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利玛窦的怀疑，是从《炳烛斋杂著》的有关记载和“意大里亚”国名的诞生时间开始的。
按现行西史叙事，利玛窦是意大利人，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然而，《炳烛斋杂著》中的记载却有所不同。
先来看看《炳烛斋杂著》一书艰辛的出版历程。
1939年7月，顾廷龙先生辞去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举家搬迁至上海，并于当年8月开始筹备成立“（上海）合众图书馆”。该图书馆的创办人是时任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董事长的叶景葵先生、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先生，以及曾任江苏省省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陈陶遗先生。取名“合众”，乃是“众擎易举”之意。
之所以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是因为民族危亡时刻，“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而日、美等国乘其时会，力事搜罗，致数千年固有之文化，坐视其流散，岂不大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
在顾廷龙先生的主持下，1941 年至 1945 年，合众图书馆汇编印行出版《丛书》初集，为《恬养斋文钞》四卷，清罗以智撰。
1948年2月，石印出版二集（即第二集），为《炳烛斋杂著》七卷，清江藩撰。卷首附有廷龙先生跋文，对江藩的生平著述及《炳烛斋杂著》的内容价值、刊刻背景作了精要评述。
《炳烛斋杂著》内含《舟车闻见录》二卷续集一卷三集一卷、《端研记》 一卷、《续南方草木状》一卷、《广南禽虫述附鳞介述兽述》一卷。均为未刊之稿。
《舟车闻见录》（又名《舟车笔谈》，原有清抄本两种），多记清初国朝典章、边陲掌故及塞外名物，以至清初农田赋役，共 160余则。此书乃江藩在行旅途中陆续写成的，写作时间晚至道光二年（1822）。书稿初成时有十卷，后有增补，今仅存四卷，共收文164篇，另可辑得佚文45篇。
江藩（1761-1830年），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今扬州西北）人。少长吴门，师事余萧客、江声，二十岁移居扬州，与汪中、焦循、阮元等交游。三十一岁北上入京，馆东阁大学士王杰府邸十余年。五十八岁南下广州，入阮元幕府。一生踪迹南北，阅历广泛，著述有《舟车闻见录》《端研记》《续南方草木状》等。
介绍完了成书的背景，可以看看其中的记载了。
《炳烛斋杂著》辑录的《舟车闻见录三•十三•澳夷》记载：
“天启时，利玛窦来自大西洋，居澳门二十年，其徒来者日众。至国初，佛郎机为西洋人驱逐出境，遂为大小西洋盘踞。其国上世有歴（历）山玉（王），又号古总王，今有二王曰教化曰治世，教化奉天主耶稣教，澳寺番僧教化类也。……大西洋去中土远，三年始至……其人白皙，高鼻深目，双瞳碧色，不蓄须发，别为黑白发，蒙首及颈乃法王所赐，得者以为荣。”
天启，即1621年- 1627年，为明朝第十五位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在位时的年号，明朝使用该年号共计七年。利玛窦天启时来华，即1621年-1627年来华，而不是现行西史叙事所称的万历十年（1582年）来华。
难道，利玛窦来华的时间也被提前了吗？
此前，笔者考证发现，熊三拔、阳玛诺、蒋友仁等传教士的来华时间被篡改提前。
西史叙事中的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是（Sabbatino deUrsis，1575-1620年，字有纲）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来华，并于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与庞迪我一起参与修改历法，还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共同翻译了多种西方历法书。可是，精于天文律历的清代学者阮元（主编）、李锐、周治平、钱大昕、凌廷堪、谈治泰、焦循等人协编的《畴人传》中记载的却是：熊三拔于明万历壬子年（1612年）入中国。两相比较，来华时间提前了足足六年。
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年，字演西），西史宣称其于1601年在果阿完成学业后遂至澳门传教，历时六年，又于1611年（明万历39年）至广东韶州传教，为当地人所逐。也就是说，西史叙事中此人于1601年来华。
而《畴人传》中记载的阳玛诺却是“明万历乙卯（1615年）入中国”。两相比较，阳玛诺来华时间足足提前了14年。
西史叙事中，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蒋友仁（P．Benoist Michel，字德翊，原名伯努瓦·米歇尔，1715-1774年），是一名法国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学家，他于乾隆九年（元始1744年）抵达澳门，经钦天监监正、传教士戴进贤推荐奉召进京。
然而，《畴人传》中引述的资料《地球图说》显示，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却是“乾隆二三十年间入中国”，即1755-1765年间来华，与西史叙事的入华时间1744年，前后相差11-21年。也就是说，蒋友仁来华的时间被提前了足足11-21年。更为神奇的是，蒋友仁的绝大部分所谓“著作”都产生在这一时间段内。
再来看利玛窦，若按《舟车闻见录三•十三•澳夷》的记载，他应该居住在澳门二十载，又怎么能在中国大江南北跑来跑去呢？更有意思的是，彼时大西洋其国上世有历山王，又号古总王，“今有二王曰教化曰治世，教化奉天主耶稣教”，也就是说当时奉天主耶稣教的那个王是“教化王”。
从后面的描述“大西洋去中土远，三年始至……其人白皙，高鼻深目，双瞳碧色，不蓄须发，别为黑白发，蒙首及颈乃法王所赐，得者以为荣”不难看出，这个教化王其实就是“法王”。
众所周知，今日之天主教有主教，但是没有“法王”。藏传佛教中，却是有“法王”的，“法王”是对教派领袖的一种尊称。
查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粤中见闻•地部•十•澳门》有这么一段记载：
“明嘉靖年间（即1522-1566年），诸番求蠔镜为澳。澳者，泊口也。……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以相对，故谓澳门。……山顶有一台，磴路横贯，常登以望舶。其麓有东望洋寺、西望洋寺，一寺曰三巴，高十余丈，若石楼，雕镂奢丽，奉邪稣为天主，居之僧号法王者，司其教，番人有罪，法王不许忏悔，即斩；许忏悔，自以铁钩钩四体流血。男女日夕赴寺礼拜，听僧演说。寺中有风乐，千人镜、多宝镜、显微镜、自鸣钟、海洋全图、璇玑等器。”
澳门半岛南部产蠔（蚝）甚多，南北两个海湾“规圜如镜”，故有蠔镜之称。
从上述记载“奉邪稣为天主，居之僧号法王者”可以看出，早期的天主教是有“法王”的。而且，这个法王管理天主教的某些手段，与藏地原始教派极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有关天主教的早期描述中，一直都称“寺庙”，而非“教堂”，说明彼时的天主教尚未形成今日之体系，在缺乏宗教典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只是照葫芦画瓢，将寺庙中的佛像更换成了“耶稣”。
乾隆八年，两广总督策楞在物色广州府澳门同知人选时，向朝廷举荐了时任东莞知县的印光任（1691-1758年）。乾隆九年四月，印光任因精通"番务"备受赏识，被破格提拔为首任广州府澳门首任同知。
印光任在其任期间率领官员巡视海域岛屿，查访市舶口岸，将所见所闻作了详细记录，后委托继任同知张汝霖（乾隆十一年至十二年再任香山县令，权澳门同知，乾隆十三年即1748年实授）继续完成，《澳门记略》便由此而生。
《澳门记略》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首部史地文献，也是唯一一部的古代地方史乘，其反映了澳门15世纪至16世纪的政治、军事、贸易、关税、宗教、社会以及西方人物、风情、物产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具有真实性、史料性、新颖性和珍贵性等特点。因为印光任、张汝霖两人有过合作，后来清嘉庆初两家后人便有了再次合作校刊《澳门记略》之事，一时传为书林佳话。
《澳门记略•下卷•八》“澳番篇”有如下记载：
“佛郎机后又称干系腊国，今称弗郎西或曰法郎西，岁与吕宋入粤互市……其人皆长身、高鼻、猫睛、鹰嘴、拳发（头发卷曲）、赤鬚（须），好经商市易，但伸指示数，虽累千金不立约契，有事指天为誓不相负。衣服华洁，贵者冠，贱者笠，见尊长辄去之，所产多犀象珠贝，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明季大西洋人故得入居澳中，后竟为所有云。”
从这段描述可知，彼时西方“虽累千金不立约契”，所以西方的契约精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后来才逐渐形成的，而且形成的时间较晚。
此外，以“厚贿乞地”窃据吕宋、以“巨炮利兵”破灭满剌加国的佛郎机（即今之葡萄牙、西班牙）也是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至此，经过不懈努力，已经考证出法国初奉佛教、俄罗斯初奉佛教、英国初奉佛教，参见往期文章《扫去阴霾见青天：中国人创造了天主教和拉丁文？》
据清代王大海《海岛逸志》（漳园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刻本）卷三记载，“呅哖膋（liáo）”俗曰“宋仔”，亦曰“寔班牛”（西班牙）
“实班牛，华人呼为宋仔，居于西北海之隅，国名干丝腊……”
由于“呅哖膋（liáo）”三个字看不清楚，只能查找目录，总算确认了西班牙在当时的这一旧称。
不过，在找出清咸丰十年（1860年）刻本来对比，发现该刻本把“膋（liáo）”刻成了“營（营）”。
清代梅花道人尤侗（1618年-1704年）佛郎机竹枝词云：
“蜈蚣船橹海中驰，入寺还将红杖持。何事佛前交印去，定婚来乞比邱（丘）尼。”
《澳门记略•卷首•四》“列传”又记载：
“番僧以天主教惑众，于三巴诸番寺外专立一庙，煽诱内地民人，名曰唐人庙。近如南顺，远至江楚，戒期麇（qún）集，男女翕从，君子病之百年而无如何也会闽省西教姦淫事发。”
《海国闻见录》是中外海洋文化史上影响甚远的一部综合性海洋地理名著，收入四库全书，《艺海珠尘》中亦有收录。
陈昂、陈伦炯父子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军事将领，长期任职于滨海之地，对海防事尤为留心。雍正八年（1730年），水师提督陈伦炯积父子两世之阅历，撰写了《海国闻见录》。此书分为上下二卷，上卷记八篇，包括天下沿海形势录、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记、南澳气记；下卷地图六幅，包括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
据《海国闻见录•上卷•三十二》记载：
“……沿中海有葡萄牙、是班呀、佛兰西、那吗、民哖呻、西多尔其。而尽中海之东处，阿黎米也。向西直出至西洋，皆猫喇猫里也。”
这里的“中海”，即“地中海”；这里的“多尔其”，即“土耳其”。
又《海国闻见录•上卷•三十三》记载：
“中海沿边之地，南北东诸国三面夹绕，惟西通外海，是为中海。海产珊瑚。西洋人来中国者，谓中海阿黎米也之地。……
佛兰西者，西临大洋，北接荷兰，南邻是班呀，东接那吗，东南俯中海；由中海之东，接联那吗。
那吗者，天主国王处也。北接黄祁（疑为黄旗国），东沿中海而至民哖呻；由民哖呻沿东南中海而至西多尔其，由西多尔其东沿中海至阿黎米也，由阿黎米也向西沿中海之南，猫喇猫里也之地，而出西洋。”
又《海国闻见录•上卷•三十四》记载：
“黄祁者，均係红毛种类，素未通中国。近有舟楫来粤营生，南接那吗、民哖呻……”
当“那吗”“民哖呻”这样的名词反复出现时，相信您也会有同样的疑惑，这两个地方究竟在欧洲哪里？
如果只是阅读上述文字，可能还没有一个具象的认识，其实只要将古今地图做下对比，就会恍然大悟了。
幸运的是，《海国闻见录》下卷中恰好收录了一份“四海总图”。
经过对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产生了，雍正八年（1730年）时，地图上有葡萄牙、是班呀（西班牙）、佛兰西（法国）、荷兰、英机黎（英国）、西多尔其（西土耳其），但奇怪的是居然没有早在坤图上就出现的“意大里亚”，只有“那吗”；没有坤图上的“厄勒齐亚”，只有“民哖呻”；没有坤图上的“如德亚”（今中东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一带），只有“阿黎米也”。阿黎米也很可能是古叙利亚。
至于什么古埃及，也并不存在，只有“猫喇猫里”。所以，什么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的“悠久历史”，比葡萄牙和西班牙都还短暂。
由此可见，坤图上的许多信息被后人篡改了。
《地球万国山海舆地全图说》（赤水 长玄珠述，年代不详）在临摹早期的坤图时保留了一些极为珍贵的原图信息，例如，华夏独有的十二地支“子丑寅卯申酉戌亥辰巳午未”。
此外，《地球万国山海舆地全图说》在葡萄牙、西班牙的位置上特别标注了“切支丹”字样，日文“きちしたん”又可用汉字写作“切支丹”，是“基督教徒（Christian）”一词的音译。一个问题产生了，为什么它没有在“意大里亚”这个号称“起源”的地方标注“切支丹”，却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这里标注？
笔者在查阅《海国闻见录•上卷•三十五》时，赫然发现一个至关重要的记录：
“而尊天主者，惟干丝腊是班牙、葡萄呀，黄祁（旗）为最而辟之者。”
放眼整个欧洲，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最尊天主，像黄祁这样的其他地方是极力反对的。
再查阅《海国闻见录•上卷•二十八》“小西洋记”，有这么一段记述：
“白头番国，人即西域之状，捲须环耳，衣西洋布，大领小袖，缠腰裹白头。故以白头呼之。……小白头，东临民呀国。民呀人黑，穿着皆白，类似白头。英机黎（英吉利）、荷兰、佛兰西（法国）聚此贸易。民呀之东，接天竺佛国。民呀之东南，远及暹罗。民呀之南，临海。民呀之北，接哪吗西藏。”
还记得前面提到过的“那吗者，天主国王处也”的记载吗？
“那吗西藏”，就这样与“那吗，天主国（王处）”联系起来了。所以，这个天主国为什么不像葡萄牙、西班牙那般尊奉天主教？因为彼时它可能还如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初奉佛教”。
为什么早期的文献史料，都只是含糊不清地称“利玛窦来自大西洋”？
因为那时还没有“意大里亚”这个国家。
综合此前多方面的文献史料，于是有了这么一个推论：郑和下西洋时，船队抵达欧洲，而后多国使臣跟随郑和船队返回大明。在此过程中，葡萄牙、西班牙捷足先登，成为南方地主资本集团对抗皇权的“贸易走私者和打手”，并被扶持壮大，挟洋自重、挟寇自重，以走私侵蚀国利，导致国库日渐空虚。而天主教的诞生，则是明朝文官集团与皇权博弈的产物，并非源于意大利罗马，它应该是在明朝天学会的指导下，从更改寺庙中的佛像开始，一步步“照葫芦画瓢”建立起来的。至于利玛窦的真实身份，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派来的细作，其“高大”的形象也是后世不断累积“绘制”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