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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十二月份的凛冽寒风里,八宝山革命公墓一片肃穆。

只见一抬棺木前站着左右两排人,都拿着白色布绳。

这是丧葬的最高礼节——执绋。

此时如果有人路过葬礼现场,一定会感到吃惊。

因为抬棺人的身份实在是太显赫。

走在右边最前面引棺送灵并诵读悼念词的是周总理。

随后是彭真、陈叔通、徐特立等同志,这是文官队。

左边队伍更是了不得。

在左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彭德怀。

随后是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这是武官队。



这样的葬礼规模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也不禁让人疑惑,究竟是何人能让周总理彭司令亲自扶棺,又让各路将军文官亲临送别?

他是有什么贡献,能够享受这开国以来的最高葬礼规格呢?

这要从那场惊天动地的万里长征说起。

舍命抬出周恩来

众所皆知,长征是红军将士拿命拼出来的。

无数红军前仆后继,身陷沉疴。

周总理在1935年8月也大病不起,倒在了过草地的途中。

彼时,彭司令看着高烧不起、昏迷不醒的周总理,大腿一拍,下了一个决定:哪怕是丢掉一些装备,也要把周总理抬出草地沼泽!

随后,彭司令立刻让参谋长萧劲光组织安排担架队,选出两个人来抬周总理。

此时,军委兵站部部长挺身而出,担下这个职责。

他就是前面提到的葬礼主人杨立三



1900年,杨立三出生于长沙一户穷苦的佃农人家。

他半耕半读完成学业后,投入湘军当文书,后来又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游击队长。

而让他真正绽放光彩的,还是在共产党的峥嵘岁月。

1927年,杨立三加入共产党。

他设计了红军的第一面军旗,后来又跟随朱毛南征北战,负责大前方的后勤工作。

这一次,面对危机四伏的草场沼泽,他也没有退缩,而是扛下重任,担着周总理趟过重重泥潭。

那段时间,杨立三与战友们寸步不离地守着周总理。

他们抬着担架,脚步一深一浅地走在荒无人烟的泥潭沼泽里。



几天下来,杨立三的肩膀都被磨破了。

其脖子肩颈也因为长期保持同一个姿势而钻心地疼。

但他没有叫苦连天,而是默默忍受。

当时周总理在担架上,看到同志们如此辛苦地护送自己过草地,内心也十分煎熬。

他几次三番从担架上下来,想自己走,又被战士们重新安抚回去。

就这样,走了六天六夜,一行人终于把周总理成功送出沼泽地。

而杨立三由于过度劳累,在走出草地后不久,就病倒了。

回忆起这段往事,周总理曾表示:“是杨立三把我从草地上抬出来,让我从死里逃生,杨立三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

周总理与杨立三就这样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这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要知道,当时周恩来任共和国总理一职,政务非常繁忙。

但是一听到杨立三逝世的消息,他立马放下手中的工作,亲自前往葬礼为杨立三抬棺扶灵。

这样的革命情谊着实让人感慨良多,潸然泪下。

而杨立三除了高洁品质让人称道外,他的军事财务能力也是十分卓越。

其被誉为军队的“粮草官”、“财神爷”。

只不过,这“财神爷”可不太好当。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一粮一草都十分难得,全靠杨立三出色的组织动员能力,才保障了军队后方的后勤供应。

千方百计省军费

1931年夏,第二次反围剿时期,红军总部下定决心给每个指战员定制一套新夏装,用以勉励出生入死的战士们。

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军队经费非常紧张,规定用来给红军做衣服的钱只有每人3角5分,还必须是灰色。



作为军需后勤主管的杨立三收到指令后,立刻派一个小同志去瑞金城里了解物价。

结果,其带回来的消息让他们失望不已。

原来城里物价高得离谱,就算不加上缝制费用,光是布料都要4角1分。

小战士们泄了气,劝杨立三说:“要不还是算了吧,这三毛多根本买不了什么,要不我们买点粮食改善改善大家的生活,也算不错了。”

闻言,杨立三皱着眉,态度坚定地说:“这是党交代给我们的事情,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说放弃,再看看前线的将士们,军衣都破得连袖子都没了!这身军衣我杨立三一定要给他做成,我就不信没有不能办成的事。”

于是,杨立三即刻带着给养员,顶着炎炎烈日,从山里赶到瑞金城内,亲自考察情况。

在他们几乎逛遍所有布料铺子后,杨立三惊喜地发现,虽然灰色布料十分昂贵,他们压根买不起。

但是白色布料却便宜许多,只要2角8分就可以买到。



杨立三

于是,杨立三忽生一计:买白色布料回去,再拿去给染坊染色,每套五分钱,那不就只要3角3分吗?

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行,还得加上每套军装的布料裁剪费2分钱,针线钱也得2分,还要人工缝制费1分钱。

这样一算又不够了。

无奈,杨立三站在原地,头都大了,嘴里念念叨叨地做着算术题。

电光火石之间,他内心又涌起了一个想法,拍了拍旁边的小战士,问道:“小同志啊,你们会针线活不?”

这一问,给养员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咋能不会,首长你忘了,我们红军都是农民的孩子,有哪个不会针线活的?”

杨立三立刻喜笑颜开,拍着给养员的肩膀:“好啊,太好了,既然这样,我们就自己做军装!”

原来,杨立三想出的最佳方案就是,花钱买布料和染料。

其余的裁剪、缝纫都交给将士们自己做。

对此,杨立三高兴地自言自语:“太好了,可以给将士们做衣服了。”

说时迟那时快,他立刻带着给养员回去复命。



红军们也如愿在那年夏天脱下了破烂不堪的衣服,换上新军装。

而我们人民子弟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传统也是自此而来。

像这样的感人故事还有许多,至今还在军中传颂。

杨立三一直把军队需求放在心里,想方设法地给军队节约费用,争取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

而这样的事迹,只能说是杨立三军事生涯中的小机智。

他真正显山露水的时候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发展根据地经济

大家都知道,全面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

要夺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最重要的就是后方补给。

而被誉为“后勤雄才”的杨立三此时就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他创造性地实行了三个举措。

最终使当时的根据地经济做到自给自足,甚至能够负担军工的生产。



首先,他掀起了“土八路办工厂”的风潮。

八路军与工厂看起来是十分违和的组合。

但在那个艰苦的战争时期,只有把工厂建在军区,才能保障各类物资的供应。

于是,八路军在太行山里建起了十几座军工厂,还征集了大量的留学生和清华北大的高材生作为工程师,把工厂办得红红火火。

有些人可能有疑问了,八路军不是打仗的,难道也能管理得好工厂吗?

其实“土八路”办工厂并不“土”,反而具有科学的管理意识。

彼时,杨立三规定了三个“高”,使工厂的运转井井有条。



一是工厂的技术人员待遇要高。

抗战时期,许多爱国志士拒绝了国外开的高工资.

他们宁愿一分不要,也要扎根在深山里,为祖国的抗战事业贡献一份力。

杨立三认为对这些科技人才一定要给予一切便利和良好的工作环境。

如此一来才能留住人才,不让他们寒心。

二是工人的工资要高。

以前的工人工资都是供给制,也就是工人工作完,发给他们粮食、衣服,但是不给钱。

久而久之,这让一些工人的工作意愿低迷。

针对这个现象,杨立三改供给制为计件制,按完成的工作量来发钱。

同时,他还设置超额奖、节约奖。

这让工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大伙干活都更加有劲。



三是对工厂管理层的纪律要求高。

杨立三认为对掌管财务的管理层人员必须要加强监督。

这样才能避免贪污腐败的问题,才能让工厂良性运转。

杨立三的这些举措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十分科学高效的。

就这样,在他的领导下,工厂规模越来越大,甚至推行到了别的军区。

而后不久,杨立三还创造了一个字:“饻”。

1940年初,太行地区惨遭鬼子扫荡。

更要命的是,当时自然灾害频发。

天灾加战争,导致此地区物价疯涨。

这样工人们手里的钱大大贬值,工资只能买几捧米。

不久,工人们便纷纷辞职,前往别处谋生。

可如此一来,工厂要如何保持正常运作呢?

杨立三得知这种情况后,为了保障工人们的生存需求,立刻将工资改为实物发放,并且发明了一个计量单位——“饻”。



“饻”左边是粮食,右边是衣服。

当时,一“饻”相当于2斤的中等小米,1斤的中等小麦,1.5斤的中等家用煤,1方尺中等土白布,油盐各5钱。

工资以后就按“饻”来发放。

这样职工的生活有了保障,出走的工人纷纷携家眷归来,军区的经济又能够平稳运行。

后来因为这种方法行之有效,又推广到了军中。

八路的军饷也按“饻”来发放,一直到1950年才废除。

除此之外,杨立三还创办了冀南银行。

1939年,经过杨立三的多方筹备,冀南银行宣布成立,成为晋冀鲁豫军区的经济顶梁柱。

在稳定物价,打赢经济战等方面,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有一次,敌人来山西一带收购粮食。

后勤部在得知这个情报后,迅速组织购粮。

而购买这20万担粮食的经费正是冀南银行提供的。

此举粉碎了敌人的购粮计划,切断了敌人的粮食补给。

显然,杨立三的经济思想是超前的。

他以卓越的后勤领导才能为军队保障了稳定的供给,是公认的军事财务专家。

甚至连毛主席都开玩笑说:“立三同志,我们以后吃饭就靠你了。”

建国后仍勤俭节约

而就是这样一个功绩累累的将领,却是一个非常朴实无华,勤俭节约的人。

建国后,他仍然坚守原则,不拿群众一分一毫。

杨立三在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和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部长等职位。

虽说权力大,但他却从不以势压人。

甚至国家要按他的级别给他分配警卫员,炊事员,也遭到其严厉拒绝。

他说:“我是来服务人民的,不是让人民服务我的,这样像什么样子。”

最终在上级的劝说下,他只要了一个小同志当警卫员兼通讯员。

至于吃饭,杨立三就带着夫人天天去食堂吃。



还有一次,由于总后勤部下方管着许多食品厂和服装厂。

产品生产出来后,工厂们就想着让杨立三试穿试吃。

果不其然也遭到了杨立三的拒绝。

他认为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老百姓用过了说好那才是好,应该给人民群众先试而不是送到领导这里来。

1950年,杨立三生了场大病。

但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后勤工作的准备时期。

他病还未愈,就急匆匆出院投入工作。

有天上班,他发现桌上多了一盘水果,感到十分疑惑,他们办公室从来没有配过水果。

其找来警卫员一问才知道,是秘书处的同志看他太辛苦了,才自作主张送了过来。

本以为杨立三会很欣慰。



没想到他却眉头紧锁,重重叹了口气,让警卫员把水果盘还了回去。

秘书处的同志接到水果时,才发现上面还有一张纸条:“国家给我安排的办公室补贴里并没有水果,这是超制度的,超了制度就是违法了,以后不必再送水果过来。”

看到这张纸条,秘书处的同志们又是羞愧又是敬佩。

杨立三身居高位,竟然还是对自己如此的高要求,实在是令人叹服。

杨立三就这样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准则,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直到1954年,积劳成疾的他在苏联确诊脑瘤后不久,便因病情过重而与世长辞。

令人惋惜的是,一年后便是开国将帅的授衔大典。

后记

杨立三一生尽瘁后勤,不显山露水,默默地为中国军队后勤事业奉献。

正是有这样的革命先烈们在无数个日夜里肝脑涂地、皓首穷经才换来我们今天的繁荣富强。

我们应该铭记先辈们的付出,让他们的生命得以永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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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马宏骄.杨立三将军二三事[J].党史文汇,2001(07):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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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窦孝鹏.杨立三∶“超制度就是违法”[J].湘潮(上半月),2013(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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