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系列讲座秋季学期第五讲《遗址保护与遗址博物馆》在考古楼A座101室举行，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主讲。
图1 宋新潮老师主讲
图2 讲座现场
考古遗址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别，遗址保护也同考古调查、发掘相伴而生。古遗址以及属于遗址性质的古墓葬、石窟寺和石刻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占较高的比重。如何更好地保护、展示和活化这些古代遗址，已成为考古、建筑、历史以及博物馆等领域所关注的焦点，更成为社会及民众关心的热点话题。
一、遗址保护的历史和现代趋向
古迹遗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今年是《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简称为《威尼斯宪章》）60周年，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的《威尼斯宪章》指出：“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活的见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价值的统一性，并把古代遗迹作为共同的遗产，认识到为后代保护这些古迹的共同责任，将它们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学及考古遗址向我们展示着人类99%的历史。我们今天所说的“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都是要通过古代遗址及其包含物，得以了解和释读。
古迹遗址更是连接古今的媒介桥梁，每一次考古活动或对考古遗址的参观，就是我们与古人的真实接触或对话。我们可以从考古遗址看到祖先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考古遗址促使我们关注人类自身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譬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复杂社会形态和现代产物起源与发展等等。同样也反映了人类开发地球、适应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以及在科技、艺术、文学等方面的进步。古迹遗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构成我们“共同的遗产”。
近代以来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考古学和考古遗址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以希腊和意大利为例，我们注意到考古学和考古遗址在民族国家建立以及“复兴”中的积极作用。“考古学”这一专有名词，就是希腊建国时从希腊语中创造的新词，而非古希腊故有的概念，意思是“对古代的研究”（或“论述古物”）。1822年希腊独立时，首都在埃伊纳岛，后来（1834年）定都在遗迹丰富和古希腊历史卓越辉煌的雅典，政府在这一时期设立考古服务局，颁布了第一部考古法律和一系列考古方面的规章制度。1837年，雅典考古协会成立并创刊《考古学报》，明确“考古学成为将未来规划和古代文化联系起来的新学科。”1861年，意大利统一为新的民族国家，“复兴”罗马帝国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国家的纽带，古迹遗址同样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的身份标识。和希腊一样，意大利也将完全统一后的首都从都灵迁到今天的罗马，并将众多的古罗马时期的遗迹展示在现代都市的显著地段，可以理解为现代意大利人继承和复兴古罗马帝国的一种内心表白。
“二战”后，考古遗址同样被视为新兴独立国家的历史基础、精神源泉和凝聚民族认同的历史见证。比如，以色列的马萨达遗址，位于以色列南部死海边上，自公元前2世纪起这里便是犹太统治者的行宫，也是犹太卫戍部队的驻扎地。公元70年罗马军攻克耶路撒冷，随即对马萨达堡垒及地区的进攻。公元73年4月15日马萨达围城战和最后的抵抗者960名犹太士兵集体自刎殉难。1963年至1965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考古文物部门的考古学家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今天已成为以色列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最重要的场所。同样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高原上喀喀湖盆地的蒂瓦纳科遗址，考古发掘证明是公元6-11世纪安第斯山脉中部最重要的政治和宗教中心，遗址中心包括宫殿、金字塔遗址和大量的石像等，该遗址被认为是印第安王国的首都。2005年12月，玻利维亚左翼政党领袖莫拉莱斯大选获胜，成为首位印第安人总统，政府将总统就职仪式放在蒂瓦纳科遗址。
考古遗址或被作为独立后民族国家象征的代表性符号。比如柬埔寨就将吴哥窟作为国旗的重要元素。
图3 柬埔寨王国国旗
重要的考古遗址、历史古迹是历史和民族发展的见证，也是现代国家坚定文化自信、提振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的基石。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考古遗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与当代的价值，使得保护考古遗址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道德义务与公民的集体责任。我们简单列举一下国际社会的有关考古遗址的文献，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如195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主张在重要考古遗址上建立具有教育性质的陈列馆、博物馆，以向参观者宣传该考古遗存的意义。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对遗址予以保护。1969年《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确信考古遗产对于了解各文明历史至为重要。建议各国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建立保留区以保存由后代考古学家发掘的实物证据。1976年《美洲国家保护考古、历史及艺术遗产公约》：旨在防止对文化财产的破坏，及促进相关合作。1990年ICOMOS《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考古遗产保护应是全人类的道德义务，它是民众的一项集体责任。
二、我国遗址保护制度与展示形式的实践
1、考古遗址保护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历史古迹的保护，特别是考古遗址的保护。1950年5月24日，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明确“为保护、研究我国文化遗产，对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作有计划之调查及发掘”，规定发掘必须取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批准。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根据《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要求“各部门如在重要的古遗址地区，如在西安、咸阳、洛阳、龙门、安阳、云冈等地进行基本建设，必须会同中央文化部与中国科学院研究、保存或清理的办法。”此后，在郑州、洛阳、长沙等地开展大规模的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1956年4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列举了安阳殷墟、新郑郑韩故城、洛阳汉魏故城、西安丰镐遗址、汉城，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邯郸赵王城、易县燕下都、江陵楚郢都、纪南城以及大理南诏故城、宁城辽大名城、高昌故城、雅尔湖故城等一系列重要的遗址，强调在这类重要遗址进行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规划的时候，必须征得文化部同意，以避免遗址的破坏。1961年3月4日又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受国家保护，并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起了我国考古遗址保护的基本制度，即通过调查或发掘，划定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科学的记录档案，对于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四有”工作。在保护措施上，主要是通过城乡规划与调整，控制遗址所在地为绿地或农用地、非建设用地等，加以控制性保护或对重要发现的遗址建立公园实施必要的保护和展示尝试。如在西安建立的兴庆公园和洛阳王城公园等。
2、重要遗址保护与遗址公园设立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进一步处理好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1982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延续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基本精神，将“考古发掘”作为专章，规定了对古遗址的发掘、保护等要求（此后在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和最近新一次的修订，都在不断完善对考古遗址保护的法律规定）。这一时期，各地从市政建设、旅游发展等不同层面出发，积极探索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形式，包括建设完成的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1985年）、北京的元土城遗址（1988年）、陕西汉阳陵遗址的保护展示（1997年）、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2001年）、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2003年）等。
1985年以来，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世界遗产的申报及《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要求，我们也对遗产地遗址保护和展示利用开展工作。如对兵马俑与秦陵、武夷山城村汉城、交河故城、高句丽遗址、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含元殿遗址保护等的保护实践。拓展了对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的理念。大体上与此同时，为了促进考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展示工作，在考古工作站的基础上，建立遗址陈列馆（博物馆），积极探索“馆站结合”的保护新模式。在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北京的琉璃河遗址都曾建立了由考古工作为中心的遗址博物馆。考古工作站担负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职能，同时兼具有对遗址保护和遗址出土品的保存、展示、利用等陈列馆（博物馆）的功能，通过陈列馆（博物馆）的展示、传播和宣传功能，有效地发挥了遗址的社会意义。
3、大遗址保护的制度设计和实践
由于现代城市的迅猛发展，处于城市及其近郊的大遗址，特别是西安的唐大明宫、汉长安城、丰镐以及郑州二里岗等重要遗址的保护，从1991年起，国家文物局就指导当地政府开展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探索。在此基础上1998年提出了大遗址保护的总体设想，并对100个重要的大型考古遗址的保护现状和需求开展了可行性研究。2001年国家文物局《文物事业“十五”发展规划和2015年远景目标中纲要》中，将大遗址保护的设想明确为“大遗址保护展示园区”概念。2005年《“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提出了“探讨大遗址保护展示的科学途径，建设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在规划的引导下，选择了第一批12个遗址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示范项目，通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推动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国家财政也设立了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支持大遗址考古、保护和利用。截止到2024年6月，全国已建成13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立项单位，全国已有约170家遗址博物馆，其中21家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三、从遗址保护到遗址博物馆的发展
遗址的保护与田野考古发掘相伴而生，从遗址的保护到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在世界范围内大体上经过了三个时期：19-20世纪前半期考古学家对考古遗址进行修复，并开始向世人开放和展示，但考古遗址出土文物多被放置在城市的博物馆之中，或称之为考古博物馆。可以概括为“遗址展示与博物馆分离的阶段”。代表性的是希腊克里特岛上的伊拉克利翁考古博物馆，收藏和展出了米诺斯王宫遗址出土重要的文物和壁画，博物馆处于距离遗址5公里的城市中心。二战后，在遗址范围内建设遗址博物馆成为了一种潮流，我们可以称为第二时期，是重要古遗址陈列室的设立到遗址博物馆建设的重要发展时期。1956年，在新德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号召：“在重要的考古遗址上，应建立具有教育性质的小型展览（可能的话建立博物馆）以向参观者宣传考古遗存的意义”。1962年12月在巴黎通过了《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提出应建立专题的遗址博物馆。今天我们在希腊的很多遗址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设立的博物馆，规模都比较小。如科林斯古城遗址的小型陈列馆，展室面积非常有限，许多石像都集中在露天的院落。在雅典卫城上的半地下式博物馆，也非常小，以避免博物馆对遗址历史环境的影响。奥林匹亚考古博物馆是希腊重要的考古遗址博物馆，由于距遗址非常近，为减少博物馆对遗址的干扰，特意用树木将其与遗址分割开来。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开始强调考古遗址与遗址博物馆的统一协调，也逐渐成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趋势。可以理解为考古遗址是博物馆收藏展示中最具主体性的藏品，而博物馆则是遗址最为详实的解读。在遗址博物馆建筑形式上也强化了与遗址之间的对话与和谐。遗址和遗址博物馆从形式到内涵开始逐步融合并走向内在统一。比如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古城遗址考古博物馆，建筑师利用地势直接将博物馆设计在面向遗址地下，在遗址上人们似乎看不到博物馆的踪影，但走进博物馆的序厅，沙盘前玻璃幕墙外的太阳金字塔遗址则直接映入眼帘。雅典卫城新博物馆建设也同样考虑了博物馆与卫城遗址的关联。在博物馆卫城无处不在，但在卫城看博物馆则消失融入在现代街区。新世纪建成开放的希腊迈锡尼考古博物馆，选址在遗址背面山脚之下，虽然无法做到从博物馆看到整个遗址，但设计师用心地在展厅拐角悬窗特意保留了链接遗址的视线通道。在国际博物馆界与遗产界也非常关注新建成的大埃及博物馆，该馆投资10亿美元，工程建设近10年，其亮点不仅仅是全球最大规模展现单一文明的考古博物馆，更重要的是，它恰当处理了与距离2公里外吉萨金字塔的关系。寻求遗址和博物馆之间对话与和谐关系，或可以理解为今后相当一个时期遗址博物馆建设的理想追求。
图4 希腊科林斯遗址与遗址博物馆
图5 即将开放的大埃及博物馆
这让我想到中国古代造园追求的意境——借景，所谓“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例如我国无锡寄畅园借锡山之景，北京颐和园可以把远处的西山、玉泉山等引入园内景观中，古人这种丰富景观视觉的体验或与当代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理念追求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我国遗址博物馆的实践
我国的遗址博物馆实践肇始于1953和1958年建立的北京猿人陈列馆、西安半坡博物馆。这两座考古遗址博物馆都是1956年联合国教科文《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之前就已建成开放。据张光直先生说，西安半坡博物馆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最重要和最好的史前遗址博物馆。70年代末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就延续了半坡遗址博物馆的经验，在遗址上修建大跨度保护棚以实现对遗址现场展示。之后的三星堆博物馆、南越王墓博物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北京的大葆台汉墓等的遗址博物馆纷纷建成。但我们对于遗址博物馆的理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专家们讨论更多的还是遗址与周边历史环境的问题，但在遗址博物馆建设中如何让博物馆与遗址融为一体，既关照遗址风貌环境又能使博物馆与遗址形成直接的对话，还需要遗产保护者与博物馆建筑设计师更加积极的实践。
2005年，安阳殷墟遗址博物馆落成，当时是为了满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要素需求建设的，为了避免博物馆对遗址的影响，设计师崔恺把整个建筑设计成沿洹河边下沉式的建筑，建筑主体部分完全在地平线以下，尽可能保持与遗址环境的空间延续性。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新博物馆的建设也采取下沉的方式，以避免大体量博物馆建筑对遗址环境的影响。2006年，陕西汉阳陵遗址博物馆建设，地面建筑体量面积尽可能压缩，考古遗址发掘现场采取全封闭保护的地下展示，将参观廊道与遗迹、遗物隔开，也充分考虑了遗址的发掘保护和公众参观游览的展示效果，在整体保护技术方面，遗址部分严格的湿度温度调控，参观廊道则完全处于自然的温度条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创新实践。2007年金沙遗址博物馆采取将考古现场遗迹保护棚与博物馆连体建设，采取遗址现场展示与文物标本陈列结合的方式，是遗址展示阐释与博物馆建设有效结合的一种新尝试。近些年，二里头遗址博物馆、三星堆新馆、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安阳殷墟博物馆等，在立项和设计建设中都进行了一些探索，充分考虑博物馆与遗址的环境关系。
从我国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实践可以看出，考古遗址博物馆在“让文物活起来”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三星堆遗址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良渚遗址博物馆等许多已成为拉动地方文化旅游业的重要力量，成为地方旅游的代言和名片。同样，旅游经济使地方政府和有关方面更加关注考古遗址保护和遗址安全。遗址博物馆让更多游客真切认识到考古遗产资源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不同人群间交流与文明互鉴。我国遗址博物馆的成功实践也表明，遗址博物馆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也让文化保护和文化自信的意义得以彰显。
五、遗址博物馆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我国的遗址博物馆在快速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同样需要我们在未来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思考，大胆地创新实践。这里我对国内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存在的几点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供同学们在研究学习中参考。
1. 遗址博物馆建设应注重对考古遗迹本体的保护。今天有不少遗址博物馆仅仅只是一个保护棚，仅能为考古发现的遗迹现象（遗址）提供遮风挡雨、防止日晒，并不能有效隔离各种温湿度的环境波动、风化、污染等因素的影响。对于全封闭的遗址博物馆来说，内部环境的调控远不能提供适宜的保存环境条件，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病菌灾害，一些因素的变化会对遗址环境带来不可逆的变化，长此以往将会对遗迹和遗物产生新的负面影响。对此，需要遗址博物馆保护和管理人员引起高度注意。
2. 遗址博物馆中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应作为主体展示内容。遗址既是遗址博物馆藏品的载体，同时自身也是重要的展示要素，除需要恰当处理好遗址与博物馆的互动关系外，遗迹的解读说明也应是博物馆展示重点。一些叠压关系复杂的遗迹，在展示时常常出现主次不清的问题，仅仅是简单地将考古发现不加区别的呈现给普通观众，使观众无法理解其考古遗址的内容所在。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陈中，更应以遗址出土及相关文物标本为展示核心，其他与主题无关的展品应谨慎选择，要强化每一座遗址博物馆的使命。
3.一些遗址博物馆为弥补可视性的不足，常常忽视遗址真实性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为了增加遗址的可视性，无视遗址的原真性，盲目将遗迹进行臆测性复原，从而误导观众，干扰了人们对历史本身的想象和解读。或为了吸引游客，将博物馆建筑当作地标性的建筑进行宣传，使参观者忘记或忽视了遗址所在和历史文化价值。另一方面，遗址博物馆展览中的辅助展品或场景展示，均应有充分的研究依据，并能对遗址内容和文化价值辅以阐释，给参观者带来真实感受且具有启发意义。
4.基础研究不足的问题。遗址博物馆的定义尚未完善，其内涵、外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每一座遗址博物馆更应结合其遗址特有的文化、历史等多方面价值进行研究，并以此确定它的展示策略和目标规划，以扎实的学术研究支撑遗址的解读、展览设计和公共服务项目等各类工作的开展。顺应遗址博物馆跨学科、跨专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建筑设计、考古、博物馆、文物保护等领域专家间的沟通、交流与和合作。推动遗址博物馆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提高遗址博物馆服务公众、展览宣传和保护研究的水平和能力。
在遗址博物馆建设发展过程中，需要我们特别关注每一座博物馆的使命设定，更需要遗产保护、考古专家、建筑师等多领域的学者专家，以及地方政府、科研机构、社区利益相关方面的通力合作，中国的遗址博物馆将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图文来源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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