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讲的这本《多极亚洲中的唐朝》，旨在通过系统考查唐朝与四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外交策略，带你看清大唐是如何和“邻居”打交道的。本书作者是国际知名唐史学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王贞平。作者打破单一视角的“中国中心论”，转而以更广阔的视野，细腻勾勒了大唐与突厥、回纥、高句丽、新罗、南诏、吐蕃等众多周边政权间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并借此为我们深入剖析了有唐一代的外交本质，在“多极”的国际环境中，根据实用主义原则，灵活制定并落实“合宜”的外交政策。
一、大唐面临怎样的国际环境？
大唐北有骁勇善战的突厥，南接雄心勃勃的南诏，东临桀骜不驯的高句丽，西连日益强大的吐蕃。哪怕在国力最巅峰的“开元全盛日”，唐朝也从来没有真正慑服四夷。严格来说，在亚洲这片广阔的大陆上，各方势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此起彼伏，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主角，这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多极亚洲”。
唐朝建立前后，由于中原地区陷入内乱，北方草原政权突厥一跃成为亚洲势力最强大的霸主。大唐的龙兴之地在太原，而太原北方不远就是突厥的势力范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前，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只得被迫向突厥称臣纳贡。甚至在唐朝逐步完成全国统一时，突厥的整体实力依然占优。
此后，唐朝厉兵秣马，静静积蓄实力，等待时机。公元629年，突厥接二连三遇到灾荒，再加之因汗位继承权而引发冲突，内部大乱。太宗敏锐捕捉到战机，以李靖为主将，兵分六路远程奔袭攻打突厥，大获全胜。公元630年，大唐成功灭亡了自己北方的老对手东突厥，开始成为亚洲实力最强大的霸主。
此后一段时间，唐朝整体上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军事实力强大，在与四邻的实力对比中占优势。实力决定外交，这也是唐朝外交史上的高光时刻，成功建立了以唐朝为中心的朝贡外交体系，周边各国向唐天子称臣纳贡。不过在作者看来，这种君臣关系更多只是名义上的。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国力由盛转衰，在亚洲逐渐被边缘化，越来越难以在对外事务中维持影响力。它的实力仍不可小觑，但已不再是亚洲大陆唯一的权力中心。此后，唐与吐蕃、南诏、回纥等势力的竞争愈演愈烈，大唐与四邻之接的关系基于国力，迎来了新一轮的大调整。
不过，尽管情势如此，唐与四邻仍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唐廷需要盟友和外部军事援助来解决自身内政、外交难题，而四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希望维持与唐朝的文化、经济交往。只是双方为谋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对外关系一直根据国家实力变化处于动态调整之中。
二、孕育出怎样的外交战略？
那么在这种“多极”格局下，唐朝会孕育出怎样的外交战略呢？“围绕一个中心，紧握两个抓手”，一个中心是指坚持实用主义思想，坚持对外政策必须合宜。两个抓手是指，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手都要抓，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最适宜的外交工具。
唐朝为什么会形成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外交思想？因为，在亚洲的多极格局下，唐和四邻的实力对比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必然导致，唐朝的对外政策必须依据实用主义原则不断调整，才能将自身利益最大化。
根据实用主义外交思想制定具体政策，还需要一些具体的外交手段做支撑。唐廷的外交工具库里有很多备用工具，根据是否使用暴力，大致可以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两类。
软实力主要指通过政治效忠、和亲、文化输出等方式处理外交事务。
其中，政治效忠是各国运用软实力处理外交事务最常见的方式。即弱势一方向强势一方称臣纳贡，形象地说，就是在国际体系中“认大哥”。除了政治效忠，和亲也是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要法宝。例如，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就融洽了大唐和吐蕃的关系。此外，唐朝最具特色的软实力是其文化输出能力，它由成熟的机构、完备的法律、官僚制度、发达的文化、繁荣的经济，以及一系列奢华的生活方式组成。唐廷有意识地培养其他政权统治阶层对唐朝的仰慕之情，期望他们能出于对唐朝文化的认同，而与唐廷维持亲密的政治关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唐朝不仅欢迎各类外国使节，还鼓励各国派遣优秀学子到大唐留学。
硬实力主要指利用武力威胁或直接出兵征讨的方式处理外交事务。
例如，唐朝前期忠实的小弟“新罗”受到高句丽的欺负后，就向唐朝各种哭诉求援。唐太宗感觉这事应该管管，就下诏威胁当时高句丽的统治者渊盖苏文，如果高句丽不停止骚扰新罗，大唐将兴兵征讨高句丽。结果，渊盖苏文对太宗的警告置之不理，还声称就继续欺负新罗。看到武力威胁居然被一个小国无视，太宗在公元644年直接宣布要亲征高句丽。
需要说明的是，直接诉诸武力有很大局限性。受制于各种现实条件，很多时候哪怕打了胜仗，也很难将对方领土纳入自己版图。唐和高句丽之战就是一个典型，唐朝虽然几经周折灭亡了高句丽和百济，但最终却让新罗渔翁得利，完成了统一朝鲜半岛的大业。
三、如何制定和落实具体的外交政策？
要想制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外交政策，首先需要搜集大量各国情报，知己知彼。
唐朝如何系统搜集情报？首先，皇帝会通过接见外国使团，以及从国外返回的本国臣下、使节、僧侣等人，收集外交情报。其次，设立了自己的外交部——“鸿胪寺”，专业负责收集外交情报。再次，唐朝中央派出的使节与远征将领，也扮演着情报搜集者的角色，完成相应任务后，需依据耳闻目见，编纂详尽的汇报材料。最后，地方官员也是搜集外交情报的一支重要力量。当周边各政权希望与唐廷联系时，他们会首先派使者与唐州一级的官员联系，当地官府在与使者面谈后，再将他们的请求汇总后上奏中央。由于边疆地区官员，经常和接壤的邻居打交道，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外交事务专家。
当相关情报汇集到朝堂后，如何做出具体外交政策呢？一般先由地方官员向中央汇报相关诉求，然后皇帝在朝会期间与百官讨论。但正式朝会由于人数众多、礼仪繁复且还有时间限制，很难进行深入讨论。所以，大多数皇帝习惯在正式朝会后，通过主要由宰相组成的非正式会面进行决策。如果在非正式沟通中大臣们分歧较大，皇帝会暂时搁置处理，私下召见相关大臣做进一步的沟通，主要大臣之间也会在私下进行新一轮内部磋商，以达成共识。最后，皇帝会再次召集宰相们进行非正式会面，并参考他们的建议，做出最终决策。虽然唐朝各皇帝由于治国理政风格的不同在具体细节上稍有出入，但大致都遵循了这一流程。
唐朝制定相关外交政策后，还需要边疆的地方官员具体落实。他们是否能妥善执行中央政策，就成了决定唐朝对外关系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总体上唐朝初期属于扩张期，国家整体利益与边将个人利益相统一，中央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但随着唐朝进入稳定期，地方武将靠军功加官晋爵的机会逐渐减少，所以他们经常会为了建功立业故意挑起边境冲突。唐廷中央与地方边将的利益冲突，为亚洲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动力，深刻地影响着唐朝边疆局势的发展变化。
总而言之，与现代国家外交权力完全归中央政府不同，唐朝时期受制于交通不便、信息沟通不畅、藩镇割据等现实条件，地方官员有很大的外交自主权，逐渐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对外交的双重管理体制。在这个体系中，朝廷和地方官府是地位相当的“合伙人”，各自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作者王贞平将这种状态形象地比喻为二马拉车。
最后，简单回顾一下，唐朝面对亚洲的多极国际环境是如何和邻居打交道的？简而言之，就是以自身国力为基础，以实用主义为准则，综合运用软硬实力，制定最适宜的外交政策，从而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