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荒诞小说,人们很自然地会想起卡夫卡。对于世界与自身,卡夫卡总有独特的感知与表现方式,狂人能从字缝里读出“吃人”两个字,黑孩看见一个透明的红萝卜,格里高尔清晨醒来时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他还在为旷班的事而忧心忡忡,看似荒诞不经,却自然而且必然。
卡夫卡很擅长发现这种熟悉的荒诞感,它可以借一只寻常的木桶、一次轻巧的变形,豁然揭开蛰伏在日常一角的人心,提醒人们重新意识到这里的孤独、异化与不安。《城堡》《诉讼》等甚至剥离了超自然的色彩。这种“日常性荒诞”本身就构成了完整的象征,不仅“故事”超拔于“现实实在”的沉重肉身,也能最大程度地折射出一个“沉重”但人人又必须担负的意义世界。
一个在自传和虚构间不断摇摆的女作家
从世界文坛来看,很少有像卡夫卡这种节制、日常的“荒诞”书写。我们所看到的文学一度黏着于现实,就像吕宗桢无论怎样压抑、孤独,也不会和格里高尔一样突然变成一只甲虫。后来,受后现代主义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文学开始浓墨重彩地铺陈“荒诞”,整体则表现为根底上的现实主义,与形式上的后现代主义。阿梅丽·诺冬就是其中的代表。
阿梅丽·诺冬是比利时人,祖上是比利时贵族,家族中很多成员都是政界和文化界的名人。但由于父亲是外交官,她出生在日本神户。6岁那年,她又跟随父亲辗转在中国、缅甸等地居住。因此她一直说自己是“无国界作家”,她的许多小说背景都来自童年的生活经历。
1992年,她出版了处女作《杀手保健》,从那以后,每年9月她都会出一本新作。别看诺冬很高产,但她的作品绝对不是快餐文化,反而很耐看,她小说的主题都很奇特,异族文化、谋杀、崎恋等元素常常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她总是巧妙地将个人生活体验和人物离奇的命运交叉,使其作品风格在自传和虚构、现实和超现实间摇摆。
正因为如此,诺冬的作品曾屡次获奖,到目前为止,她的作品已经被译成40多种语言,有的还被改编成电影和戏剧,因此有媒体说她引发了“世界性的迷恋”。一位评论家也曾这样评价诺冬:“我们越来越少看到那些可以构筑完全属于其个人的文学世界的作家,或者说那些可以从有特色的人物和极少被人涉及的主体中汲取灵感的作家不多了。然而,这些在阿梅丽·诺冬的作品中都能找到。”
作者阿梅丽·诺冬
简单的故事情节背后,是尖锐的讽刺
诺冬对文字的掌控能力很强,文笔犀利,言语鲜活,对话精辟。《午后四点》就是她的代表作。这部小说的原书名叫做“LesCatilinaires”,意思是“敌意的语言”或“尖锐的讽刺”。作品情节很简单,讲述了一对退休的老夫妇隐居乡下后,邻居每天午后四点来他家串门,这种“入侵”彻底搅乱了埃米尔夫妇的隐居生活。
在埃米尔和朱丽叶搬来一周后的午后四点,他们的邻居——胖子医生帕拉墨得斯·贝尔纳丹前来拜访,但是他几乎没说什么话,除了“是”或“不是”以外,只剩下了沉默。到了六点,他准时离开了。从那以后,他总是准时造访,准时离开。日复一日,埃米尔夫妇逐渐对这位邻居的造访感到愤怒和恐惧。但是《圣经》里说,“如果有人敲你家的门,你要开门”那句话,因此埃米尔虽然讨厌帕拉墨得斯,却不能不接待他的邻居。
四月二日的那个深夜,事情出现了转折。埃米尔发现贝尔纳丹试图自杀,他赶紧想办法解救了贝尔纳丹。因为要照顾医生的那位奇丑无比,长得像个“囊肿”的太太,埃米尔头一次进入了贝尔纳丹肮脏不堪的家。在照顾“囊肿”的过程中,埃米尔夫妇得到了快乐,但随即就后悔救了这个企图自杀的邻居。于是他写了一封短信:“亲爱的帕拉墨得斯,我现在明白了。你可以再试一次,我不会再妨碍你。”
日子一天天过去,贝尔纳丹迟迟没有再次自杀的举动。终于,在一个夜晚,埃米尔用一个枕头结束了帕拉墨得斯的生命。故事的最后,朱丽叶幸福地照顾着寡妇“囊肿”。
书中的人物埃米尔、朱丽叶和帕拉墨得斯夫妇,都像是一个个提线木偶,没有具体的表情和显性的性格特征,他们在诺冬的控制下,在一个颇似中国古代桃花源的背景里,演出了一幕幕荒诞幽默的戏剧。
幽默只是表象,对立才是实质
医生贝尔纳丹以邻居的身份初次造访埃米尔,严肃寡言的他使得埃米尔觉得他像一个“伤心的菩萨”。从四点造访到六点离开这整整两个小时内,医生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他天真地认为必须讲究礼仪,不得不这样做,这一点让人很感动”。从这一点来看,埃米尔接待客人的心情是无可奈何的。
贝尔纳丹对一切都用“是”和“不是”来回答,如果埃米尔试着问一个他无法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就会换来贝尔纳丹愤怒的沉默。从头到尾,贝尔纳丹先生所说的长句屈指可数,而每一次说完一个长句,则会引发埃米尔极度的自责和羞耻,因为他觉得自己低估了医生的智商。到此,这一对邻居之间的“较量”就演变成了一场童言无忌的幽默喜剧。
贝尔纳黛特太太的形象也可以用“幽默”来形容。她是小说中最后一个出场的人物,但这并不影响这位鼓鼓囊囊像个“囊肿”的太太成为小说中最夺人眼球的人物:贝尔纳丹跨进“我”的家门,然后从门外慢慢地拽进一个“巨大的东西,那是一大团肉,穿着一件裙子,或者说那团肉被包在一块布里”。由此,“囊肿”成了贝尔纳黛特的代名词,而埃米尔的结论更让读者啼笑皆非:上帝取下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帕拉墨得斯医生则娶了人们从肚子上摘除的一团肉。
贝尔纳黛特的鼻孔像两个黑洞,黑洞上方有两条细细的缝,里面装着眼球。她除了一串含糊不清的咕噜声,没有说过一句话,她除了吃就是睡,像个植物,也像个婴儿。
如果说身为拉丁文和希腊文教授的埃米尔在这部作品中代表着西方文明,那么自始至终只笑过一次的贝尔纳丹和贝尔纳黛特则是站在了文明的对立面,象征着粗鲁、无礼和没有丝毫内涵的空虚。生命对于贝尔纳丹夫妇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存在,吃喝睡对于他们只是维持生命的必需而己,他们都只是具有动物性生存的一种人。
这种人物形象是作者诺冬在小说当中一贯爱塑造的,无论是《午后四点》中的贝尔纳丹夫妇,还是《杀手保健》中的塔施,亦或是《管子的玄思》中像一条只会吞咽消化食物的管子似的小女孩,诺冬不断重申着个体对肉体的弃绝,弃绝肉体便是企图遏止时间流逝,就是永远不要长大。这种荒诞的表现手法也使诺冬的小说笼罩上一层童话的色彩,虽然荒诞不经,但也不失纯真温情。
召唤想象的悬念,才是作品成功的秘诀
小说先用极其诙谐幽默的方式,节奏紧凑地讲述了贝尔纳丹令人头疼的十次造访,然后埃米尔忍无可忍,喝斥贝尔纳丹不要来打扰他们,之后便出现了转机;而后半部分故事的进展则变得越来越耐人寻味:贝尔纳丹企图自杀,而埃米尔救了他,从而反客为主地造访贝尔纳丹,并涉足贝尔纳丹夫妇的生活。
在讲述的过程中,诺冬一边叙述,一边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思考。这样的叙事给读者留下了阅读空白,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和阅读经验,以及一切可以调遣的力量把它填充完整。这就是诺冬小说的魅力。回顾性视角和经验性视角交叉叙事所产生的悬念以及第一人称叙事带来的局限性赋予了小说无穷的审美意蕴和想象空间。
在故事的结尾,朱丽叶幸福地负担起照顾“囊肿”太太的任务,而埃米尔“也不再了解我自己”,留给了读者很大的遐想空间,恰如中国泼墨山水画中的留白。贝尔纳丹为何会自杀?他的太太为何会是这样的?这一切都是谜团,叙事者没有告知我们,而文本的隐含意蕴同样也深不可测。
也许是由于小时候周游诸国的经历和家族文化的熏陶,诺冬的小说世界异常多元,作品层次复杂,这对我们对其作品进行文学分析形成了一种抗拒力。但正是这种带有“矛盾的游戏性质”的视角,使得诺冬将自己渊博的学识和睿智的思想通过幽默的途径散布在《午后四点》中。
在《午后四点》中,诺冬表达了叔本华的“存在即是合理”这个观点,无论是象征文明的埃米尔夫妇,还是象征空虚野蛮的贝尔纳丹夫妇,他们本身并没有谁对谁错、谁高级谁低等的问题。作者把思考留给了读者。
存在还是虚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你怎么认为,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