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凌晨3时许，北京305医院的灯光依然明亮。病房内，一位瘦弱的老人正在批阅文件，尽管已是深夜，但他的目光依然如炬。这位老人就是周恩来总理，此时的他体重已经不足61斤。从1972年被确诊患病至1976年离世，周总理用他最后的时光诠释了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历了怎样的治疗过程？又是如何在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坚持工作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留下了怎样的嘱托？让我们走进周总理生命的最后岁月，感受这位伟人的精神境界。
一、初期病情与诊断（1972-1973）
1972年5月的一个清晨，中南海西花厅内，张佐良医生正在进行例行的医学检查工作。这天，一份尿检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在显微镜下，他发现了异常的红细胞数量。作为周总理的专职保健医师，张佐良深知这个发现的严重性。
当天下午，张佐良立即联系了北京医院的泌尿科专家进行会诊。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他并未将这一情况向西花厅的其他工作人员透露。经过反复化验，专家组一致认为需要进行更详细的检查。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医疗组采取了一系列谨慎的措施。他们需要在不影响总理日常工作的情况下，完成各项必要的检查。这期间，周总理仍然保持着繁忙的工作节奏，每天处理大量国内外事务。
到了1972年8月，一次重要的专家会诊在北京秘密举行。与会的包括多位全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天，最终得出了初步诊断结果。
然而，如何向周总理本人说明病情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张佐良和专家组商议后，决定首先向邓颖超同志汇报。1972年8月15日的下午，在西花厅的一间小会客室里，邓颖超听取了医疗组的详细汇报。
9月初，一个适当的机会终于出现。那天周总理难得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张佐良通过邓颖超的协助，向总理详细说明了身体检查的情况。出人意料的是，周总理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并表示要服从医疗组的安排。
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初期治疗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方案。医疗组在中南海设立了专门的治疗室，由张佐良负责具体实施。每天清晨和晚上，周总理都会准时前往接受治疗。在这期间，他仍然坚持参加重要会议，接见外宾，处理国家大事。
到了1973年初，医疗组发现病情有所发展。此时，一个更为系统的治疗方案变得迫在眉睫。经过慎重考虑，专家组建议在玉泉山设立专门的治疗场所。这个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但考虑到特殊的历史背景，整个过程都在严格保密中进行。
二、病情发展与工作坚持（1973-1974）
1973年初春，玉泉山疗养院内，医疗组为周总理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这座位于北京西郊的疗养院，成为了周总理与病魔抗争的重要场所。每天清晨6点，总理都会准时起床，接受第一轮治疗。在治疗的间隙，他仍坚持阅读文件，处理国务。
到了1973年4月，一个重要的外事活动打破了平静的治疗节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即将访华，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首次高层互访。尽管医疗组建议推迟会见，但周总理坚持亲自接待。在会谈当天，他强撑着精神与田中角荣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会谈，就中日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5月，病情出现反复。医疗专家发现总理的血红蛋白指标持续下降，需要进行输血治疗。为了不影响工作，医疗组将输血安排在晚间进行。在这期间，总理仍然坚持每天处理大量文件。一次，护士发现他在输血时还在批阅文件，劝他休息，他只是轻声说：＂国事不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