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30日，夜幕低垂，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新建的大厅，灯火璀璨，映照出新中国十载辉煌历史路程。
毛主席举杯大笑，眼神却不时地望向天花板，猛然一问：“这天花板上的主意，是谁搞出来的？”
众人一愣，纷纷抬头，惊愕不已——天花板之上，竟然藏着50个人，无声无息。
这人民大会堂的头一炮，玩得够大啊！
这50个人究竟是谁？又为何冒险藏匿于此？
一切，还要从人民大会堂准备建设的时候说起。
我们都知道，人民大会堂，十个月拔地而起，在建筑界狂飙突进。
一万人开会不挤，五千人吃饭不慌，人民大会堂七亿起稿的图纸，背后藏着无数汗水与智慧。
这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共和国的荣耀。
1945年4月，春风吹绿了延安的山沟沟，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举行。
我们就在那破破烂烂的小礼堂里，整出了个大场面。
国际歌的调子，在房梁上绕了三圈才舍得散去，几百号人头攒动，心中火焰熊熊燃烧。
毛主席往台上一站，他的气场，直接把屋顶给顶高了几尺。
他心里盘算着，等咱革命胜利了，得整个万人大礼堂，让全国的老少爷们都来看看，啥叫真正的风光！
这念想种在土里，一埋就是13个年头，难以忘怀。
转眼到了1958年8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架挂着五星红旗的伊尔14，平稳地降落了。
飞机上下来一帮人，是中国赴苏联考察团，个个神采飞扬。
其中有个叫沈勃的，刚下飞机，脚还没沾地呢，就被北京市委的急电给拽跑了，坐上车直奔市委。
这沈勃，原名张豫苓，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当家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把地形图编织得密密麻麻。
沈勃心里琢磨着，肯定是要求汇报苏联的城市建设情况。
结果一到市委，领导居然说中央要搞大动作，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得建万人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还有北京火车站，史称“十大国庆工程”。
沈勃听到后，欣喜若狂。
可一想到怎么把这些新玩意跟咱古都北京融合起来，既要保住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又得显出新中国首都的派头，他就觉得，比登天还难。
但沈勃认为，咱中国人，啥场面没见过？必须得干出个样来给全世界瞧瞧！
于是，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咔嚓一下，就把万人大会堂这烫手山芋扔给了沈勃。
这万人大会堂，可不是闹着玩的，它是史无前例的大工程，设计要求尽善尽美。
中央那帮大佬发话了：得让一万人坐得下，五千人吃得香，这在全球都是独一份的。
上世纪50年代，全世界你找遍了，也没有一个礼堂能装下这么多人。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礼堂牛气冲天，也就六千人的份；英国议会大厦，最大的厅室才两千平米；美国国会大厦，政治的心脏地带，也就勉强装下三千人。
咱们中国人以前设计的最大建筑，北京苏联展览馆（现在叫北京展览馆），也就五万平米，跟这万人大会堂比起来，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最绝的是，中央还给沈勃下了死命令：1959年10月1日之前，得让这万人大会堂竣工交付使用。
算算日子，离1959年8月完工，就剩下一年时间了。
到了1958年9月8日，北京市副市长万里，跑到中央电影院，给国庆十大建筑做动员报告。
万里说，这批工程，得边设计、边施工、边备料，设计部门要尽快拿出方案来；施工部门也得力争10月份破土动工。
可是，施工部门那边，备料、组织施工队虽忙得热火朝天，沈勃这边呢，设计方案连个影都没有。
你说，这沈勃能不着急嘛？这可是国庆工程，是国家的脸面，是人民的期待啊！
所以，沈勃只好天天加班到半夜，拼了老命。他们团队真豁出去了，一天当两天，两天当三天用。
1958年9月12日，首都北京又迎来了一场建筑界的狂欢。
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张博、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杨廷宝……还有全国17个省市的建筑界猛将，共计30多人，齐聚一堂。
中国建筑协会的秘书长，把名单嗖嗖一拟，将所有专家全给请来做客，就为设计个大会堂。
在场的建筑大佬们，全都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可沈勃一句话，直接给所有人浇了盆冷水——初稿设计时间，就五天！
时间不等人，专家们当晚就豁出去了，熬夜也得把方案肝出来。
五天，万人大会堂的第一稿设计方案，硬气出炉了。可北京市委一看，意见一堆，专家们又回炉重造，五天，第二稿！再一审，还不行，一周，第三稿！
可这设计方案，还是没过。
这下，专家们可真急了。
时间一晃眼，半个月都过去了，可设计方案，还是原地打转不动弹。
9月30号晚上，沈勃直奔设计师们落脚的和平宾馆。他一推开门，瞬间被吓了一跳。
屋子里头，灯光昏暗，设计师们熬成了红眼兔，有的还硬撑着病体，跟死神较劲呢。
沈勃一看，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他赶紧说：“兄弟们，辛苦了，今晚，咱不喝粥，吃肉！加两道硬菜，再来一瓶烈酒，好好犒劳犒劳大伙儿！”
可专家们茶饭不思，依然埋头设计。如今，新问题一个接一个往外冒——大会堂又该往天安门广场哪儿摆？
专家们各抒己见，有的说要在广场西边，有的说要对着天安门，各有各的道理。
沈勃一听，头都大了两圈，他只好把这事跟北京市市长彭真汇报了。
彭真市长一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召集了一帮领导开会。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最后拍板了——大会堂，就得建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东侧嘛，留给革命历史博物馆，让俩建筑遥遥相望。
高度嘛，还能超过天安门城楼，这样布局，既显得庄严大气，又体现了人民群众至高无上的地位。
可位置是定了，设计方案又卡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