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秘密率领老部队起义，怎料遭老部下告密，九死一生突出重围
1932年2月28日，吉鸿昌由海外抵达上海。一个月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攻上海。“一·二八”的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继续推行“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出卖上海军民的抗日爱国斗争，使淞沪抗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吉鸿昌登上上海港的码头，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及国民政府的卖国行径，悲愤、忧国的感情一齐涌进心胸。
他在《环球视察记》这本书中，这样描述重返祖国时的感怀；“舟入口后，目触吴淞全市，尽成瓦砾。浦西建筑，亦多破毁。江湾选西，火光熊熊，黑烟阵阵……今日贼竟深入堂奥，剚刃我胸。我辈军人，能勿愧死？……及抵沪，承多友迎馆于一品香。偶询国事，知各派分道扬镰，明争暗牛，较前加厉，已足伤心！乃夜静更深，又只闻啪啪之麻将声，呀呀之清歌声，与闸北一带轰轰之炮声，遥相应和。‘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民族颓唐堕落，不图竟至于斯。”这悲愤交集的感怀，实际上也是一篇声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檄文。
吉鸿昌刚到上海，蒋介石便搜罗了一批政客包围他；以十分“关心”的口吻，劝吉兴办实业，开办工厂。鸿昌谢绝这些人的“好意”，坚定地说：“我是军人出身，军人救国的天职是卫国杀敌，不是发财。”
在上海，吉鸿昌通过原西北军中之我党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进一步取得联系，讨论今后如何开展抗日救国的办法。不久，吉鸿昌北上来到天津，与天津我党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系，并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在天津、北平地区开展活动、这时候，吉鸿昌对国内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清楚地看透了蒋介石对日屈辱投降、对内反共镇压人民的反动面目，认识到抗日和反蒋是联系在一起的，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坚决抗日的。这时候，吉鸿昌与我党华北政治保卫局负责人见面，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4月，吉鸿昌根据党的指示，再次秘密来到上海。这时，正逢东北军宿将朱庆澜组织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邀请吉鸿昌参加工作。鸿昌欣然表示同意。与此同时，吉鸿昌还与我党上海地下党员浦化人秘密联络，表达对党的信赖和要求工作。
8月，吉鸿昌从上海只身潜入湖北省黄陂一带，寻找他原旧部三十师，准备将部队带进红色区域参加革命。三十师原是吉鸿昌一手扶植起来的部队，但这时已被拆散改编得七零八落。吉鸿昌历尽艰辛，方在驻宋埠的九十旅原来最贴己的一个团里稳住了脚跟。这个团的官兵都曾随他身经百战，大家都很想念他，拥护他。吉鸿昌召集倾向革命、追求进步的团、营长秘密谈话，还同一些跟他革命多年的老兵和连、排长见面。他反复地向官兵讲述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指出只有共产党、工农红军才能救中国，秘密策动部队弃暗投明。第三十军军长张印湘、第三十师师长彭镇山，本来都是吉鸿昌西北军旧属，而且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但这时张、彭死心踏地投靠蒋介石，正对鄂豫皖红色区域围攻。当他们得知吉鸿昌在部队密谋起义的活动，马上跑到武汉向蒋介石告了密。蒋介石闻报立命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参谋长曹浩森前往宋埠，企图诱捕吉鸿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吉鸿昌当机立断，率领忠于他的旧部约一个团的兵力，举行起义，投奔红色苏区。蒋介石得到情报后，命令张印湘、彭镇山率部追击，又派国民党的嫡系在后面督战，并派飞机侦察轰炸。吉鸿昌所率的这个部队，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突围没有成功，兵士有的牺牲，有的发生动摇，吉鸿昌无奈，仅带少数部下，于九死一生中突出重围，进入苏区。
吉鸿昌的义举，受到红四方面军的热烈欢迎。他在红区参观访间学习，受到教育，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不久，吉鸿昌潜回上海，继续与我党党组织保持联系。他虽然没有入党，但对党怀有深情和敬意，在有关自己的活动和重要问题上，总是诚恳地征求党组织的意见。党组织对于吉鸿昌的忠心赤胆、光明磊落的人生观，也有了深刻地了解。
不久，吉鸿昌返回天津。在返津途中，他曾秘密去泰山访问冯玉祥。吉鸿昌以旧部下和朋友的关系，向冯玉祥宣传我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劝他与共产党合作，拉起队伍抗日。吉鸿昌来天津以后，工作繁忙，四处秘密活动，并去北平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吉鸿昌在宋埠率部起义，已引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惊恐不安；而吉鸿昌在上海、平津的行动，更激起反动当局的无比仇恨。因此，吉鸿昌返津不久，即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公开通缉他的消息。吉鸿昌面对这严酷的现实，却大笑地说：“蒋二痞子，你也知道我吉鸿昌是买不动了吧？”
1933年春天，日寇向关内继续进犯，山海关、热河相继丢失。宋哲元率所部二十九军到喜峰口一带作战，长城抗战爆发。而蒋介石南京政府对日继续妥协投降，于5月底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这个卖国协定，承认了日本占领长城、山海关以北东三省、热河地区的“合法”性，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的大片土地拱手送给日本，使整个华北形势出现严重危机。具有爱国家、爱民族热忱的冯玉祥将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义愤填膺。在1933年10月，他已从泰山移居张家口，准备抗日救国。吉鸿昌也在天津积极联络各地零散的抗日武装，并变卖其在南京、河南的私产，集资购买枪支弹药，准备东山再起，抗击日寇。1934年3月，吉鸿昌接受党的指示，由天津赴张家口，与冯玉祥共同筹建民众抗日同盟军。
在我党地下党秘密配合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于5月26日在张家口成立。冯玉祥出任总司令，吉鸿昌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吉鸿昌率领的这个第二军，下辖4个师和1个游击队，高级干部中有共产党员多人，鸿昌多年的老战友、共产党员宣侠父，就在这个部队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兼第五师师长。在同盟军成立的当天，同时接管了察哈尔省政府，吉鸿昌被任命为省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
在任期间，吉鸿昌曾写信给宋庆龄，进行联系。同时，他还写信给在日本的南汉哀，邀其回国参加察北的抗日活动。
6月15日，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吉鸿昌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常委。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前线委员会领导下召开的。会议历时5天，对同盟军的纲领、路线、军事、财政、政治工作、民众运动等，作了充分的讨论，并制定了相应的决议。
6月20日，方振武被任命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被任命为北路前敌总指挥。21日，方、吉亲率同盟军主力，分兵三路，北上迎击日伪军。22日，吉鸿昌的先头部队，进逼康保，经过3小时战斗，初战获胜，克复康保，残敌向宝昌狼狈逃窜。同盟军进驻康保后，士气非常高涨。吉鸿昌在发给同盟军总部的电报中说：“鸿昌等督伤主力军队，三路进攻。士气沸腾，欢声震地，深足以表示我数万健儿之头可断而志不可夺也。……鸿昌等生有限而耻无涯，计有穷而惶未已。誓以一腔热血，努力迈进。与其怕死偷生，而生也痛。孰若赴义以就死，其死也荣。成败：而非所计也。”这封电报充分表达了吉鸿昌及所率将士英勇杀敌，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
6月30日，同盟军主力迫近宝昌、沽源。次日，同盟军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斗，攻占了宝昌、沽源。
7月4日，吉鸿昌率军猛追逃敌。7月5日，吉召开同盟军前线主要将领开会，决定兵分三路进攻日伪军把守的重镇多伦。在部队驰往多伦的路上，吉鸿昌作四言诗一首，鼓舞士气：“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7日，吉指挥各路军向多伦进攻，激战到深夜。10日，包围多伦。然而多伦城池坚固，炮火异常猛烈，同盟军进攻受阻。吉鸿昌将军亲自组织敢死队，勇猛爬城3次，均未成功。
12日，吉鸿昌暗派副官刘亨香、马国栋率精兵40余人，乔装潜入城内。入夜，吉鸿昌指挥全线猛攻，并袒臂冲锋在前，喊杀声惊天动地。这时，潜入城内的士兵鸣枪响应，内外夹攻，经过激烈战斗，沦陷了72天的多伦，终为同盟军收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