来的地震将她惊醒，她放下手腕，优雅地刮起腋毛，对镜微笑。这个瞬间，她放下了过去的伤痛，重新拥抱生活。这个有些滑稽的瞬间举重若轻，一个女人的觉醒正是在这意想不到的时刻完成的。

做了50多年的演员，演了大概将近100部电影，张艾嘉仍然觉得自己在演每一部电影的时候，能悟到新的东西。“因为年代的不一样，我每次要演妈妈，我演了多少个妈妈，可是每一个妈妈都不一样的，我怎么样去演不同的妈妈，这对我来讲都是一种新的学习，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你自己要知道，如果要选择这个行业，你会不会选择它是你一辈子的功课呢？”

IM两岸青年影展与张艾嘉的缘分，起于2020年第一届IM两岸青年影展创办的时候。参与投片的全球华人青年影人以90后为主（今年95后成为了投片主力）。影展的主办方想用张艾嘉的一首歌《爱的代价》做宣传曲，张艾嘉觉得这首歌就是讲述电影追梦的过程，热爱需要代价，而这个代价的苦总是被低估。

（图/受访者供图）

拍电影，张艾嘉见过太多，过去的例子总是随手可取。“侯孝贤做场记，从最基础做起的，十几年才开始真正当导演。杨德昌从海外回来，拍城市里的现代人得心应手，但《浮萍》是南部的、乡土的。他做了很多的功课，几乎每一个人物他都要贴纸头，贴在他家的板子上，谁怎么样，人物的变化是什么，她跟他的关系将来会穿插什么样。”

早期的胡金铨是让张艾嘉受惠最多的导演。二人的合作是从《山中传奇》开始的，“他对于美的坚持，是我比较少见的。”张艾嘉说。在他的戏里，要真正的翻山越岭，讲故事的方式就是用画面来表达。李翰祥的戏，则“俏皮得不得了”。张艾嘉第一次跟他演戏，演林黛玉进大观园，第一次看到老夫人的表情，是导演亲自示范的，“他那个黑黑的大脸，走过去后身段突然间就柔软下去，翘起了兰花指。当时他天天跟着我们练。”

张艾嘉在台湾演文艺片，转头到了香港，她又可以演尽皆癫狂的喜剧。在《最佳拍档》，她学会了港式喜剧的表达方式。这部片里她演的是一个女警察，当中一个买单的情节，她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进入节奏，“那个时候我学了好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文化背景而产生的一些（东西），不管是表演方式或者人的个性的节奏，很多东西都是不太一样的。”

（图/《最佳拍档》）

跟导演徐克工作，年轻的张艾嘉觉得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想法很多，随时都会改变主意的人，所以我们常常是在摄影棚里面拍，而且我们去的时候都会把牙刷、毛巾什么都带着，然后一进到摄影棚就听到铁闸一关，我们就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收工。我们常常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会把摄影师抬出去。”

至于为什么所有人都会接受，张艾嘉回答：“可能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在表达爱，他们没有去隐藏自己的爱，但同时他们也都在互相成全。”

不过，外部环境变化，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张艾嘉说，台湾电影的新浪潮在后期陷入谷底，正是票房交替、观众看电影的习惯改变的时候，没有得到发行商和戏院（电影院）老板的认可，由此走入了一个很低迷的阶段。

（图/受访者供图）

她筹备的《女儿的女儿》，在碰到新冠疫情后，很多投资者就离开了。“就找不到钱。尤其是再回来的时候，电影整个的商业的模式都已经在变了，更多投资者都已经不见了。大家再慢慢寻找，然后再一直磨到去年，我们才真的拿到了一笔钱。”

让张艾嘉心里很难过的一点就是，她觉得文艺片在这几年当中，在两岸三地都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尊重。

“文艺片真的是说故事最基础的起源，”她说，“没有文艺片，你不会有好的编剧；没有文艺片，你不会有好的导演，不会有好的美术，你不会有好的演员。好的文艺片才把他们培养出来。可是现在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忘记文艺片的重要性了，你知道吗？”

而看似机会变多的时代，青年导演的出路其实并没有真的变多。“现在所有的导演要懂得怎么去找钱，要懂得怎么去卖片，要懂得怎么去宣传。你觉得现在的导演会像我们以前那么纯粹吗？他没有办法。当他知道将来要面临市场的时候，他可能从第一天开始，他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在想我将来怎么宣传，我怎么样让大家看到我，我要宣传我自己，我要先让人家看到我，才会看到我的电影。”

（图/受访者供图）

“很年轻的时候，我已经决定电影是我一辈子的事业跟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张艾嘉早已经不是那个把拍电影看得不那么严肃的年轻人了，现在的她对电影郑重其事。“我自己还蛮坚持的，无论是平台、流媒体、手机、各种屏幕，我觉得大家忘记了电影院的魅力在哪里，大家都忽略了电影院的魅力。以前的电影院很早期的时候还有开幕、闭幕。电影院为什么一直弄小厅？小厅就像你家里了。其实就应该就要做回大银幕。”

97岁的母亲与71岁的女儿

小时候，张艾嘉家风严谨。有一天晚上，她坐在窗口，时间刚过半夜，大厦入口的木闸栅已下。如果有车子回来，司机按个喇叭，管理员就从休息室出来开闸。没过多久，张艾嘉看到外公的车子驶入，慢慢停在入口。没有喇叭声，只见他下车，自己开启木闸，把车开了进来再放下木闸。他没有烦劳管理员，自己能做的事很简单，顺手就自己做了。这一幕，张艾嘉记在心里，“和他相处时间并不多也不长，但不知为何每一件事都鲜明深刻。”

张艾嘉偷偷地把他一条苏格兰格子喀什米尔羊毛的温暖毯子在中间剪开一长条缝，往头上一套，就成了时髦的披风。有一天，外公看了许久，然后轻描淡写地说﹕“小妹，你这个披风挺好看的。”很久以后，他写了几个字给张艾嘉——人实役物，不可役于物；绘事娱己，不可娱人。

从出身来看，张艾嘉是一名地道的大家闺秀，外祖父魏景蒙是新闻行业要人，叔叔张北海是知名作家，小姨是报社董事长，父亲是空军军官，母亲是社交名媛。不幸的是，在张艾嘉周岁时，父亲就遭遇空难离世。

2015年拍《念念》的时候，张艾嘉写了一本书，名为《轻描淡写》，电影已经是她身体的一部分，这本书就像随时随地抛出一本笔记那么自然。在《男·女·导演》里，张艾嘉写道：“我常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男女导演的分别只是去厕所方便之差。我认为创作偏于个人性格，而非性别。有男导演比女的更细腻，也有女的比男人更大气。观点、角度、手法都因人而异，不局限在男女之分。”

（图/《念念》）

“后来拍戏又注意到一不同之处：现场的气氛。呼来喝去，粗口满场飞，不骂人不像是导演。我这才感受到我拍摄的现场有多么的温柔，轻声细语，充满了母性的爱意。不知道这跟我这只巨蟹有关，还是与大男人主义和女人大地之母的本性有区别。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我们最后都善用自己的能力把故事说了出来，所以真的要分男导演、女导演吗？”

张艾嘉请母亲为自己的书名题字。张艾嘉说，在母亲的那个年代，她每天坐在书桌前练毛笔字，经历了战乱、逃离、家庭失散……他们又是怎么抚平内心的伤痕？“每一个年代必有它的磨炼，我们学习着找方法和变化共存，与自己和解，与他人相处。生命是沉重的，但到了某个时候，终于明白了是可以轻描淡写的。”

到了71岁，张艾嘉觉得人所有的关系都收缩了，回到家里，亲人关系的纠葛是最终命题。一切回到了原点，就像那些聚焦家庭的台湾电影，总是从那个小小的空间里推演，由浅入深，人生款款地被缝进几十片典雅暧昧的锦绣，针脚之间是那么细密，眉目之后又是那么唏嘘。在IM两岸青年影展创投会上，有平台质疑年轻导演，年轻人不关注外部话题，一直在谈母子关系、母女关系，导演回应，私人的也是公共的。张艾嘉坐在观众席，一直在点头，然后带头鼓掌，特别大声。

（图/受访者供图）

张艾嘉一直在照顾母亲，她说自己的母亲是97岁的孩子，需要关注，也需要自由。2024年，张艾嘉写了篇小文来谈孝顺这件事。母亲白天睡回笼觉，晚上精神抖擞，面对自己疲惫地回到家时，不那么顺眼。母亲对财务依旧精明，不时还提醒张艾嘉：“你现在不年轻了，赚钱机会少了，要省着点，守着点。”老年人因器官、肌肉各方面的退化而引致的各种疼痛，常令身边照顾的人十分无奈，而张艾嘉察觉到母亲有时会稍稍夸大疼痛以博取注意和同情，生活真相大白时，“谁比谁先死”经常成为母女之间最不愉快的聊天。

母亲摘掉了一个肾，医生叮嘱她不可以吃鸡肉。但有次在国外工作时，张艾嘉用监控看到了真正的母亲——手机影像中的母亲正指手划脚地教帮佣如何做宫保鸡丁，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仿佛是趁爸妈出国逮到了自由的机会，打心底里开心。宫保鸡丁证明了只要女儿不在家，鸡肉是可以吃的，而且味道要爆得够。她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想几点睡就可以几点睡，电视开多大声都可以，谁也不会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