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携手左江举义旗

1929年11月初,党中央批准在广西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传达到百色。中央要求在左右江地区创立革命根据地,创建红军。并颁给了红七军的番号,委任了负责人:由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任红七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召开党委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并就武装起义的重大问题和具体部署作出决定: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用4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起义准备工作,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

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带领一部分干部到左江地区去部署龙州起义事宜,随后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右江地区的武装起义,委托张云逸等人负责组织指挥。

邓小平走后,张云逸根据党委会议的决定和邓小平的部署,同其他负责同志一起。领导右江地区军民,紧张地进行着百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组织上,整编部队,将参加右江起义的部队和地方武装编成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原第四大队组成,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由原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组成。纵队司令胡斌(后为冯达飞),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由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组成,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同时,扩大教导总队,以培养初级干部。经过整编和扩充,起义前夕,部队总人数扩大到4000多人。部队成分也有了很大变化,大部分是农民、工人和进步学生。

在思想上,进行了充分的发动。张云逸和其他负责同志深入基层,亲自给部队作报告。宣传我党的革命纲领,讲清进行武装起义的目的和意义,激发广大干部、战士当红军的光荣感。并就红军的任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这一系列活动,营区内外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雄壮激昂的《国际歌》响彻云霄。

1929年12月11日,在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韦拔群等的领导下,百色起义胜利举行。这一天,百色城里旌旗猎猎,迎风招展,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早上,一面鲜艳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军旗在城楼冉冉升起。驻百色的起义部队、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商人和居民5000多人,在百色东门广场集合,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典礼,负责同志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大会庄严宣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的百色武装起义胜利成功,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大会公布了红七军及三个纵队领导人的名单:中央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为参谋长,红七军成立后部队党委改为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又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诞生了!

她是在邓小平、张云逸携手策划,共同发动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增强党开展武装斗争的力量。

红七军诞生和右江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在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等人的领等下,右江沿岸各县也先后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

百色起义前,李明瑞也从龙州来到百色。这正是做李明瑞工作的好机会,邓小平找到张云逸:

“云逸兄,你是广西名将,和李明瑞素有交往,想请你多做做他的工作。李明瑞和蒋介石及新桂系都矛盾很深,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我们这次起义,对革命事业,都将具有重大意义。”

张石逸略加思忖,赞同道:

“好,李明瑞现在处境困难,对共产党也有一定的认识,工作做好了,有争取的可能,我将尽力向为。”



张云逸做李明瑞的工作后,邓小平、张云逸又代表党组织同他进行了恳切的变话,他表示愿意留在革命队伍里工作,随即返回龙州参与领导龙州起义后来。李明瑞经张石逸、陈豪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胜利举行,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左江地区的各县随后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红七、红八军的诞生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创了广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它给了广西反动派以沉重打击,给灾难深重的广西各族人民又带来了希望,对全国的革命武装斗争也给予了战略上的配合和支持。

不久,红七军转战桂、黔边界,获得一些胜利。部队在榕江城休整了三天后,张云逸军长同军部其他领导人商量,认为我军在桂、黔边境的游击战争中歼灭了大量敌人。补充了武器装备,解决了部分军费,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预定的目的基本达到。同时,也考虑到榕江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方供应点,他决不会轻易让给别人,我军久住榕江不是良策,决定迅速撤出榕江,回师右江。



5月中旬,红七军主力经河他返同东兰县。邓小平、张云逸等在武篆区魁星楼召开军前委扩大会议,作出了收复百色和右江沿岸各县的决定。6月初,张云逸和李明瑞率领红七军第、二纵队开赴百色。

1930年7月,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和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共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七军政治委员邓斌(小平)和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商量:“军长,我想了好久,想在恩隆县平马镇西街创办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为右江各县培训干部,壮大队伍,积蓄人才,为以后的斗争做好准备。”

张云逸立即表示支持:

“好,我完全赞成,还是政委站得高,想得远。说干就干,马上筹备成立。”

这个训练班的人员来自东兰、果德(平果)、镇结(天等)、恩隆、奉议(田阳)等县共50多人。为这个训练班讲课的有邓小平、雷经天等党政领导同志。邓小平穿着十分朴素,常穿半新的白色汗衫和半新的灰色裤,光着头,赤着脚,平易近人。他讲课精力充沛,态度和蔼,声音清晰、洪亮、有力。邓小平讲课的内容,是阐述国内外阶级矛盾和如何利用矛盾,壮大自己的道理。他指出,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夺地盘,争利益,引起冲突,打了起来。这样,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就可以趁机开展革命活动,不断削弱帝国主义势力,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时,国内各派军阀混战也有利于发展革命力量。他以这一年六七月间滇军军阀头日带几万人沿右江直下攻打南宁反蒋部队时,红七军采取的战略战术为例来说明问题。这些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听后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斗争艺术。邓小平还讲解了中国共产党有关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要求在农民运动中要组织农民焚烧契约,不再给地主交租还债,并介绍了东兰县东里共耕社的情况。



邓小平讲课时,张云逸只要有空,就带着笔记本。与其他学员一起,认真听讲。不时记着要点,学员们看到张军长如此尊重邓政委,听讲如此认真,学习也更加努力。邓小平见有军长在台下助威,讲得越发带劲。

这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李立三,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全国革命的新高潮己经到来,推行脱离实际的“左”倾路线。提出要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强令各地红军执行其冒险计划。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央交给红七军的任务是: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最后夺取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夺取武汉的胜利。

9月30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到达平马镇。10月2日,邓岗在红七军前委会议上,传达中共中央6月1日通过的决议和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

对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军前敌委员会有不同的看法。邓小平首先发言,认真分析说:“两广军阀势力比较大,红七军刚刚成立不久,人数不足万人。武器装备很差,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打下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是很困难的。”

张石逸接着发言,支持邓小平的意见,说:“我赞成政委的意见,我们应该先巩固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不应把红七军拉去打大城市。”

但是,邓岗坚决不同意,中央的命令又必须执行,张云逸和邓小平商量,先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待走不通时再说。



11月初,红七军各纵队先后到达河池。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大会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的主持下,通过了执行中央命令的决议,提出了“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口号。会后将红七军的四个纵队整编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等三个师。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总指挥口。龚鹤村任十九师师长,李谦任二十师师长、黄治峰任副师长,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黄明春任副师长。红八军第一纵队剩下的几百人,经过艰苦转战到达右江,在河池编入红七军。

部队整编后,邓小平与张云逸为了鼓舞民心士气,把红七军二个师集中在河池县西南端的大草坪上,举行全军阅兵式。战士们斗志昂扬,精神抖擞,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坚定的步伐,威武雄壮地走过主席台前,接受张云逸军长、邓小平政委、李明瑞总指挥的检阅。数千多群众参加了阅兵式,充分显示了军民团结共同对敌的坚强意志。

11月9日清晨,天刚麻麻亮,雄壮的军号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红七军的健儿们一切准备停当。在邓小平、张云逸的率领下,就要出征了,欢送的人群纷纷拥到河池街道的两旁。恋恋不舍地为子弟兵送行,一句嘱咐的话语,一篮篮鲜亮的鸡蛋,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一片深情,当朝阳普照大地的时候,红七军十九师、二十师的指战员们高举鲜艳的红旗,浩浩荡荡地走上了艰苦的征程。



邓小平、张云逸在积极准备北上的同时,也细致地布置了右江根据地的工作,他们认为韦拔群和陈洪涛是右江农民运动的领袖,对右江各县的情况很熟悉,决定留他们在右江坚待斗争,在红七军离开右江之前,军前委书记邓小平和军长张云逸同准备在根据地工作的右江党委负责人陈洪涛等谈了话,对以后如何坚持斗争做了具体部署。

邓小平一边抽着烟,一边说:“红七军主力北上后,根据地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右江党委要立即着手整顿组织,建立县区的常备武装,加强军事训练,要大力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坚定胜利的信心;要组织群众抢收作物,把粮食收藏好,以便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这时,邓小平转向张云逸说;“下面请军长给你们做指示。”

张云逸接着说:“邓政委的指示很重要,你们一定要照办执行。我们大队走后,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任务很艰巨。你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紧握枪杆,依靠群众,捍卫苏维埃政权,打倒反动派,为着胜利的明天,坚决奋斗到底。”



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军前委正式向全体指战员宣布,军部率领十九、二十两个师北上,执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二十一师大部分人员编入十九、二十师。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坚决执行党的决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顾全大局,一切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出发的高尚品质。他把自己从右江带到河池来的2000多人中最优秀的战士、最好的枪支,拨给主力部队。而自己的二十一师,只留下一连体弱多病的战士和一些残破的武器。

二、张云逸:政委先过,我来殿后

1931年2月5日,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红七军经过两天的急行军,从梅花村到达杨溪渡口,准备从这里横渡乐昌河,然后向江西前进,去同毛主席、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合。

乐昌河又名武水,从石坪经乐昌县城往南昌直向曲江流去。邓小平、张云逸驻马河边,但见河水冲击着沿岸岩石,哗哗作响,激起千堆雪浪,犹如万马奔腾。显然,要在这样深的河流徒涉渡河是不可能的。张军长与邓政委、李总指挥一起经过对渡口两岸仔细观察后,主动提出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五十五团先渡河,自己率领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殿后。

邓小平先是不肯,对张云逸说:“你和明瑞先渡,我来殿后。”

张云逸则对邓小平说:“你是前委书记,是这支部队的核心,负有带领大家寻找朱、毛红军和向党中央汇报的重任,你应先渡。”



邓小平紧紧握着张云逸的手,然后和李明瑞一起,大步走向五十五团,组织部队渡河。

杨溪渡口宽水深流急,而可供部队渡河的工具只有两条破旧的小船。一次只能乘坐二十多人,来回一次需要十多分钟。渡河进展十分缓慢,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才渡过了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分指战员。张云逸及一个特务连、两个步兵连和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等非战斗人员,共六七百人还没有过河。

当夕阳西下,残阳如血时候,河那边突然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河这边及河中也落下了炮弹。河水被激起一丈多高的水柱。等待渡河的队伍引起了一阵骚动。原来,广东军阀已从乐昌和韶关两地用汽车运来了大量敌军,向我军发动了突然袭击。

邓小平政委、李明瑞总指挥率领已渡河的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分指战员,同敌人展开激战,掩护后续部队渡河。

张云逸军长在河这边来回奔跑,组织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渡。小船每次过来,他都要和船夫交谈几句,了解那边的战况。他在担心着邓政委的安危。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敌人也增加了几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我已过河的部队展开攻击。我军指战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同敌人顽强拼搏,一直打到太阳落山。小船利用鲜血换来的时间,不停地在河面上来往穿梭。



由于我军寡不敌众,最后,敌人占领了河对岸的渡口,已渡河的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人员被迫转移,红七军被截为两部分。

敌人从河对岸向我军开枪打炮猛烈射击,我未渡河的部队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枪支、弹药也不多。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大家茫然不知所措。突然,有人喊道:“军长来了!”只见张云逸军长骑着大马迎面跑来。原来张军长在敌人封锁了渡口之后,亲自去探索渡河的路径。张军长临危不惧,沉着坚定,他的出现顿时使几百人的紧张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由于敌情极其严重,已无立即渡河的可能。张军长跳下战马,同叶季壮处长等负责同志做了短时间的研究之后,便站在一个高地上镇静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过不了河,我们暂后退几十里休息。敌人再凶恶,也是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能够渡过乐昌河,到中央红军那里去……”

张军长坚定的话语,鼓舞了在场的每一个红军战士,大家深信:有共产党在,就有我们的出路。跟着张军长,就一定能走到毛主席、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那里去。



经过艰苦转战,张云逸率部到达苏区,与朱、毛红军会合。不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邓小平也来到中央苏区,俩人又开始了共同战斗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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