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凭借《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震惊世界的南美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还在学校上学时,有一次老师说:西班牙巴尔沃阿登上巴拿马一座山峰之后,成为同时看见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洋的第一人。加莱亚诺就问老师:难道数万年来生活于此的印第安人是瞎子吗?

印第安人当然不是瞎子,只是“被瞎”了而已。我们都知道印第安人的悲剧,但也别有多少庆幸,因为这种“被瞎”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


1997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葛玉修,成为第一个拍摄到普氏原羚的人,于是撰写了《救救我吧,普氏原羚的呐喊》一文,呼吁社会对普氏原羚进行保护。然而,当地人看到之后却一脸懵,因为青海当地称之为“黄羊”或“滩黄羊”,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普氏原羚”。

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有物种黄羊,“学名”却是一个“洋名”,当地的中国人反而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除了黄羊之外,中国大部分动物用的几乎都是“洋名”,其中包括很多特有物种,导致当地人“被瞎”。接下来,就聊一聊洋名泛滥的原因!


中国动物洋名泛滥

如今,所谓“国际上的动物命名法”,实际上是欧洲命名法,始于18世纪的瑞典生物学家林奈,规则是先以拉丁文为命名分类基础,后来再规范英文名称。其中,拉丁文命名标准是根据“模式标本”采集地点或“科学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当然,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谁先“发现”谁命名。

也就是说,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欧洲人来华殖民探险,然后弄些动物标本,就成了“最先发现者”,就可以他们名字命名这些动物。


“普氏原羚”就是如此,其中“普氏”是普热尔瓦尔斯基,此人在中国进行殖民探险,猎杀了很多中国动物。于是,除了“普氏原羚”,还有“普氏野马”、“普氏裸鲤”等“洋名”就此出炉。

不仅普热尔瓦尔斯基(下图),当时还有很多欧洲人来华,也给中国动物取了很多“洋名”,又比如中国麋鹿被命名为“大卫神父鹿”。其中,最惨的是鸟类,中国有记录的鸟类高达1400种以上,但中国人命名的仅金额雀鹛、四川旋木雀和弄岗穗鹛3种,其他全是“洋名”。


其实,植物也是如此,比如现在的水稻只有两个名称,即“日本稻”与“印度稻”,尽管水稻产于中国,是中国先民辛苦培育而来。显然,这种命名就抹杀了中国先民培育水稻的贡献。

如果再扩展一下领域,也会看到大致相同的问题,中国古代不少发明发现都被冠以“洋名”,比如祖冲之之子祖暅的成果就被命名为“卡瓦列里原理”,还有勾股定理之于毕达哥拉斯定理(古希腊没有丝毫孕育出这一定理的条件)。仅以中国古代数学来看,距离微积分已是临门一脚,但数学中却基本看不到中国人的身影。


洋名泛滥深层原因

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欧洲的命名规则真科学,自然可以采纳,但林奈的这套命名规则,明显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不强调以动物“体态行为特征、主要栖息地”等进行命名,而往往是突出“发现者”个人,显然就不利于从名称上识别。

更为重要的是,所突出的“发现者”,往往又不是真正的“最先发现者”,比如生活在中国的动物,中国人早就知道,并给予命名,近代突然出来一些洋人,就宣称他们是所谓的“科学发现者”,完全无视中国人的发现与命名,然后就拿到了命名权,将洋人的名字堂而皇之的植入进去,这显然是没道理的,而且也不科学。


但问题是,林奈这套命名规则,是中国洋名泛滥的原因吗?其实,这只能算表面原因,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搞清楚深层次原因,也就明白为何强调“发现者”,也就明白为何会有“墨菲定律”(或笔者浅薄,实在不知道这为何能成定律,不就是祸不单行吗)、“毕达哥拉斯定理”等的命名了。

我们都知道,西方文明具有殖民扩张性,但如何扩张和确保成果呢?其中三点非常关键,即:物理上的占有、法律上的占有、精神上的占有。


比如英国殖民美洲,物理上占领土地,与印第安人签订某些法律条款确保占有,同时还传教印第安人实现精神上占有。三者没有先后顺序,谁先谁后视情况而定,在中国是传教士先行,进行精神上的占有。

其中,精神上占有的途径之一就是“命名”,以洋人姓名来命名,比如“普氏原羚”、“大卫神父鹿”等。在其他文化领域也是如此,比如毕达哥拉斯定理(这一命名显然不如“勾股定理”明了)、墨菲定律等。当我们放眼望去,都是“洋名”时,精神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因此,西方殖民扩张文化属性,强调殖民占有,才是这套命名规则出现与被欧洲推广的深层原因。


上个世纪,中国现代茶圣吴觉农痛心疾首的留下一句话:“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无过于生乎吾国长乎吾地的植物也会被无端地改变国籍!”而很多物种,虽然没有被改变国籍,却被改变了名字。可见,一旦国家贫弱,那么什么都可能被殖民掠夺,网上某些自诩清醒的专家学者说“落后未必挨打”,实质非蠢既坏。

问题在于,中国很多特有物种,或者说主要在中国的物种,却被冠以“洋名”,且还符合所谓“国际通用”规则,这件事显然非常恶心,那么应该如何改变呢?上图葛玉修认为,国家规范物种命名,杜绝带有殖民色彩的“洋名”,对中国物种要有自己的称呼。在葛玉修的建议下,“普氏原羚”如今改为“中华对角羚”。笔者认为,同时还要时刻壮大自身,如果某一天攻守易形后,寻机重新建立一套更科学的国际命名规范。

参考资料:《葛玉修:规范物种称谓,钉牢中国印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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