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分的《好东西》，过誉了吗？

2019年11月22日，邵艺辉在她的公众号“红拂不复还”里，发了一篇文章《乾隆和路易十五后宫的差距有多大》，开篇，就是描述乾隆后宫娘娘们如何睡到乾隆以及不让其他妃嫔睡到的情形。这种争宠，她戏谑地总结为——

让皇上睡我的120种方法。

互联网时代，这类“宫心计”，还有一个名词可以形容：雌竞。

比起“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知名昏君路易十五，邵艺辉似乎更看不上乾隆。这位在很多人心目里风流倜傥的“一代明君”，“对历史的贡献也基本相当于零，”邵艺辉写道，并认为他是清朝国运一落千丈的元凶。

因而，后来成为电影导演的邵艺辉，对于乾隆后宫的“雌竞”当然有着颇为负面的看法。

5年后的11月22日，邵艺辉的第二部电影《好东西》上映，片中，“雄竞”成为男性角色的“标配”，而宋佳饰演的女主角王铁梅，则闪闪发光，清醒独立，尽管掌握100多种面食的做法——却不再为取悦男人而活。

在点映期时，《好东西》豆瓣上就开了分，很高，9.1，27万多人评价，五星率65%。

当然，这得益于其女性视角的犀利和锐度。

最近一段时间的电影市场虽然持续低落，但女性题材却很热火，九月份有尹丽川编导的《出走的决心》，本月初有杨圆圆导演的纪录片《女人世界》，再加上这部《好东西》，让女性主义电影成为“热辣滚烫”的关键词。

除了《好东西》，另两部作品豆瓣评分也都超高，《出走的决心》到目前超过15万人打出8.9分（一度蹿升至9.0），《女人世界》则是1万3千多人评出8.4分。

而《好东西》相较于《出走》那样“苦大仇深”的真实故事改编，节奏要轻松许多，并能在嬉笑怒骂中爆出一连串的金句来——这使其受众范围更广泛一些，于是，比《出走》评分要高，也算顺理成章。

｜9.1分，过誉了吗

最初，《好东西》数据并不好，猫淘想看人数不到9万，首日预售仅200万，但点映之后口碑发酵，好评如潮，挽回颓势，首周末票房达到1.5亿，预估累计票房或在4亿以上。另一方面，猫眼的想看画像中，男性占20%，女性高达80%，如此悬殊的分布，也就决定着它只能主打女性市场。

女性觉醒，可能和中国崛起一样，是全球范围内顺天应时，无可厚非的潮流。但，仍然需要弄清楚，9.1分的《好东西》是否过誉了？

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有女性观众“维护分值”的因素。

不过，《好东西》的确触及了很多以往相对敏感的议题。比如，在破除“月经禁忌”上就迈出了一大步。

有一段聚餐戏，角色们聊起了月经话题，参与者有男有女、有长有幼，他们将“月经羞耻”抛诸脑后，自然谈论，没有避讳，以一种比较轻松调侃的方式，而不是真正构建情节与戏剧冲突，波澜不惊间，完成了脱敏。

在我们看来，这应该是目前为止国内大银幕上对于“月经议题”的最佳呈现。

更具价值的是，邵艺辉也不回避女性自身的问题——当片中铁梅因一篇单亲妈妈的文章被骂后，一位男同事不无感慨地说“骂你的一半是女人”。这很真实地呈现了当下互联网现状：女性主张自身权益的艰难，未必全然是男性作梗，还有可能是“一半女性”的“功劳”。

这不限于中国，也发生在被标榜为“灯塔”一样的美国——要不然，对女性曾劣迹斑斑的特朗普，也不会拿到一半女性选民的票。无怪乎，《纽约时报》在选后刊发的一篇文章，痛心疾首地质疑《特朗普当选是“女权倒退”吗》。

事实上，即便撇除“女性主义”浮末，《好东西》作为一部“电影”本身，尽管没有大场面、强剧情，但节奏明快、清新可人——至少没有陷入花里胡哨的堆砌。在浮躁的影视圈，以及被一堆狗血微短剧包围下，这样一篇“小品文”，的确显出了难能可贵之处。

钟楚曦在片中有一句台词“能让你开心的就是好东西”，既切题，又扼要，但显然，很难让所有人都开心。

《好东西》就像在一堵墙上天真放肆地喷了一幅涂鸦，但想要真正打破禁忌与封闭，需要的不只是女性单方面的觉醒与努力……电影是这样，现实更如此！

比如，片中铁梅有一句台词“女权表演艺术家”，字幕打的却是：

女性表演艺术家。

禁忌的，何止是月经。

｜《好东西》类而不同

中国大陆的电影，很难找到既松弛又紧张，既严肃又活泼的戏剧冲突呈现。而《好东西》虽然比起邵艺辉第一部电影《爱情神话》，没了上海方言，情节也更散淡，一切看似娓娓道来，但在男女角色的戏剧冲突设计上，所迈出的可不只是一小步。

《爱情神话》的高口碑使邵艺辉成为影坛新锐，及至《好东西》，连续两部电影可圈可点，大有“邵氏出品必属精品”的既定印象（邵艺辉在她很早以前的公众号文章里，确实放过邵氏影业的LOGO）。但具体到《好东西》，如同很多网友所评价的，跟国外知名女性电影都不一样，有着独一无二的“邵氏”特点。

的确，《好东西》完全不同于去年在全球大热的女性电影《芭比》，后者生造了一个芭比乐园的虚幻世界，跟现实社会截然不同，而前者就是你我身边的故事。当然，更与斩获今年戛纳最佳编剧奖的《某种物质》不同——略显重口味，太过挑战观众承受极限。

曾被绝大多数都市女性奉为宝典的《欲望都市》，和《好东西》也有肉眼可见的区别，前者中的女性角色，就算再怎么把性话题挂在嘴边，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信爱情与婚姻的，而不像《好东西》中的男性，终究成了无足轻重，无关痛痒“工具”一般的存在。

还有人把《好东西》比拟成伍迪·艾伦式的话痨电影（或者说邵艺辉是“中国版伍迪艾伦”），那更不搭调了。后者的精神母题是——旷日持久的布尔乔亚焦虑，以及由此反射出的神经质，即便是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台词也是伍迪个人化的，而非女性角色该有的话语。

但《好东西》与上述这些国外作品最大的不同，可能还在于城市流行文化本身，毕竟芭比玩偶是很多女孩从小玩到大的，是全球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于《欲望都市》就更不用说了，背后倚仗的是纽约曼哈顿各个阶层的流行文化，包括但不限于音乐时装传媒影视。

《好东西》虽然不说上海话，但故事背景一目了然。但未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片中体现上海本土文化的地方极少，能化用的流行文化符号更显得捉襟见肘。尽管片中穿插很多音乐，诸如Jessica Pratt、Iris DeMent、Brandi Carlile等女歌手的代表曲目，以及很多次提到泰勒·斯威夫特（霉霉），但似乎没有一样能代表上海的流行音乐！

之所以这么着重提到流行文化，皆因为它对于城市气质与电影氛围的塑造作用，是再高估都不过分的。如果拥有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流行文化符号，不仅会让观众更为认同，还有助于消弭那些因为贫富、城乡、性别等因素造成的矛盾冲突，而不至于让某些偏见与负能量日积月累，不断放大，比如：

上海人把所有外地人都称为乡下人，或者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这应该是《好东西》的极大缺憾。但，可能算不上邵艺辉的问题，这属于时代的“眼泪”——想想看，当下上海，究竟有多少新兴流行文化符号呢？

｜《爱情神话》“性转篇”

《好东西》的海报上，标明是同样由邵艺辉自编自导的第一部作品《爱情神话》“平行篇”，只不过，在我们看来，更像是“性转篇”。

邵艺辉的这两部电影虽然都是现实主义风格，但也不只是讲了一个平行故事那么简单，而是很多元素都能前后对应，同时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性转。特别是，不少细节上，还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编导的倾向与褒贬来。

《爱情神话》里徐峥主演加监制，话语权当然无可质疑，他饰演的老白，如假包换的大男主，而周野芒扮演的老乌戏份也不容小觑，这两位和《好东西》里宋佳所演的王铁梅以及钟楚曦演的小叶差不多。老白会画画，铁梅能写作，而老乌和小叶也各有艺术细胞，还都属于不折不扣的“恋爱脑”，把爱情当成人生第一要紧之事，只是有时弄成了神话，有时则成了笑话。

老白离过婚，铁梅也是，老白像大多数上海“买汰烧”一样，把男人做饭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随时随地可以露一手；铁梅看起来也很会做饭，但一旦忙起工作来，就没时间和心情，不过《好东西》后来把铁梅偶尔露上一手的厨艺，给诗意化了，发出来的声响，在她女儿听起来，完全是另外一重境界。

《爱情神话》中，老乌这个角色，最呼应片名。据说，老乌和意大利国宝级女明星索菲娅·罗兰有过一夜情，如同《甜蜜蜜》中黎小军的姑妈，老说自己和威廉·荷顿曾经的“绯闻”。

在《好东西》里，邵艺辉call back了索菲娅·罗兰这个梗。王铁梅供职的自媒体公司旗下公众号“女子东西”，最新一篇文章就是《欧洲国宝索菲亚罗兰的一生挚爱》。

而“女子东西”，合起来即为“好东西”，也呼应了片名——英文为“Her story”（她的故事）。（话说，片方还真做了这个公众号。）

当然，《爱情神话》里女性主义视角是温和的，顶多就是中产阶级的碎碎念，而到了《好东西》，就极为呛辣，将女性觉醒“骄傲”地端上台面。

｜女性电影简史

《出走的决心》的片尾，女主角终于摆脱家庭经年累月的重负，自驾出游。这一幕，恰是1991年《末路狂花》的开头。只是后者接下来女主角一路上所遭遇的困境，更为决绝颠覆，冲突也更加激烈，导演为雷德利·斯科特，最新执导的作品是《角斗士2》（11月22日也被引进国内，与《好东西》同台竞技）。

《末路狂花》是较早的“女性电影”经典——但还难以上升到“女性主义”，更多属于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复仇故事。毕竟，导演雷德利最知名的作品，其实是《异形》以及《角斗士》这样男性向的电影。

男导演拍女性题材很普遍，比如张艺谋早期的作品，应该都可以称为女性电影，巩俐是他的缪斯女神，挑战的多为传统礼教。

但他们镜头下的女性，通常有着男性审美（严重的或被指责为男凝），不论雷德利还是张艺谋，角色形象首先是吸引男性注意的那种，比如《末路狂花》中女主角的性感，《红高粱》里九儿勾起的荷尔蒙，当然，也就难以有意识地为“女权”鼓与呼。

而“女性复仇”是男性导演拍摄女性故事的常见主题，进入21世纪后，涌现了一批像是朴赞郁的《亲切的金子》，大卫·斯雷德的《水果硬糖》，昆汀的《杀死比尔》等作品。

近年来，好莱坞制片公司尝试把经典男性类型电影，改成女性版本，比如2018年的《瞒天过海：美人计》就号称女版《十一罗汉》，2019年的《偷心大盗》则是性转版的《偷心大少》，都是男导演执导，但无一成功。

真正的“女性电影”，大概只能让女导演来拍。

不过，无论是国外或国内的女导演，素来更倾向拍艺术气息浓重的文艺电影。比如法国以极端女性主义著称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不光写小说，也执导电影，从1974年创作《印度之歌》开始，她每年都有一两部影片问世，不少还获得过国际大奖。除此之外，早年她也给其他导演写剧本，像是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据说原本想拍一部关于“和平”主题的电影，但杜拉斯不喜欢宏大叙事，于是便描绘了一出“倾城之恋”。

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恩1993年凭借《钢琴课》，在第46届戛纳电影节上和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分享”了金棕榈奖；2003年简和梅格·瑞恩合作《凶线第六感》，尝试惊悚悬疑类型，但谈不上成功，最近几年又回到了擅长的文艺范儿作品《犬之力》。

2000年后，好莱坞先后诞生了金伯莉·皮尔斯的《男孩别哭》和派蒂·杰金斯的《女魔头》等女导演作品，在奥斯卡上大放异彩，更让女主角希拉里·斯万克、查理兹·塞隆先后斩获“影后”桂冠。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女性导演、女性演员为主的电影，都是标准配置的好莱坞商业片——而非以“女性觉醒”为目标。

国内的女性主义思潮，影视要远远落后于文学，早在八十年代，伤痕文学末期，刘索拉横空出世，以《你别无选择》扬名，算得上文艺领域最早的女性作品；2005年她和洪晃主演了《末代皇帝》副导演宁瀛的电影《无穷动》，全女主创，无一男性，也是被讨论一时的“女性”作品。不过，其时李银河曾撰文，认为该片不属于“女性主义”。当然，按她的标准，没有几部是。

的确，严格区分的话，“女性主义”和“女性为主"的电影，完全不同——还是要看其中呈现的“内核”是什么。

直到2023年格蕾塔·葛韦格《芭比》的横空出世，才让“女性主义电影”打上深深烙印。事实上，在此之前的2020年，埃默拉尔德·芬内尔执导的《前程似锦的女孩》，就以反套路的女性向视角，在国际影坛初试啼声。更为爆裂的女性电影，则是今年法国导演科拉莉·法尔雅的《某种物质》，剧情口味重，视觉呈现猛，无疑是对“男凝”的一记狠拳。

这几部电影，都受到了中国女性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具备女权思维的群体，除了宣扬女权思潮，从电影本身看也是佳作。但，也有例外。

2024年奥斯卡上与《芭比》同场竞争的《可怜的东西》，也以“女权电影”著称，但由于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激进主张，在国内遭遇不佳风评，部分女性（有不少是女权人士）甚至发声抵制（最终豆瓣仅6.9分）。豆瓣上，一条热门短评这样斥责，“性解放真的不需要靠贩卖女演员肉体。”

实际上，《可怜的东西》比《芭比》看上去更具颠覆性质（烂番茄上专业影评人的评价也是前者更高，达到93%新鲜度），又迎合了女权思潮，为何待遇不同？

大概，是因为《可怜的东西》的导演为男性（希腊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