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聪︱四印斋寻踪记

一

2023年春天，北京城南宣武门外校场头条，开始了腾退动迁工作。去年底，我又专程去看了看。原来拥挤不堪的大杂院，不少都已变得空空落落。

今天，驻足校场头条北口，仍能看到胡同东墙上，有介绍云南会馆与山左会馆的历史。但似乎已没多少人知道，一百多年前，晚清词人王鹏运（号半塘）的四印斋也坐落在这条胡同的北口路西。当年，在院宇清雅、花木扶疏的四印斋里，半塘不仅与词友端木埰、许玉瑑、況周颐等谈词论艺、唱酬几无虚日，他还孜孜矻矻编校了皇皇数十卷的《四印斋所刻词》。从光绪十年（1884）服满回京，到二十七年（1901）辞官南下，半塘在校场头条生活了十八载。1960年代，夏慧远（夏闰枝之子）作文介绍：“四印斋为半塘之书斋，在北京宣武门外校场头条北口路西，为一旧式四合院三进之瓦房，至今尚保存原来面貌。此房为万青藜后人产，半塘乃租户。庚子年八月联军侵入北京，朱彊村及刘伯崇福姚，皆依半塘居此避难。三人所作《庚子秋词》，即成于是时。半塘迁徙后，彊村遂居之……”（《春游琐谈》）

校场头条简介牌

校场头条今貌

其实唱和《庚子秋词》的第二年，半塘即辞官南下，将四印斋留给了彊村。彊村又住了一载，旋亦离京赴任广东学政。再之后，彊村的儿女亲家夏闰枝继续住了多年。夏氏有《卜算子忆菊》一首：“宅惯住词人，花亦如高士。历历吟秋迹已陈，馀响惭难继……”词后跋曰：“四印斋，王半塘、朱彊村所居，《庚子秋词》即成于此。余继彊村居之数年，甲辰秋购菊多而佳……”（《悔龛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氏也宦游南下。不久，诗人罗瘿公又搬入此宅，成为了四印斋的新主人。宣统二年（1910），罗氏南游，遇到彊村，话及四印斋，二人皆唏嘘不已。彊村赋《西河》一阕，序曰：“庚戌夏六月，瘿庵薄游吴下，访予城西听枫园，话及京寓，乃半塘翁旧庐，回忆庚子辛丑间尝依翁以居，离乱中更，奄逾十稔，疏灯老屋，魂梦与俱。今距翁下世且七暑寒已……”

同年秋，回到京师的罗瘿公又邀请陈鹤柴等诗友来四印斋小酌，陈鹤柴赋诗云：“罗瘿酌我觞，嘉客聚一庭。庭前何所有，异菊列云屏。庭中何所有，千佛遗名经。昔日四印斋，题榜已飘零。鹜翁留敝笥，蠹籍孤肠撑……”在这次聚会中，陈鹤柴不仅收到了罗瘿公馈赠的唐人写经，他还看到了夏闰枝昔年所种菊花与王半塘所遗庋书木架（敝笥）。

宣统三年（1911）正月初七，罗瘿公再次邀请诗坛名家郑海藏、陈石遗、赵尧生、林山腴等来四印斋共举诗社，并以“人日题诗寄草堂”七字分韵赋诗。赵尧生尝回忆说：“半塘僧鹜四印斋，后为朱侍郎居，又为罗瘿公居，曾起诗社其中。梁星海集《瘗鹤铭》榜云‘前后王朱词仙之宅’……”（《赵熙集》）后来，罗瘿公虽移寓草厂头条的广州会馆，却仍将梁氏榜书悬挂于新厅上，足见他对“四印斋”的念念不忘之情（黄濬《花随人圣盦词话》）。

2017年，我在苏州买到一册《廿四花馆诗钞》，民国刻本，是瘿公友人陈昭常的诗集。书中有《有怀瘿公都门寓斋》一首，诗曰：“四印斋中风物妍，王前朱后各齐肩。一生襟抱明如月，几辈词流化作烟。此室近推名士窟，有时同证美人禅。冷官解作闲居赋，莫道寒酸不值钱。”看来，四印斋当时就已有“名士窟”的谑称。作为王半塘、朱彊村、夏闰枝、罗瘿公四人的故居，这里屡屡成为旧京文人社集觞咏的胜地。在清末数十年中，它不知见证过多少词家诗客的流风馀韵。像这样的“名士窟”，于今日北京宣南的名人故居中，恐怕也并不多见吧。

可惜之后的数十载，红羊劫换、沧桑屡易，四印斋的故事亦无文献可徵。但作为王朱词仙的故宅和《庚子秋词》的创作地，四印斋仍渐渐成为了后世词人的寻访朝圣之所。1975年，夏承焘曾来此凭吊，并写下《玉楼春宣外校场头条胡同寻四印斋故址……》。当时，夏承焘因“不得其确址”（语见《夏承焘日记全编》），故最终未能找到四印斋的故地。不久前，我又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当今词家徐晋如、魏新河等来校场头条继续寻访四印斋的韵事。不过，从朋友圈中的照片看，他们所到访凭吊的，是今校场头条1号，而那里同样不是四印斋的所在。

二

按四印斋的具体位置，过去记载皆只云“校场头条北口路西”，至于哪一家，却未能明指。数年前，友人李保阳兄惠赐《掌故》（甲午春之卷）中，有一篇《王鹏运和他的子孙们》。作者王禹晶，是王鹏运之孙王序柯的孙女。文中说，四印斋在校场头条7号（王序柯1890年即出生于此）。不过，校场头条今7是云南会馆的旧址；如果追溯1960年代前的老门牌，那老7号（今17号）则是山左会馆的旧址，都不可能是四印斋的所在。（这里补充一笔：1960年代前，北京胡同凡南北走向者，门牌多是从胡同北口路西，往南按自然数顺序排号，到胡同南口再掉头向北，沿路东继续排至北口。而今天的门牌，则从胡同北口开始，路西按单号，路东按双号，分别向南排。）

不过顺此线索，继续翻查《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我又找到1906年与1941年两份会馆调查登记表，发现当年在校场头条北口路西，两份登记表上都记载有三原会馆、云南会馆、宜荆会馆、山左会馆四家的地址。第一份1906年的登记表上，四家会馆的门牌依次为校场头条2、4、7、8号；第二份1941年的登记表中，四家门牌则改为1、3、6、7号。稍稍分析，可知四家会馆的相对位置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之所以门牌号都会向前挪一位，猜想是因为胡同北口第一家，虽有朝东的侧门开在校场头条内，但朝北的正门其实开在达智桥胡同里，故后来只以正门计算门牌号，而不再占用校场头条的1号了（今此宅门牌为达智桥胡同8号，仅一进院落，系民国改建，明显与四印斋不符）。

为了能彻底搞清四家会馆与四印斋的具体位置，这三四年来，我也到校场头条踏访过多次，对路西各家沿街的外墙一一辨认，最终可以确定，北口路西原来共有八户。除北口第一户正门开在达智桥胡同外，馀下的七户皆是正门朝东，即开在校场头条里。若按1960年代前的老门牌，此七户即老1-7号，老3号云南会馆，老7号山左会馆，今院墙仍甚长，可想见旧日规模不小，这与会馆档案中所记会馆房间数也大体吻合。如果将老1号三原会馆和老6号宜荆会馆再排除掉，那有可能成为四印斋的，就只剩下老2、4、5号这三座老宅了（老7号再往南即与芝麻街相交的胡同中口，故不在四印斋的寻访范围内）。今天细细勘访三宅，虽皆已沦为杂院，但度其旧日格局，都无疑曾是两进或三进的四合院，这与夏慧远所云“三进之瓦房”亦相合。四印斋一定藏在其中，但究竟会是哪一家呢？

校场头条北口路西新旧门牌对照表

三

不久后，我又发现一条新线索，为继续寻踪四印斋带来了希望。

按学者吴晓铃（1914-1995），曾寓校场头条今47号，他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对胡同中的掌故知之甚详。他的女儿吴葳在《父亲与双棔书屋》中写道：“父亲……几岁上便随我的祖父迁居京师，住进宣南的这座小院……我们一抱怨：‘待在家里闷得慌！’父亲便领上我们出去散步。顺胡同往北走，他会给我们看这里是晚清词人王鹏运的四印斋……”

邻居于润琦老师曾是吴晓铃的学生，听说与吴葳女士也熟络，我遂托他向吴女士询问四印斋的旧址，不料吴女士年事已高，只答曰“记不清”了，这不免让人感到遗憾。幸好，天无绝人之路，继续翻查吴晓铃的文章，我又发现一篇《怀苦禅，记双棔》：“我家，在北京外城的一个小胡同里……晚清的三位著名的词家王半塘、朱古微和刘伯崇合作的《庚子秋词》就是在这条胡同里的王氏四印斋完成的。四印斋旧舍虽早已易主，沦为大杂院，然而临街东壁上的拴马环犹存，还可想见三老篝灯唱酬、自写家国幽郁的艰难处境……”

文中，吴晓铃又指出一条重要线索，即四印斋的临街外墙上曾有拴马环。我立刻想起況周颐在《蕙风词话续编》中说过：“半塘寓宣武门外教场头巷，畜马一、骡二，皆白。曩余过从抵巷口，见系马辄慰甚……”而半塘自己也填过一阕《御街行》，序云：“厩马素驯，客或借乘，忽蹄啮不受羁勒。我愧之矣，赏之以词，俾知半塘之马，固非下驷也。”（《春蛰吟》）可见半塘确曾蓄马，而且是爱马之人。然而，多次走访校场头条，我却从未发现过拴马环。难道況周颐、吴晓铃昔年所见者，今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今年正月刚过，我又一次来到校场头条，在尚未拆迁的人家中，请教了几位在这条胡同中生活了数十年的老街坊。谈及王鹏运，众人皆闻所未闻；但说起吴晓铃家，则都表示极为熟稔。让我尤为惊喜的是，几位老街坊都能清晰记得，只有在今天13号院的东墙外，才曾有过拴马的铁环。一位阿姨还告诉我，她们小时候常常拽着铁环玩耍，拴马铁环原有三个，都嵌在墙里，钉在倒座房的檐柱上，大概有小拇指般粗细，似乎到2008年迎奥运会时才被拆除。

北京某胡同今存门洞式拴马环

寻访至此，已无任何疑问，吴晓铃昔年所见铁环，就在今13号（老5号）的临街外墙壁上，这也恰好是我们排除了四家会馆后，所剩下的老2、4、5号三家之一。现在，唯一还让人放心不下的，就是王禹晶女史所谓的“7号”了。

为了消除内心最后的疑虑，几天前，我又通过李保阳兄联系到远在西雅图的王禹晶女史。据王女史回忆，2006年她回国时，曾由在北京工作的某位亲戚作引导，来校场头条寻访祖屋四印斋。当时，那位亲戚记得她五爷爷王序梅（1895-1981，字孝饴，半塘孙，亦生于四印斋）说过，四印斋在校场头条5号。而他们一行人来到5号后，因见院门深锁，无法进入，遂又继续南行，参观了7号的云南会馆。后来撰文时，王女史凭记忆误写成7号，直到我来询问，她才向当时同行的大姐求证，最终厘清了事情的经过。我听后也恍然大悟，并告诉王女史，她们当年未能进入的今5号，并非半塘故居。王序梅所说的“5号”，其实是老门牌，即吴晓铃所见外墙上有拴马环的老5号，今之13号。

四印斋位置示意图

四

校场头条今13号，坐西朝东，宅门开在院落的东北角，系如意门样式，有六角形门簪两枚。门楼上为后改之水泥瓦屋面。门楣栏板与戗檐上砖雕犹存，可惜均涂以灰浆，已大减往日神采。宅门南系倒座（东房）四间，进深五檩，其临街外墙即檐柱上曾有拴马铁环者。入宅门可见四合院两进。第一进西正房五间，进深七檩，南北厢房均已扩建，几乎占了半个院子。我怀疑倒座房之西原还有带二门的院墙（分隔内宅外院），今则不可复见矣。院中另矗椿树一，半裹于墙内，似已枯死。循正房而南，有过道向西可抵第二进院。二进院中又植椿树一、银杏一，惜皆非老干，不会是半塘手栽。南北厢房则同样大肆扩建过，都挤向院中，已难窥旧貌。西正房亦有五间，屋宇敝破，檐柱已稍欹斜。房前原出廊，门前垂带踏跺今风化严重，似百年物，此殆半塘四印斋之旧石阶欤？

在这样的旧石阶上小坐片刻，是最能发人思古之幽情的。不远处，宣外大街依旧车水马龙，路东的海柏胡同，拆迁后虽夷为平地，但朱彝尊的古藤书屋却独独被保存了下来，据说曝书亭还得到了修缮。可惜四印斋并非文保单位，将来恐怕没有古藤书屋那样的运气。我真不愿看到像修建两广路时拆毁曹雪芹故居那样的旧事再发生，虽然二十年后原址旁又重建一纪念馆，但古迹早已荡然，仍不免令有识者抱憾。王鹏运的四印斋，是近代众多诗词名家的故居，也是宣南文人社集的一处重要遗迹，且目前仍有抢救的可能，是不是可以考虑给予保护呢？本文谨记所闻所考，以当刍荛之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