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他的随行人员到达新德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前往机场欢迎，陪同周恩来总理到印度访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章文晋，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康予召和其他随行人员。
一、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被介绍给欢迎者，并且同他们握手
随后，尼赫鲁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在机场上发表了讲话。
尼赫鲁在讲话时，表示希望两国总理将致力于恢复两国关系最后所依靠的那种和平和友好的气氛。他说；“友谊不仅对于我们两国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也是必要的。”他又说，和平必须以诚意和谅解为基础，并且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恩来总理说：“我国政府一贯主张两国总理会谈，谋求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的途径。这一次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来的。我衷心希望我们的会晤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能够产生积极的和有益的效果。”
周总理指出，共同倡导了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我国和印度之间的一切问题，没有理由不可以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合理的解决。
他说：“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过去几千年来，我们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今后千年万年，我们还要友好下去。历史将继续证明，我们两国10亿人民的伟大团结，是世界上任何力量动摇不了的。”
第二天早晨，我国代表团按照惯例到甘地火化处献花圈，然后两国总理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由于印度的坚待，所有会谈都是在尼赫鲁的官邸进行。在6天的访问中，两国总理的谈话时间超过20个小时，即使把翻译的时间也计算在内，双方发言也是很长的了，而且双方在下面各级官员之间也重复了首脑之间对话的内容。
印方事先早计划好要我国代表团成员会见尽可能多的印度内阁成员，其用意是让他们亲自领教事先布置好的坚强一致的态度。印度要想使来访的客人对于印度在边界争端上所感到的强烈愤慨没有怀疑的余地，并且安排好让每个会见我国官员的人都尽量有力地按同一口径讲话(尼赫鲁曾经因他把边界争端的最初发展情况秘而不宣而受到批评，因此现在他可能有个次要的动机，即只要办得到，就把尽可能多的同僚们拉入他同周恩来的会谈之中，那么，不论将来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要分担责任)。
于是，周恩来和陈毅便挨家访问了印度的各个部长。内政部长(除尼赫鲁外，印度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潘特已经作好准备要为印度的立场进行详尽辩护；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向周恩来宣讲了印度立场的哲学基础；财政部长莫拉尔吉·德赛直率到了粗鲁的地步；其他的人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复了印度的立场。
在安排官员拜访的名单中有一个明显的遗漏——初步日程并没有安排他们个别会见克里希纳·梅农。印度政界舆论仍然怀疑尼赫鲁有同周恩来进行交易之意，虽然尼赫鲁表白他完全不想这样做。但由于他反复重申和平解决的诺言，表示他从道义上就厌恶战争，并且声称他随时准备去谈判，这就加强了人们对他的怀疑。
在新德里很多人几乎预测到尼赫鲁有一天在他同周恩来会见后走了出来，手里摇晃着一纸文书，向大家宣布：“我们时代的和平”——人们经常把这种情况同慕尼黑相比拟，任何妥协肯定会被指斥为荒唐透顶的姑息。假如说人们怀疑尼赫鲁是在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解决，那么，可以说梅农早已因为这个罪名而被“审讯”和“定罪”了。
事实上，梅农在公开谈话中一般地讲是同尼赫鲁一样强烈地，甚至比尼赫鲁更强烈地谴责我国；但是，人们都知道他认为对印度的主要军事威胁是巴基斯坦，而不是我国，所以右翼人士一般都把他看作是隐蔽的共产党人。他同尼赫鲁的私人关系很密切，被认为是对尼赫鲁起了坏影响，推动着尼赫鲁去同我国和解的。为了使他在周恩来访问期间不会影响尼赫鲁，印度内阁和外交部都竭力设法不让他参加会谈，而尼赫鲁看来也是默许他们这样做的。
二、梅农私下拜会周总理
但是，梅农本人并不甘心。由于周恩来在机场同他说了一句话，同时由于他指望周恩来进一步谈话，他就在会谈的第一天直截了当地前往总统府周恩来的住处拜会了他，并同周恩来进行了私下谈话，当时舆论为之哗然。
秘书长纳·拉·皮莱就梅农事先未经安排而擅自插手一事向尼赫鲁提出抗议，第二天报纸对梅农的“无法解释的不可饶恕的闯入舞台中心的行为”，发表了愤怒的评论。这种大惊小怪是不合情理的。印度政府不会让步的地方，国防部长也难以作出让步。但是，这件事不仅表示人们对梅农深恶痛绝的不信任，而且反映出害怕我国会利用印度暴露出来的弱点而以智谋取胜的心理。
这种害怕是毫无根据的，印度政府采取了它的那些最激烈的批评者所希望的强硬态度。尼赫鲁和他的官员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容进行全面边界谈判的立场。他们坚持边界已经划定，边界走向就是印度所说的那样，坚持我国军队首先必须撤退，然后才可能就“微小的修正”进行商谈，而他们所可能同意的也只是做这类微小的修正。
他们拒绝了我国的解决方案，他们拒绝接受我国提出的建议，即冻结边界现状直到双方较为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为山。他们已把文章做绝。我国代表团成员对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说，他们对尼赫鲁的那种僵硬态度，对他那种完全不肯了解对方观点的态度感到大为吃惊。
我国的观点是什么呢？当时是很清楚的(虽然从那时起有人认为我国人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我国的一般主张已经在外交文件中反复阐述了，而且周恩来在第二天晚上新德里的国宴上又曾加以重申。他说，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是两国政府中任何一方制造出来的；这“仅仅是一个局部的暂时的问题”。虽然它是复杂的，有其困难的方面，但是它是“完全能够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决的”。在全面解决时，对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要一并加以考虑。
我国提出的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建议，在会谈开始后几天内就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当然这些建议原来是打算保密的，但是新德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是个很好的首都)。我国建议“双方相互接受东西两段的现状，并且组织一个边界委员会分。这就是意味着，我国在东段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而印度在西段则接受当时实际存在的地位——在西段双方的前沿哨所仍然相距很远。这就不会涉及撤出什么具体地方的问题，但印度将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我国则要通过谈判划定一条沿着麦克马洪线的边界。
然后，边界委员会就可按照在新德里会谈中、或以后更为详尽的谈判中取得协议的边界线，在现场竖立标柱、石标或其它界标。这样由印中双方官员和勘查人员组成的边界委员会，就能解决对于诸如朗久、兼则马尼等地归属问题的微小争端。这是划界和标界的正常程序。我国和它的其他邻邦以后都照此办理，而且我国和缅甸也已经一致同意这样办理。
北京对上述主张从未背离也从未更改。自从尼赫鲁和周恩来第一次讨论边界问题时起，我国的主张中就已包含了这个建议。周恩来当时说，鉴于我国同缅甸和印度有着友好关系，所以，虽然麦克马洪线是不公正的，然而我国政府还将予以接受，周恩来就边界问题致尼赫鲁的第一封信中也曾隐约地重申了这个立场。
当印度在1958年10月18日照会中第一次书面提出阿克赛钦的要求以后，我国一贯把印度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同我国自己到达阿克赛钦相提并论。有的时候是以反间形式提出的，例如北京在评论空喀山口事件时指出，如果印度坚持有权在西面我国占有的领土上进行巡逻，那么我国也可以要求在东面有对等的权利；有的时候这个提法是在北京建议按照“目前实际情况”解决争端中表现出来的。
我国外交文件提到有关问题时也有同样的含义；例如在1959年12月26日我国边界问题作全面阐述的照会，将印度地图在西段的画法描述为“深入我国领土”，而对东段则只是说：“边界线全线被向北推移，把原属我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上地划入印度境内”——两处使用了不同的时态，这是个关键。
三、我国态度诚心诚意，印方顽固不化
在高级会谈中我国方面曾明确表示，如果印度接受我国在西段的控制线，我国就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这个结论为亲身与会者所证实。会谈中，周恩来在新德里对新闻记者说：
我们要求印度政府对西段地区采取同我国政府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同意从事谈判，并且不越过我国地图土所标出的我国行政管辖线。
周恩来刚刚离开印度，尼赫鲁就在飞机场临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指出说，周恩来说过就东段来说，“只有某些个别地区需要讨论”，这可以说他已经接受了印度的立场。尼赫鲁回答说：“是的”，“但是现在他们把东段同西段连在一起”。
一小时以后，尼赫鲁告诉人民院说，他们“试图把东段同西段相提并论，这就是说，按照我国的说法，虽然我们没有权利留在东段，可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逐步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同印中友好协会会长潘迪特·森德拉尔(他是该会创始人，也是会见了我国代表团的极少数的印度非官方人士之一)谈话的时候，据说曾经扼要说明他称之为“有予有取”的主张如下，“你们保留你们所掌握的地方，你们也可取得存在争议而又未被双方占领的地方，而我们则保留我们所掌握的地方。”
我国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除高级会谈中讲过的或报道过的话以及会谈前后的外交信件来往中讲过的内容外，还有更为有力的证据。周恩来等我国代表团是直接从仰光来的。他们在那里同缅甸政府签订了一项边界协定，在该协定中，我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的走向。在这样做了以后，我国同印度划定边界时如果再要拒绝接受这条线，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的，在地理上也是行不通的。
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已如此清楚地表明我国是诚心诚意地肯定了印度所要求的东段边界线，因此，印度政府也许就会放弃他们那种露骨的顽固不化的态度。所有迹象表明，我国代表团来新德里确实是期望能同印度像他们同缅甸一样地达成协议——紧接着再同尼泊尔达成协议。
然而，他们发现，对印度来说，麦克马洪线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印度看来，解决边界争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我国不仅要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必须承认阿克赛钦是印度的领上。从1959年底起，印度人就已看出我国建议以承认麦克马洪的划线来换取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这被印度看作是，我国试图以它无理要求的东西“换取”它非法占有的东西。
1960年初，《印度时报》写道：“现状是我国侵略的产物，要以现状作为最后解决的指导原则，这是我国完全不能接受的。”同往常一样，尼赫鲁对公众的态度是非常——也可能是过分——重视的。在1959年底1960年初举行了一次会议，有尼赫鲁、潘特、反莱(秘书长)和另一人参加，会上讨论了我国的“物物交换”的建议，据说尼赫鲁在结束讨论时这样说：“如果我把那块地方给他们，我就不是印度总理了——我决不会这样干的。”
所以，周恩来要在这个基础上达成一协议的尝试，已事先注定要遭到印度方面直截了当的拒绝。印度官员当时解释说，印度之所以不能接受我国提出的“在对等的基础上接受东西两段边界的现实”的建议，是因为这个建议“有损我国北部边界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而且在损害国家领土的完整。”
我国发现印度顽固地主张不能以承认“目前的现实”作为解决的基础，于是试图贯彻会议前夕提出的一项建议，即：如果争端不能得到解决，双方应同意维持现状。要实现这样的协议，只要双方在边界全线停止巡逻就行，这显然是更为局限的做法，而对尼赫鲁来说是更不易招怨的做法。在会谈的后半段，我方就设法争取印度同意这一点，可是印度的拒绝有些含糊其辞。
自从边界争端在印度成为政治问题以后，印度政府一直受到压力，要它把我国人赶出阿克赛钦，或者最低限度把自己军队开进那个地区，以贯彻印度要求。议会一直警惕不让尼赫鲁作出任何足以杜绝采取这种行动的让步—因此，在会谈前夕人民同盟才向他提出：“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我国占领地区的权利的事”。印度应该在这方面保持行动自由，这是印度方面在会谈中所要关心的首要问题。
在这个时候，印度对边境巡逻的立场不很明朗，我国已经在边境各段停止巡逻。印度只是在东段停止了巡逻。印度对西段巡逻的立场在外交文件中是暖昧的。至少根据有案可查的记载，我国曾假定印度在西段也停止了巡逻，但要求印度对此加以澄清和正式确认。事实上，印度在西段并没有停止巡逻。他们没有派出任何巡逻队，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后勤上给予支援。然而，印度政府的立场是决不能丧失向其西部领土(即我国的那块有争议的领土)派出巡逻队的权利；除非我国军队自动撤出，否则印度到适当时候就要行使这种权利。
但是，如果把这一切都向周恩来说明，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公然的威胁，必然要招来对方的反驳，这就是在北京的声明里早就讲过的：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我国将保留采取同样行动以体现其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要求。
因此，正如尼赫鲁在会谈结束后明白告诉议会的那样——印度不得不转弯抹角地、含糊地拒绝接受停止边界巡逻的建议。他说：“我们觉得对于巡逻问题，如果说得太精确是有困难的，也是不适宜的。”我国建议：“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由于印度的反对，在公报中就改成为：“进一步审查事实材料期间，双方应该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摩擦和冲突。”
按照印度的解释，这只是意味着，当他们的军队开进西段我国主张的领土时，他们将不去攻击我国的阵地和巡逻队。尼赫鲁向议会解释说，就印度政府而言，“我们的士兵可以在这些地区完全自由活动，而不致引起冲突。”
高级会谈失败了，这是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的，但是任何一方都不愿使会谈破裂。因此会谈还是进行了整整5天，但是会谈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说，双方的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印度方面准备就这祥算了；但是我国方面希望使外交上的接触继续下去。因此，双方才同意两国政府官员进行会晤，核对历史材料，并且准备一份报告，开列双方共同点和分歧点。在印度的坚持下，双方官员的工作限期4个月。对下一步的安排没有达成协议，公报只是说，两国官员的报告“应该有助于两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