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刘绍棠出生在河北通县一个普通的租佃地主家庭。出生时他差点就没能活下来。由于种种原因，他出生后一个多小时没有哭声，若不是80多岁的赵大奶奶冒死用尽办法，将他救活，或许中国文坛上就少了一位乡土文学作家。
这次生死的考验似乎也为刘绍棠的童年定下了基调——充满波折和磨难。四岁那年，土匪闯入村里绑架村民，全家四处逃散，只有刘绍棠被遗忘在家里。正当危险临近时，家里的长工大脚李二翻墙进入院子，及时将他救了出来，才免于遭遇更大的劫难。
五岁时，刘绍棠一家迁至祖籍所在的村庄。一次中午趁着母亲休息，刘绍棠偷偷跑出家门抓鸟，结果一时玩得过火没抓到鸟，反而摔入了池塘。幸好十几岁的老叔赶牛路过，及时跳下水把他救了上岸，这才化险为夷。1942年，刘绍棠刚满六岁便被送到邻村小学读书。在那里的老师田文杰是刘绍棠外祖父的得意门生。
在田老师的教导下，刘绍棠的文学才华开始显现。10岁时他进入高小，写下了震惊全校的《西海子游记》。这篇作品让老师为之一震，也为刘绍棠的写作生涯奠定了基础，作文课上他开始享有自由发挥的机会，不再被要求按时交卷。
小学时，刘绍棠沉迷于街头的评书，渐渐地，他的兴趣扩展到武侠小说上。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他不仅偷偷买来书籍，还亲自动手创作武侠小说。奇特的是，他把班上的同学们都写进了故事中，小说成为了全班同学的“共享资源”，大家传阅阅读，他也因此得了个“文侠”的外号。
这段“刀光剑影”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一天，刘绍棠在教室里纵笔写作，同学们围观不已，结果被老师当场“抓个正着”。从此他告别了武侠小说，专心投入到文学的其他领域。
13岁时，刘绍棠开始在北京的报刊上发表作品，因文风自然清新，赢得了广泛关注。他还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河北文艺》编辑部担任见习编辑。15岁时他的小说《完秋》获得了“荷花淀派”开创者孙犁的赏识，成为孙犁的得意门生。
刘绍棠的外貌并不出众，身形瘦削，气质内敛，尽管才华横溢，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班上那些活泼的女孩们更倾向于关注那些外表阳光、性格张扬的男生，曾彩美却与众不同。她看中了刘绍棠的才华，也渐渐被他身上那种朴素、深沉的气质吸引。
曾彩美出生在缅甸，父母从事经商，家庭条件优渥。改革开放初期，父母将她送回国内，在潞河中学读高中。在这里，她遇到了刘绍棠，成了他的校友。曾彩美既是班级的生活委员，也负责一些班级事务，而刘绍棠则是学生会的副主席。两人由于工作上的接触，逐渐熟络了起来。曾彩美对刘绍棠的才华颇为敬佩，尤其是他在写作上的天赋，让她深感震撼。
她自己也一直对写作充满兴趣，常常向刘绍棠请教一些写作技巧和心得，而刘绍棠总是耐心地给予指导。这种共同的兴趣和交流，慢慢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也让曾彩美对刘绍棠产生了深深的依恋。随着高中的结束，曾彩美的父母决定送她去国外继续深造，而她也已经做好了赴海外求学的准备，在此时曾彩美内心却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和挣扎。她知道，去国外留学意味着与刘绍棠的分别，而她不愿意与这段情感就此结束。最终，她毅然决定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选择与刘绍棠一同报考国内的大学。
1954年，他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他的高等教育生涯。虽然进入了全国最顶尖的学府，但在大学一年级时，他就感受到课堂紧张的课程安排让自己的创作和思考受到了很大限制。与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写作理念产生共鸣后，刘绍棠决定退学，选择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走一条更为独立的创作道路。他的梦想是创作出一种超越传统儒学和民国文学风格的新文学，探索“新中国的田园牧歌”。
经过一年的学习，他选择退学，这一决定也为他日后的文学道路埋下了争议。有些作家认为他蔑视名校，但刘绍棠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专心写作。退学后他顺利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这一殊荣当时是少数作家的梦想。
退学后的刘绍棠开始了全职写作，1955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他对家乡运河的深情，以及对人民生活的细腻观察，也为他后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铺平了道路。1956年，他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之一。与王蒙、丛维熙、邓友梅并称“文坛四小天鹅”，刘绍棠的作品逐渐在文学圈内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
1957年20岁的刘绍棠因其在文艺批评中的直言不讳，加上作品涉及敏感题材，被错误地划为右派，遭遇了长达二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涯。1960年，刘绍棠依旧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但他的笔从未停下。尽管身处困境，他始终坚信，文字能够突破政治的重重枷锁，传递出生活的真谛。他的作品充满了土地的芬芳，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用文字讲述普通百姓的故事，记录下农村的脉动与变迁，最终这些作品成为了乡土文学中的瑰宝。
1962年，随着胡耀邦的干预，刘绍棠终于被摘去“右派”帽子，得以回到北京。胡耀邦找到他时，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好好写，别辜负了这些年的经历。”这句话深深印在刘绍棠心中，成为他继续写作的动力。他知道尽管自己曾被时代抛弃，但依旧有许多故事值得讲述，而这些故事是属于人民的，是属于土地的。
1963年，刘绍棠的小说《红运河》出版，成为他恢复创作生涯的重要标志。小说通过描写运河两岸农民的生活，展示了他对土地和人民的深厚情感。作品中的语言朴实无华，但却直击人心，描绘了那些生活在泥土中的农民们，展现了他们的辛勤劳作、智慧与坚韧。这部作品一经面世，便获得了广泛好评，读者和评论家一致认为，刘绍棠是少数真正理解农民生活的作家之一。
接着刘绍棠又于1965年出版了《运河的呼吸》。这部小说延续了他对家乡土地的热爱，继续讲述运河沿线的人们的故事。不同于以往的创作风格，这一次刘绍棠将笔触更加细腻地聚焦在这些平凡人身上，探讨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欢笑、泪水、梦想与希望。
到了1970年代，刘绍棠渐渐摆脱了历史的阴影，他的创作逐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他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家的肯定，作品也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尽管历史的伤痕难以完全抚平，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创作，继续用文字书写着人性、土地与历史的交织。
在这一过程中，胡耀邦的支持与妻子曾彩美的鼓励是刘绍棠能够坚持下去的重要力量。曾彩美在生活上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与支持，还为他提供了创作上的帮助。可以说是她的坚定陪伴，让刘绍棠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使他能够继续在文学的道路上前行。正是在这种坚韧与支持中，刘绍棠的作品不断发出新的光芒。
1996年年底，刘绍棠突然病重，医生诊断为肝硬化，这让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已没有太多时间，他心情沉重的给杨广芹打了一个电话：“我这次可能挺不过去了，能不能再见你一面？”
杨广芹听了电话，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她知道刘绍棠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可是她又不愿给两家带来额外的麻烦。于是她没有亲自前往，而是悄悄地给他寄去了一张照片，简短地写道：“看看照片，就像见到我本人一样。
照片寄出后刘绍棠静静地坐在床头，手捧着信封，打开时心中泛起了波澜。他看到照片上杨广芹熟悉的笑容，思绪万千，仿佛时光倒流，他再次回到了那个年轻气盛的年代。看着那张曾经一同度过岁月的照片，刘绍棠内心的石块终于落下。他顿时明白，杨广芹的用心良苦，那份温暖的情谊没有随时光消散，而是早已深深扎根。
随即他拿起笔，手指微微颤抖，写下了回信：“我在儒林村过的那些日子，你也很清楚，真心希望你能把它们也写下来。” 这些话语充满了深情与期待，仿佛在提醒杨广芹，不仅是回忆，还有那段岁月的价值，值得被铭记与传承。每一字每一句都饱含着他对那段艰苦岁月的深刻感受与不舍。
1997年3月12日，雨水如丝的北京，寒气萧瑟，刘绍棠的生命在这一天戛然而止。此时他年仅61岁，留下了许多未尽的心愿与未完的作品。妻子曾彩美因丈夫去世深感痛苦，但为了排解悲伤，她开始整理刘绍棠的手稿和文献资料。曾彩美是一位爱国华侨，几十年来一直为侨界贡献力量，得到了大家的尊敬。2021年，她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
杨广芹没有忘记刘绍棠的嘱托，经过多年的思考与回忆，她将与刘绍棠三十年的故事写成了书，命名为《心安是归处：我和刘绍棠》。这本书出版后，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
2021年七十多岁的马未都回忆起三十年前与刘绍棠的友谊，写下了《作家刘绍棠》一文，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马未都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他在出版社最年轻，地位最低，每天做些基本的杂活。虽然大作家们常常来编辑部，但与他接触最多的，反而是同龄的作家们。
有一天，马未都因家里经济拮据，业余时间写了一篇名为《记忆的河》的中篇小说，讲述了自己在北京郊区农村插队的经历。小说发表后不久，他收到了一封信，信纸舒展，字迹端正，落款赫然是“刘绍棠”。信中，刘绍棠先生表示，他读过《记忆的河》，发现其中所描写的知青生活，与自己在儒林村的经历极为相似，便邀请马未都有空时去聊聊天。
那晚马未都怀揣着信件，骑车去拜访刘绍棠。到了绍棠先生的家，看到他身穿简朴的短打，松垮的和尚衫和宽大的裤子，给人一种与世无争的平和感。马未都刚进门，绍棠先生便大声招呼，随即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气氛一瞬间变得轻松愉快。绍棠先生给他倒了一大壶浓茶，笑着说：“先喝，正好解暑。”马未都不客气，喝了一杯，绍棠先生立刻又给他倒满，“再来一杯。
两位性格直爽的人迅速找到了共鸣。绍棠先生关心马未都插队时的情况，并不无感慨地说道：“离开爹娘的孩子，都是长得快的。”马未都则讲述了自己从一个军队大院的孩子，到农村当知青，如何在不熟悉的环境中适应生活的心路历程。那一晚，他们聊得非常投机，直到深夜，马未都才骑车回家，心中感到满满的充实和温暖。尽管他们的相识时间不长，马未都深受刘绍棠的豁达和直率影响。马未都说，刘绍棠的态度帮助他面对年轻时的困境，学会了如何将苦难转化为人生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