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荫环绕、高楼林立、环境幽静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坐落在莫斯科市郊，是世界著名的军事院校。
伏龙芝军事学院创建于1918年，是苏联十月革命后第一所高等军事学院，最初称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1921年改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4年4月，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伏龙芝兼任军事学院院长，为院校教学、部队训练、军事科研乃至整个武装力量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10月，年仅40岁的伏龙芝不幸逝世，苏联鼓高当局批准以他的名字为学院命名。世界出现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新样式后，该院从1931年起，主要培养团至军级具有广泛知识的合成军队指挥员。毕业于这所军事名校的著名将领很多，有苏联元帅朱可夫、崔可夫、格列奇科、沃罗诺夫等。
刘亚楼等红军将领受派赴苏后，因交通不便，又是秘密出国，沿途要躲过国民党的层层盘查，所以途中耽搁了一个多月。
路线曲曲弯弯，路途险象环生。
先从延安坐汽车经西安到兰州，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民伍修权的安排下，扮装成商人或别的什么身份，然后想办法搞到去迪化(今乌鲁木齐)的飞机票。由新疆出境非常麻烦，只好等苏联给新疆送货的汽车返回时，偷偷藏在车厢里，趁夜开出边界。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几经周折来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刘亚楼见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和在那里养病的贺子珍等人。当年长征途中，贺子珍等女红军，是跟随红二师行动的。异地逢故知，大家都十分高兴。
一行人先被安排住在莫斯科郊区孔策沃一座别墅式建筑里，这里曾是共产国际的附属党校，现在用来专门接待从中国来的同志。时隔不久，刘亚楼他们又搬到一个叫库契诺的庄园式建筑里。这里有一座米黄色的两层楼房，另外还有两栋小楼，四周是高墙，墙外是大片森林，环境幽雅。伏龙芝军事学院专门为中国同志开设了一个特别班，分政治班、军事班学习。刘亚楼参加了军事班学习，教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派来的。军事班学习的内容有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有进攻战、防御战指挥的原则与艺术，有大兵团联合作战的组织与指挥。
为准备入学，刘亚楼他们一来就开始学习俄语，补习文化。
身在异国他乡，最困难的莫过于语言关。苏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为了解决中国学生的难题，特地派来了一些辅导人员。辅导刘亚楼的是年轻漂亮的中国姑娘苏丽娃。她是中国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苏兆征的女儿，她的俄语说得既流利又地道。
1939年1月正式开学不久，刘亚楼因急性阑尾炎住院做手术。他见病床上只有一个小枕头，看书不方便，便指着枕头对年轻护士说了句俄语，说完还举起了两根手指头，意思是要两个枕头。可女护士听后面红耳赤，二话没说扭头就跑。正当刘亚楼被弄得莫名其妙时，护士长带着翻译来了，态度异常严肃，斥责刘亚楼不该欺负女护士。刘亚楼如坠五里雾中，通过翻译才知，她们以为他说的是一个人睡觉太孤单，要找那个护士陪伴。
这场由语言带来的误会对刘亚楼触动极大。他愈加感觉到清除语言障碍的紧迫性。回到特别班，他更加刻苦地学习，不分得夜地背单词、练发音。他给自己定下标准，每天必须背出多少单词，否则就不休息所幸他中学时学过英语，对学俄语大有帮助。
有关组织和领导对特别班的学习抓得紧，要求也严，连作息制度也用正规军事学院的架势来安排：早晨要出操跑步，上午上课，下午讨论、复习或操练，晚上集体读报；过一段时间要搞测验或考试；平时外出要请假，只有星期天才可以放假休息。
此时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院长是大名鼎鼎的霍津将军，调来学院前是列宁格勒军区司令。他到任后在教学中聘用了一大批高级将领和军事专家，给学院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苏联军事教员的教学内容系统、科学，有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有进攻战、防御战、作战指挥的原则与艺术，有诸兵种、大兵团联合作战的组织与指挥，有战争的后方勤务学等等，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战例的证明。刘亚楼潜心学习，日有所进。
1939年9月，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骑马摔伤的右臂，特地看望中国学员。他听了刘亚楼的汇报，又检查了他的学习情况，夸赞之余，鼓励他继续狠下功夫，把战术理论学到手，在今后发挥作用。
周恩来由苏联政府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受伤的手臂最终落下半残疾。他于1940年元旦前几天出院后，立即开始紧张工作，其中一项是参加共产国际监委处理李德问题，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进行审查的。
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曾用名李特罗夫毕业了伏龙芝军事学院，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前并没有了什么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有一些军事知识也主要来自于军事课堂和教材中，却被戴上了政治家、战略家的帽子。在中国，李德各为红军顾问，却因特殊身份，被其忠实的合作者博古等人称为最高权力者，大事小事几乎一人说了算。囿于本身水平，又在人地生疏的异国指挥一支兵力有限的部队同另一支强大军队作战，加之他过于盲目自信，两三年间就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遵义会议后，李德被解除领导权，以“局外人”身份随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从事了一段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于1939年夏奉命返回苏联，由此结束了他长达7年的中国生活。
带着沉重的失落感、被抛弃感和被驱逐感离开中国的李德，回到莫斯科后，在恐慌中迎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他审查的通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在共产国际那里狠狠奏自己一本，自己弄不好有性命之虞。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大度的中共根本没有为难他，而负责审查他的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内，自主席佛罗林以下，有不少是德国人，情形对他很有利。根据共产国际监委会的程序，决定先开会让李德作一次全面的检查交代，再组织对他的批判质询，然后讨论如何处理。监委会还邀请在莫斯科了解情况的中国同志参加会议，并希望他们在会上发言，展开对李德的批评。
在此前，刘亚楼和杨至成等留苏的中国红军将领曾被专车接到莫斯科市内的共产国际总部开会。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他们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并询问了李德在中国的有关情况。在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召开的专题讨论李德在华错误问题的这次会上，刘亚楼受到邀请，随同周恩来、任弼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与会的还有同在莫斯科的原中华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东胞弟毛泽民及周恩来带来的翻译师哲等人。
会议开始后，李德先做了检查，语气甚为沉重，承认自己在中国犯一了大错误，内容与他在延安所写的检讨报告大致一样，与遵义会议上的抵触情绪迥然不同。不知是他在思想上确已转过弯来，还是因为害怕抵触会罪加一等。
李德发言后，中国同志相继发言，头一个发言的是刘亚楼。在担任红二师政委期间，刘亚楼对李德到中央苏区后至长征前半段的瞎指挥有着切肤之痛，尤具是湘江之战，红二师几遭火顶之灾。由于恨之深，刘亚楼的言辞极为激烈，一字一句皆如芒在背，李德听后大汗淋漓，狼狈万分。
但令人蹊跷的事发生了。共产国际监委会一位德籍委员大摇其头，说刘亚楼的发言带有个人情绪。此话一出，会场上的苏联人和德国人开始交头接耳，明显流露出一种暖昧的表情：
明睿的周恩来着到这个情形，和任弼时稍作商量，起身婉转地说：刘亚楼同志可能比较激动，因为他带的一个师在李德指挥下伤亡太大，说起来有气，希望大家谅解。
气氛渐趋缓和后，周恩来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对十九路军反蒋抗日“闽变”不正确的处理方式、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战略方针等等，同时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错误方针，没能及时批评抵制，也负有一定责任。
接着，毛泽民等中国同志对李德作了严肃批评，痛心指出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建议共产国际监委会务必从严处理李德。身在现场的李德，如坐针毡，脸色由红到白：
共产国际监委会对李德的处理却是明确他有错误，但免予处分，理由是：李德仅是顾问，无权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做出决定，他所提意见中国共产党既可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是好心人办坏事，其错误在于不谙中国国情，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是故可以免予处分。 中国同志对此结论虽有意见，但考虑李德的错谋已是过去式，即使枪毙他也无济于挽回损失，何况这又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也就顺其自然了。但从此共产国际没有再重用李德，只是分配他做出版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