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学界称呼当时最著名的几位现代文坛巨匠时，有个很顺口的小集合：“鲁郭茅巴老曹”，沿用至今。
小声提一句，当时这个排名是分先后的。
排名最靠前的二位，鲁迅和郭沫若之间，曾经交情很深，也视彼此为知己。
可后来，两人却因为一些论点分歧，一度正面交锋，隔空互骂到吐沫星子横飞。
骂战白热化时期，鲁迅祭出绝招，只回怼了五个字，竟然让郭沫若哑口无言。
两人的骂战究竟因何而起，鲁迅的所谓绝招，又为何有如此巨大的杀伤力呢？
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学界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场运动中，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先锋人物，尤其是鲁迅，可谓是文坛最耀眼的一颗星。
当时，郭沫若是鲁迅的忠实粉丝，他经常在《新青年》看鲁迅的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把自己写的文章寄给鲁迅，希望能得到他的指点。
而在当时，鲁迅也很欣赏郭沫若的才华，总是及时回信，交付自己的批注和见解。
一来二去，二人虽不曾见面，但都把对方视为知己。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两人忽然反目成仇，开始借用报纸隔空互骂。
1928年，鲁迅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的文章，对近期批判自己以往作品的年轻人做出了回应。
作为当时的顶级kol，鲁迅本人就是舆论的指南针，这篇文章让那些年轻文人遭遇了一轮声势浩大的“网暴”，被骂不知天高地厚。
看到此情此景，郭沫若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偶像滤镜碎了一地。
他认为，鲁迅这是仗势欺人，接受不了批评。
他立刻以“杜荃”为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声援年轻文人们，还抨击鲁迅是“官僚做派，封建余孽”。
面对曾经的铁粉郭沫若的奇袭，鲁迅颇觉意外，他也为此再次登报，对郭沫若的指责作出了回应和反击。
两人的这次交锋，虽说火药味甚浓，但好在两人都是体面发声，各表态度，算不上骂战，顶多是一场“文争”。
然而，这次争论之后，两人之间的关系明显破裂，也为日后那场声势浩大的骂战，埋下了伏笔。
要说文人相轻的现象，自古就有，自打公开结下了“梁子”，两人之间的关系便不复从前。
有一次，鲁迅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偶然提起郭沫若有三个妻子这件事，言语中充满了嘲讽。
这话不知道怎么的，竟然传到了郭沫若本人耳朵里，令郭沫若大为恼火。
他认为，鲁迅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竟然如此八卦，在背后说人家的闲话，议论人家的私生活，实属文人之不齿；
其次，大家都知道，鲁迅的原配朱安一直在渴望他回归家庭，但鲁迅却不闻不问，也不与她离婚，耽搁了她一辈子，最后竟然和许广平结婚了，他没有资格批判自己的家事。
想到这里，郭沫若便在报纸上嘲讽鲁迅，说他是“衣冠禽兽”。
鲁迅可是用笔杆子作战的文人，自然是毫不示弱，也在报纸上反击郭沫若。
他用五个字，给郭沫若打上了标签，是“才子加流氓”。
有意思的是，至今近百年来，无数吃瓜群众看了鲁迅对郭的犀利评价，竟然都纷纷表示赞同。
甚至于郭沫若本人，当年也对此哑口无言。
民国元年，在父母的包办下，郭沫若娶了一位没上过学、裹过足的女子张琼华，他内心极为抗拒和反感，婚后五天便离家出走，一生只见过她三次。
日本留学期间，他和一位日本女子产生了爱情的火花，为了和郭沫若在一起，他甚至不惜和原生家庭断绝关系。
这女子本以为他们可以相守到老，可没想到，郭沫若后来却选择独自回国，留她一个人顶着各种压力抚养孩子。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郭沫若回国不到一年，便又另寻新欢，这也难怪民众们对鲁迅给出的评价连声附和了。
郭沫若的家事，属实盘根错节，在与鲁迅的骂战中被爆出后，就这样沦为了老百姓茶余饭后谈资。
当时间来到三十年代，在面对日本人日益暴露的野心时，曾经多有不快的两人还是冰释前嫌，坚定地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这一时期，他们不惧敌方势力威胁，勇敢地拿起笔杆子为民族发声。
在民族大义面前，二人以往的个人恩怨，也随之烟消云散。
1936年，鲁迅病逝，郭沫若写下一副经典的挽联，以示对鲁迅的尊崇：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
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纵观当年旧事，两人虽然怄了几十年的气，但彼此抨击时，也只是表达对彼此情感生活和处世之道的不满，对彼此的才华和作品，并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贬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