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大授衔。在众多的开国将军中,有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将军,虽然他只被授予中将军衔,但他所带出的兵,与他同时参加授衔的数以百计,不少人的军衔或官职甚至都比他高。
诸如李先念、徐向前、陈锡联、许世友、陈再道这些赫赫有名的战将,更是尊称他为“老班长”、“老战友”、“老领导”,这个人就是被誉为“上将资历授了中将军衔”的詹才芳将军。
詹才芳将军出生湖北黄安,受大姐夫的影响,16岁到武汉谋生,在一所中学当校工,恰好董必武正在这所学校主持工作,了解到詹才芳的情况后,主动让他在学校里半工半读。
在董必武的教导下,大字不识几个的詹才芳,每天加班加点学习,很快就变得具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同时在董必武的引导下,詹才芳加入了共青团,随董必武到处讲课、宣传,还参加了一个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1925年底,詹才芳按照董必武的指示,回家乡黄安在农民中宣传革命。借着创办平民学校和农民夜校为名,詹才芳等人秘密组织了农协和农民自卫队,之后区里也组织了农民自卫队,詹才芳被委任为队长,自此和枪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担任农民自卫队长期间,詹才芳以裁缝身份作为掩护,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当时住在李家大屋的李先念,因为家中盖房子需要动用山上的石头,和地主发生了争执,结果备好了木料却盖不了房子。
詹才芳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动员李先念参加革命。多年以后,李先念当了国家主席,见到詹才芳依旧称呼他为“老班长”。
1927年,黄麻起义开始。詹才芳率领30人的突击队,一举攻下了黄安城南门,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就此成立,詹才芳担任第一路军特务营长。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鄂东军奋起抗击四小时,最终寡不敌众而战败。
詹才芳在战斗中七进七出黄安城,打光了子弹后,抡起大刀带着三名战士杀出了一条血路,与其他突围的鄂东军指战员会合后,转移到木兰山打游击,詹才芳被任命为黄陂县工农游击大队队长。
一次,詹才芳带着一名警卫员外出开会,结果路上遇到了清乡团。双方立即开始交火,詹才芳边打边撤,随便跑进了一户农家,在一位老妇人的帮助下躲了起来。
团丁追到这户人家后,老妇人冷静应对,让詹才芳躲过了一劫。詹才芳出来后,老妇人请他将自己的儿子带走参加红军,考虑到老妇人的儿子只有13岁,詹才芳便让他再等一年。
果然,第二年老妇人如约将儿子送到了詹才芳的面前,詹才芳也没有食言,让老妇人的儿子当了自己的勤务兵。1955年,这位曾经詹才芳的勤务兵,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就是陈锡联。
1928年,鄂东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后又改编为红军第11军第31师,詹才芳历任连长、营长。在一次检查内务中,詹才芳发现一位班长的水壶里装的是酒,按照规定是不准喝酒的,结果这位班长却说自己不喝酒走不动道。
詹才芳听后一笑了之,这件事就此作罢。这位班长就是许世友,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四方面军在黄安成立后,詹才芳所在部队被编入四方面军。在苏家埠战役中,徐向前命令詹才芳所在部队将苏家埠镇死死围住,以引诱增援之敌。詹才芳配合团长王树声,先击溃了援军,后又转攻苏家埠,调动了蒋介石两万余大军。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四川,詹才芳任师政委;次年红9军成立,詹才芳升任红9军政委。长征开始后,詹才芳调任红31军政委,随张国焘不得不二次翻越雪山、过草地。
在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后,红四方面军开始北上。第三次过草地时,身患伤寒病的詹才芳,将自己的最后一把青稞炒面,让给了倒在路边的279团指导员,并将他扶上了马背,让他顺利走出草地。
这位詹才芳救下的团指导员,就是尤太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红军时期,詹才芳已经是正军职务,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詹才芳还是正军职。按照规定,詹才芳只能被评为中将军衔,很多老同志为詹才芳打抱不平,但詹才芳对此却从不计较:
“我干革命不是为了这个,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授什么衔嘛!”
1967年,正在湖南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的詹才芳,奉命前往北京汇报工作。当周总理问他,湖南还有没有可以出来工作的干部时,詹才芳说了两个名字:华国锋和万达。周总理又追问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詹才芳回答了四个字:
“老实可靠。”
正是由于詹才芳的举荐,让华国锋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1992年詹才芳在北京病逝后,华国锋手书挽联“德高望重,千古添芳”,来表达对老将军的悼念和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