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的一个晚上，时任中国地质部长的李四光，来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和周总理早已在这里等候。
进门后，毛主席与李四光开门见山地说：“有人说中国贫油，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如果真是贫油的话，能不能搞一些人工合成油呢？”
李四光一听，立刻起身并坚定地说：“不用合成，我国有石油，而且中国的天然石油前景很好！”
当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面，敢直接否定中国“贫油论”，李四光很清楚这里面的分量和责任。
因为，当时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是贫油国。
1907年，清政府在陕西延长县创办了“延长石油官厂”，这是中国第一口油井，结束了中国不产石油的历史。
1914年—1918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对延长县方圆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进行了石油地质粗查，一共钻了7口油井，全都没有开采价值。
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在对中国进行地质调查后，认为在中国东南部和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北部不会成为重要的油田，东北地区不会有大量石油，并写文章称“中国是贫油国家”。
此后，“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了。
其实，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当时，世界上发现的大油田都是在海相沉积地层上，而中国的地质结构主要是陆相沉积。
虽然，当时已经在中国陕西延长、甘肃玉门、新疆独山子等陆相沉积地层上发现过油田，但是规模太小，产量太低。
另外，加上当时中国的科学水平较低，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贫油论”的帽子就一直扣在我们头上，不少地质学家也抱有这样悲观的看法。
所以，中国的石油一直以来依赖“洋油”，需要大量进口。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现了很多驮着“煤气包”的汽车。
民国时期发明的“煤气包轿车”
建国后驮着“煤气包”的公交车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间来到1953年，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国家即将进入全面建设发展阶段。
然而，由于缺少石油，工农业的发展面临着极大的限制，甚至连国防安全都将受到影响。
朱德总司令曾经忧心忡忡地说：“坦克、飞机还不如打狗棍！”一些国外专家甚至断言：“依照中国的石油产量，根本无力打一场大规模的防御战。”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究竟走煤炭炼油的路子，还是走石油开发的路子，中国到底是不是贫油？毛主席和周总理迫切地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以便为国家制定能源发展规划。
而李四光的回答，无疑让毛主席和周总理心里有了底，也为当时国家能源发展确定了方向。
这并不是李四光临时起意的想法，而是源自他多年的潜心研究。其实，李四光等一些科学家反对“中国贫油论”由来已久。
李四光的原名李仲揆，出生于1889年，是湖北省黄冈人，家境贫穷，父亲是一位农村私塾的教书先生。他就在父亲教书的地方读书。
1902年，李仲揆14岁那年，在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领导下，湖北开始大量兴建新式的中小学堂，除了教学生传统的经书外，还传授科学技术知识。
获知这一消息的李仲揆跃跃欲试，在父亲的鼓励下，只身一人来到武昌参加考试。
到了学校后，李仲揆花一个铜板买了一张报名表。就在准备填表的时候，一位老师问他：“多大了？”他回答：“十四。”然后，随手将“十四”写在了姓名栏上。
发现错误的李仲揆灵机一动，便把“十”改成了“李”，但又觉得“李四”这个名字实在太随意了，便借用了教室挂着的牌匾“光被四表”的“光”字。
于是自此以后，李仲揆便成为了李四光。
在这次入学考试中，李四光虽然取得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但是主考先生看见他是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孩子，不太愿意录取他。
而学堂里有位张先生，很喜爱李四光的才学，极力向主考先生保荐说：这孩子是我的先生的儿子，聪明好学，读书很用功，这样的人才我们不应该放弃。这样，李四光才顺利地入校学习。
在新式学堂里，李四光学到了许多私塾里学不到的知识，大大开阔了眼界，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1904年7月，李四光被破格选派去日本官费留学，学习造船，并在那里度过了七年的学习生活。
如果说当初他还是个追求新鲜事物的少年的话。在这七年中，他成长为一名有志青年，不仅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青年时的李四光
1905年，李四光参与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并认识了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亲口勉励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这句话也成为李四光在求学与创新道路上的核心信念。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政府，李四光出任湖北省实业司司长。不久，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李四光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职务。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去了日本。当时，李四光愈发感到“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秽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读书十年”。
不久后，李四光再次出国留学，这一次他来到英国，正式开始学习地质学，并于1919年顺利毕业，被授予了硕士学位。导师包尔顿教授劝他在英国继续深造， 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
但时逢“五四运动”爆发， 他放弃了高薪邀请，途经欧洲，辗转回国，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在北大地质系担任系主任兼教授，此后，他便彻底投身于地质科学研究之中。
早些年在北京大学的日子里， 为了弄清楚中国煤矿资源的分布情况，除教学外，李四光数年如一日地持续研究一种蜓科化石。地质学的重大突破，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北伐战争开始后， 北京大学的教学一度中断。 1928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地质研究所， 李四光担任所长， 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然而，由于战乱，地质研究所不仅物资不到位， 还不得不多次搬迁。李四光等人常常扛着“地质研究所” 的牌子在大马路上跑来跑去，直到1932年位于南京鸡鸣寺路的办公楼建成，地质研究所才最终安定下来。
1934年12月，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李四光应邀到英国讲学。
在船上，李四光认真审查并修改了自己将要在英国讲学的讲稿。他认为中国地质有其特点，绝不能硬套西方的地质概念。同时，为了回击当时英国及一些学者对我国主权的挑衅，他讲稿的第一章，就从西藏高原讲起。
多年后，李四光这样解释其中用意：当时西欧一般人的思想总认为西藏不完全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了纠正这一错误认识，就有意识地把西藏高原列入了中国自然区域的第一位。
1944年8月，桂林沦陷，李四光到重庆避难。而蒋介石一直很欣赏李四光的才能，便邀请他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 但李四光一口回绝：自己是搞科学研究的，不会当校长。
之后，李四光到重庆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石油专业，并在此期间结识了周恩来。
1947年底，李四光受邀要去英国参加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原本他是不想去的，但是想到周恩来对他的关照，便于1948年带着妻女去了英国。
1949年初，郭沫若受周恩来的委托给李四光写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收到信后，心情激动的李四光立即着手办理回国的手续。
为了避开一些人的阻挠，李四光立即离开英国，绕道意大利，经过六个多月的跋涉，终于在1950年4月6日回到祖国。
1952年，李四光被任命为地质部第一任部长，并开办了东北地质专科学校（长春地质学院的前身），担任首任校长。后来又陆续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等，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
同年，李四光参加了一个会议，在会议休息时，毛主席特意向他询问一些地质学方面的知识，这令李四光非常惊讶和感动。
之后，便是1953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菊香书屋询问李四光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故事。
李四光不仅肯定地回答了中国有石油，而且做出了大胆的推测：东北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的地质结构跟亚细亚平原的相似，都是沉降带地质结构。 亚细亚平原蕴藏着大量的石油， 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也应该蕴藏着大量的石油。
听了李四光的话以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很高兴，仿佛吃了定心丸一般，于是国家随即作出了关于开展石油勘探的战略决策。
1954年的时候，地质部专门设立了矿产勘探学会，李四光担任主任委员。
1955年1月，寒冬中的东北松辽平原， 66岁的李四光带领着一支考察队进行地质勘探。
可惜，东北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复杂，3年时间过去了，漫长的勘探还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通宵达旦的研究与不舍昼夜的勘察，让李四光患上了肾病，周总理决定暂时让他到杭州疗养。然而，李四光却依然带病坚守在勘探工作的第一线。
终于，1959年国庆前夕，石油部和地质部偶然在一口名叫“松基三井”的井口发现了棕褐色油龙，进而发现了高台子油田，为松辽盆地石油勘探找到了首个落脚点，并开启了松辽石油大会战。
松基三井纪念碑
李四光从理论上彻底击碎了“中国贫油论”， 并且运用自己的理论预测， 精准判断了中国的石油分布，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预见和突破。
其实，李四光的贡献远不止石油勘探。当年，从英国返回前，他就预见到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铀矿资源。
1949年，启程回国时，他就克服重重困难，从英国带回了一台伽马仪，为我国后来寻找铀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开会研究发展原子能工作。会议上，李四光和刘杰、钱三强一起作了汇报。
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铀思路，勘探队经过艰苦工作，找到了211特大型铀矿床。到“二五”计划末期，我国铀产量已能保证我国核工业发展需要，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李四光已经先后在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地质力学研究所所长等岗位上任职，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甚至忽略了家庭。
有一次，李四光工作到深夜还没回家，妻子许淑彬再也忍受不了，于是她把李四光研究的几块石头放在床上，盖上被子，自己则带着女儿回了娘家。当李四光回来后，看到床上的石头时，便明白了妻子的意思，赶紧接回了妻女。
还有一次，李四光搬了一块冰川标本的石头回家研究。没多久，他带学生出野外勘探，而妻子许淑彬想要腌咸菜，正愁找不到适合的石头，便用这块石头给压上了。
结果，咸菜腌成了，但石头弄丢了。等李四光回来，问她石头跑哪儿去了。许淑彬才知道“闯祸”了。
李四光只得很耐心地对她讲：“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质标本。以后我的石头你要动的话, 最好先问我一下, 别给我扔了。”
由于常年到处奔波跋涉，李四光的身体越来越差，尤其是在妻子病倒以后，他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和妻子，身体更加劳累，最终他的身体支撑不住，彻底病倒了。
在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去世，享年82岁。就他在临终前，依然念念不忘工作，并言辞诚恳地询问医生：“请你坦率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好安排一下工作......”
然而仅仅过去一天，这位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便就此阖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