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于1937年挑动“淞沪会战”,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结果仅仅把蒋介石的民国政府赶出上海就花费了三个月。

这还没有完。

日寇上岸之后发现,自己投入七十万人马,战死四万士兵好不容易打下来的上海,依然并不全是他们的上海。



其时,上海租界林立,划地分块,既有公董局,还有工部局,你管不住我,我管不着你,各有各的警察力量维护自己的地盘“治安”。

汪伪政府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就是一群只会花钱的货色,能指望上的不多。

汉奸嘛!谁做汉奸不是为钱呢?和租界警察拼命的事情是不会去干的。

一句话,日寇的威风如果进入租界需要顺服租界警察才可稍微耍一下。

日军盘算了下自己曾经投入的三十艘军舰,三百辆坦克,五百架飞机,心疼异常。

更心疼的还在后面。

租界的警察是有偏向性的,国共两党以及一些民间义士,日日奔忙,三天两头动不动就刺杀日寇和汉奸,不说莫名其妙失踪的日军士兵,有些被保护的戒备森严的日军军官也免不了被刺杀。

大小汉奸被刺杀致死的更是不计其数了,其中就包括一个著名大汉奸青帮大首领季云卿。

刺杀行动结束以后,刺客躲入租界人潮,日寇也只好望之兴叹,因为他们没有租界警察权。

季云卿有一个徒弟李士群,正是汪伪政府负责保卫工作的实际负责人,“76”号魔窟的掌控者。

于是,为了反击刺杀日寇汉奸的浪潮,为了追捕刺客们,李士群展开了和租界争夺警察权的斗争。



1939年的一天上午,“76号”警卫总队副总队长吴四宝的老婆余爱珍带着一名保镖开着汽车准备去租界烫头发,嚣张惯了的司机一路上把车开的飞快,既不看红灯,也不管绿灯,就是一个“冲”字,好让自己的女主人赶紧地烫上头发。

汽车开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口,即将进入公共租界的时候,发现路口设有租界巡捕房的检查站,路的两边堆着沙包,中间是铁丝网,还筑有掩体,来往的无论行人还是车辆,必须接受检查后才能放行。

因为余爱珍的保镖兼司机并没有租界的持枪证,如果接受检查,势必要缴枪。

于刺杀遍地的上海滩来说,作为一个特务被缴枪,就是交出了性命一样。

于是,司机猛踩了下油门,试图冲过关卡。

猪油蒙了心,怎么可能成功呢?又是掩体,又是沙包铁丝网的。

余爱珍为了急于做头发,劝保镖说:“把手枪暂时交给他们吧,等回来时,不怕他们不还。”

保镖不干,对余爱珍说:“师娘,师父派我跟您来就是为了保护您,手枪被人家缴了,岂不是太丢面子?”

巡捕也是平常跋扈惯了的人,在车外连连催促,大声喝道:“快缴出枪来,不然有你们好看的!”

保镖摆出了一副鄙夷的神情,冷笑说道:“我偏不缴,你能怎么样?你还敢开枪打我不成?”

保镖的傲慢激怒了英国巡捕,他从腰间拔出手枪,指着保镖说:“你到底缴不缴枪?”

就在这间不容发的一瞬间,由于巡捕连急带怒拔枪拔的急了些,枪袋擦开了手枪的保险,巡捕却没有察觉,手指往扳机上作势一放,“砰”的一声就击中了保镖。

保镖也不是白给的,中枪之后,犹奋余勇拔枪还击,双方距离太近了,竟然被他得手,保镖死了,巡捕也死了。



闹市繁街,骤起枪战,满街的行人急奔狂跑,乱成一片。

其他巡捕一脸懵逼,应激反射下,先下手为强,纷纷掏出枪来对着余爱珍的汽车就是狂射,一时间硝烟四布。

接着,大批巡捕赶来支援,包围住了现场。

也是余爱珍命大,也是余爱珍见惯了枪林弹雨,她坐在车中竟然安然无事,虽然也吓的双手掩面,凭着本能她还是尽量缩小了身子,却也没有俯下身去。

正是因为她坐着,被车外的一个英国警官看见了,急忙鸣枪急呼:“停止射击,车里只有一个女人了,多半也已经死了。”

然后,警官派了一个巡捕靠近汽车,发现余爱珍竟然还活着。

与此同时,早有游荡在街面上的伪国民政府特务飞报吴四宝,吴四宝闻讯,旋即率领了大批的武装特务飞驰现场,连机关枪都带了两挺,租界警察见“76号”倾巢而出,一面派人回去搬救兵,一面就地布阵,准备应战。

双方形成了对峙之势,大战一触即发。



终于惊醒了夹在两帮人马中间的余爱珍,也许是她看到了援兵。

于是,她冲出车门,发了疯似的冲汪伪特务们喊道:“不准开枪,我还活着。”

她这一嗓子,向英国巡捕们证明了她是一个重要人物,巡捕们意识到自己有人质在手了,马上对汪伪特务们大喊:“你们已经进入租界了,缴枪不杀!”

特务们自然不干,叫骂声四起,“哗啦”一声,拉开了机枪的保险,“敢动我们师娘一根汗毛!老子们的机枪可不是吃素的。”

把个余爱珍气的,“都给老娘缴枪!”

没办法,特务们交了枪,领回了余爱珍。



一直以来,日军就在想接管租界的警察权,奈何与当时的国际法不合,让“汪伪维新政府”代表中国去接管呢?租界当局又不承认“汪伪政府”代表中国,对于汪精卫李士群们的要求只是置之不理。

现在突发了“余爱珍事件",机会终于来了,再加上自己恩师的惨死,日寇的逼迫,李士群决定借力打力,向租界当局提出了三个要求:

  1. 赔偿汽车一辆;
  2. 双方死者都不追究,不过余爱珍保镖要出大殡,要从公共租界经过,工部局派人致祭;
  3. 以后汪伪特工总部的人可以携枪自由出入租界,不接受巡捕的检查。

前两项都是烟雾弹,第三项才是重点,工部局当然不会同意第三点了,因为关乎租界法令的完整性。

谈判破裂,汪伪特工有了理由搞破坏,一再的派人进租界搞各种恐怖破坏活动,有一次甚至有一个特务爬到高楼上直接朝警车扔了一颗手榴弹,租界警察亦不示弱,于租界中看见日伪特务就抓。并增派了警力带着机关枪在“76号”附近加强巡逻,以监视特务们的活动。

双方缠斗不休。



1939年8月19日,巡捕房警备车巡逻的时候,发现有十多名伪警察和两名便衣侦缉队员,正在马路上盘查行人,于是上前干涉,“哎,我说,你们越界了,这是租界的地盘。”

伪警察就是来找事的,当然不容巡捕哔哔了。

日伪特务首先开枪,一弹就射入了巡逻队长英国人肯乐的背部,警备车见状立即拉开机枪还击,当场就击毙了两名伪警察和两名侦缉队员。

双方各自叫人,展开了又一次枪战,惊动了负责此处防务的意大利军队。

然后在意大利军队全副武装的弹压下双方终于停止了枪战。

又请来了日本顾问,在意大利军队的见证下三方会谈,决定巡捕和汪伪特务都退出交战现场,该地段暂由意大利军队接管。

李士群看租界警察如此强硬,决定来阴的,先是派人暗夜里四处张贴布告,布告一度都贴到了巡捕房大门口,上写“此处警权,业已归维新政府所有”。

自然不起作用,也就出口恶气罢了。



有“聪明人”给李士群出了一个主意——花钱买人。派人利用帮会关系进入巡捕房收买华人警员,发展成特务,每月给予津贴,等人数够了 ,时机到了,突然一哄而起,一举而夺警权,岂不美哉!。

一提可以花钱,特务们莫不纷纷赞成,“好,很好,同意”,再起个好听名字吧,突然而起夺警权,就叫“突击队”吧!希望突击的时刻早点到来。

一级级报上去,日本人也同意了,拨了专项钱款下来,还特意嘱咐了一句,“此种事体,重在保密。”

特务们纷纷行动,呼朋唤友,拉兄扯弟,“兄弟们快来分日本人的钱啊!”于是,大特务贪大钱 ,小特务贪小钱开始起来了,一片欢乐祥和。

几个大特务比如吴四宝、杨杰、潘达甚至学起了杜月笙组织桓社的手法,分别组织了所谓的“正义社”“达社”,自己开香堂做起了老头子,收起徒子徒孙来了。

巡捕房的华籍警员们呢?也多数是流氓出身,上海的流氓是一家,你转我告的,“兄弟,李士群那里拜老头子有钱领!啥也不用干。”

于是,华人巡捕们纷纷“弃暗投明”做了两面派,一时间,巡捕房兴起了拜老头子的风气,“76号”的人马空前大涨了起来。



如此这般,能保什么密呢?

巡捕房开始清查拜老头子的华籍警员,一经查出,全部开除了事。

这一下釜底抽薪,李士群可就麻烦了,要养着啊,所谓津贴毕竟是不够生活的。

这些人也不是巡捕了,突击队突击的时候未必有用,想停发津贴吧,大事犹未举办,又怕失去还在巡捕房的“突击队员”的人心。

没办法,只好把他们派去“76号”的产业“沪西赌场”做保镖,随着被开除的巡捕越来越多,到最后,“沪西赌场”的保镖比赌客还多了。

于是上报日本人,准备行动,日本人却不同意——时机未到!

与此同时,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傅筱庵那边,也是借着余爱珍事件,通过政治手段利用日军压力大有进展,拿到了租界地的警察权,签订了《沪西界外马路区域警务临时协定》,成立了“沪西特别警察总署”。

虽然傅筱庵也帮着把“突击队员们”塞进了沪西特别警察总署继续做汪伪警察,但是,李士群的“突击队计划”无疑是失败的,是花了大钱没办成事的。

两年后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死,虽然主要是周佛海之力致使日本人上当,但,李士群贪钱办事不力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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