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取士与分流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由两汉察举演变而来，经隋朝的改革与创制，而成为延续1000多年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功名的大小、仕途的浮沉以及人生的喜乐构成一幅令人感叹的历史画卷。
「从多科到一途」
隋唐的开科取士，分常科和制科。人们熟悉的进士是常科中的一科。除进士科之外，还有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各科之间考试内容不同。在隋唐的常科中，秀才科作为“尤异之科”，是最难考的。它和明清最低级的一个功名称谓——秀才，所指可谓截然不同。隋代的杜正玄举秀才时，仆射杨素命其当天未时之前作赋十余篇，叹服后才录，可见难度之高。正因为如此，从唐开国时的武德五年到永徽元年之间的29年间，平均每年取秀才仅1人。
唐人考取进士等功名后，只是获得入仕资格，并不能立刻获得官职。他们需到吏部参加铨选，后者还有相应的考试。当然，他们也可以直接参加制科考试。制科及第者，不需经吏部铨选；其参加者，既可是无功名之人，也可是已入仕之人。白居易和元稹都是进士及第并经铨选为官后，又去应制科考试的。唐代制科名目繁多，据研究有100多个，如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堪经邦、武足安边、才膺管乐、志烈秋霜、文辞雅丽等，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力图野无遗才的目的。
宋代也有制科，但通过极难，其考核内容俨然成为比进士科更高端的智力游戏，所出题目“僻隐难知”。故两宋300余年，制举登科不过寥寥41人，其中就有人们熟知的苏东坡。但严格来说，宋代的制科偏离了唐代制科多样化取才的本意。
王安石变法后，废明经等而存进士，这就是后来考进士即考科举之缘由。王安石改革后的进士科原本包含“诗赋”“经义”两科，元朝一统后“厌恶诗赋”，认为金亡是诗赋过盛有关，便只取“经义”，至此科举真的成为“一科之举”。
宋代为体现优待士人，登第后即授官，不需经过吏部铨选，又在全国性省试后增加殿试，即皇帝亲自策问，以示隆重，且宋代科举取士名额为历朝最高，一步步造就了重文轻武等特点。研究显示，宋代平均每年取士约为360多人，为唐朝的4.5倍。
明清在沿用唐宋地方上的解试（元后称解试为乡试）制度基础上，将其变更为一级功名，人们所知的举人因此出现。乡试之下又有一级童生试，考中者是秀才。于是，秀才、举人、进士之井然有序的功名等级形成。
唐宋时期，解试只是一次性的资格考试。明清时期，拥有者具备了参与高一层级考试的永久资格，不再需要周而复始地折返参加解试。对朝廷来说，这有助于避免应考士子集中性涌入，导致京城物资供应困境。宋理宗时，有一次临安府出现应试士子十万名者，“十万人试，十万人仆”，较平日多出了20万人。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后勤保障考验，更不用说扩建考试的贡院了。
在等级化的功名序列下，可将大量的应试者挡在地方。实际上，在明清科举考试中，最难的是乡试，而非全国性的会试。《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就是一个60多岁还没成为秀才的童生，靠他人捐了个监生，才有了乡试的资格。
无论是隋唐的多科，抑或明清的一途，士子们都须付出艰辛的努力。清人彭元瑞自题对联：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这是苦读的自勉。其中杏花，指的是春季的会试；桂花，则指秋季的乡试。
「从进士到状元」
唐代，因是分科取士，故其差别主要体现在不同科目间：制科高于常科，秀才高于常科中的其他；进士和明经，原无差别，但受高宗与武后重视词赋的影响，加之明经考察重在记诵、进士考察重在诗赋，难度上也是后者更难，故中唐后逐渐形成进士地位高于明经的态势。“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30岁考取明经科年龄算大，50岁考取进士仍算年轻。
唐人制科入仕即可授左拾遗等官，左拾遗是从八品上、谏官，为亲近之职，升迁较进士经吏部铨选后快。一代文豪韩愈进士登科后，就因吏部铨选多年不过，最后不得不到藩镇为官。唐传奇《李娃传》中的李娃，先劝郑生考进士，再劝他“争霸群英”、去考制科，亦为一个证明。制科地位之高，源自唐系中古，离两汉不远，察举之风尚存。制科较常科，更像两汉时的举孝廉、秀才等。
制科优于进士科的另一大关键原因，还在于它是天子亲自策试。试前皇帝赐食，即“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考试时天子亲临甚至亲自阅卷，唐代宗在一次制科考试中手捧《贞观政要》危坐一旁，有策未成者还亲赐蜡烛。这等待遇显然决定了日后出身的区别。从这一点看，它和宋代开始的殿试相似。只是殿试是前面考试录取者的必试，制科相对进士、明经等只是中第后的加试，后者有参加与否的选择。
唐人并不是特别重视状元。两唐书中的状元，如王维、柳公权等，只称其“中进士第”，不称其状元衔。状元变得重要，始自宋太祖。他为了避免唐人登科认座主与门生、形成朋党之弊，决定亲自殿试。经皇帝录取的第一名，当然具有无上荣光。明初，朝廷正式明文规定：一甲第一名称状元。至此，状元成为科举制度中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固定称谓。“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状元等于唯一的第一名观念日益深入民心。
宋代的进士科于太宗时初分为二等，旋改为三等，至真宗时又改为五等。景德四年，“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由此，在单一的进士科内，就形成了一个底大尖小的金字塔结构。
以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为例，新及第进士授官，一般为第一名授将作监丞；第二、第三名授大理评事，并为诸州通判；第四、第五名授秘书省校书郎、签书两使判官厅公事。第六名以下第一甲授两使职官；第二甲授初等职官；第三、第四甲授判司簿尉；第五甲守选，待授官。
元代在科举上的贡献之一，是将进士明确为三等，并为明清所继承，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指一甲的第一、二、三名由此开始。
明代是科举功名与授职对应最清晰的一个时代。一个人科举时的功名，基本上决定一生的仕途走向。明代还创立“庶吉士”制度，即在一甲三名入翰林，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的基础上，二甲及三甲需参加馆选，通过考选“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吉馆学习后再授官，“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庶吉士”近乎成为一个次于一甲，高于二、三甲的功名，其升迁较一般进士快。
随着对科举功名的重视，明代逐渐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的局面。据统计，在明代172名宰相中，翰林出身的占据十分之九，“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
「从欢愉到抚慰」
中第之后的欢愉，是显而易见的。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宋真宗的《劝学诗》更是直言：“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从宋代开始，还有传胪唱名之制。殿试之后，皇帝临轩，宰相进呈中式者试卷，呼其姓名，卫士若干齐声高呼，传唱三次之后，新进士出列。至于状元的出列，更是“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故宋人杨万里有诗：“殿下胪传第一声，殿前拭目万人惊。名登龙虎黄金榜，人在烟霄白玉京。”
明清传胪之时，有礼部奏韶乐、鸣鞭等仪式。“鞭用皮制，长丈余，司礼者执鞭柄，由下挥舞回旋而上，其声缭绕于空中，响彻云霄，音长而韵，如鸾鸣凤啸。”刹那间，“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
但是，这样的幸福只属于少数。唐元和十年，一落第士子在宝鸡西界遇上一病危寒士。后者诉说“辛勤数载，未遇知音”，并叩头拜托后事，以免暴尸街头。士子卖马营办了寒士的丧事后，凄然赋诗：“嗟君殁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
对唐宋士子而言，相较于明清士子的另一大痛苦在于，他们需要频繁地在家乡、州府和京城之间奔波。在唐朝和宋代前期，省试一般一年一次。宋英宗始，科举才改为三年一次。唐朝的一位应试举子曾上书诉苦：家在九曲之南，去长安近四千里……日行六十里，用半岁为往来程，岁须三月侍亲左右，又留二月为乞假衣食于道路。是一岁之中，独留一月在长安。王侯听尊，媒妁声深。况有疾病寒暑风雨之不可期者，杂处一岁之中哉！是风雨生白发，田园变荒芜，求抱关养亲，亦不可期也！
如何确保科举的公正性，安抚众多落第的举子，就成为历朝历代的一大考验。唐朝实行亲属回避的“别头试”制度，即考官与应举之人有姻亲者，另设考场别试。宋代开始实施糊名、誊录制以及一份试卷经两位官员定等第制的办法，强调“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清代将官、民分卷，“官生卷”实行单独阅卷，并限定录取比例，还创立发领落卷的制度，即乡试、会试发榜后十日内，允许落第士子领回自己的试卷阅看。
另有一个做法，就是对锲而不舍者或稍有差距者予以适当恩遇。唐代创立“五老榜”，昭宗令中书门下于新及第进士中，选年岁已高者不拘常例授官。宋代为笼络士人，特别是考虑到黄巢起义的教训，针对久困场屋的士子采取一种特恩制度，即特奏名制度，对解试合格而省试或殿试落第的举人，积累到一定举数和年龄，由礼部特予奏名，直接参加殿试，分别等第，赐予出身或官衔。金代亦沿此例，有“恩榜”。
宋代特奏名制录取比例相当高。有宋一代，特奏名出身者约有5万人，占整个科举及第人数的45%。当然，对他们的授官相对较低，部分特奏名只有虚衔。宋神宗时，一位70余岁的老儒在试卷里只写了几个字：“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宋神宗还是给他“特给初品官，食俸终身”的优待。
自元代始，乡试在公布正式录取者名单外，还会公布一个附加榜，时称备榜。入备榜者，虽然不能参加会试，却可以担任地方官学的教职。清顺治十一年，朝廷进一步规定各省取中副榜名额，中副榜者可送国子监肄业，下科仍可参加乡试。
今人常说宋人因为过多的取士造成冗官，这是事实。但清代学者赵翼也有一番评价：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
（作者：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茆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