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伟大战略“千里跃进大别”一举扭转了我军完全被动的局面，是毛主席提到解放战争中唯一的战略转折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无疑是正确的，所以毛主席随后又制定了粟裕南下江南的战略规划，但是此项战略没有实施。同样类型的战略，刘帅和粟裕确有不同的选择，这是为何？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当时我军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首先山东战场，在国民党重点进攻下，华东野战军接连遭受了南麻、临朐战役的失败，部队士气一落千丈；然后是陕北，此时陕北敌我兵力比达到10:1，毛主席为了减轻彭老总的压力，以自身为诱饵，吸引国民党2个军，而就在6月份，毛主席就遇到了极大的危险。而东北则是第三次四平战役失败，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在人员和数量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依然失败，6月30日被迫撤出战场。
可以说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前是我军至暗时刻，到7月28日，毛主席给刘邓发的3A绝密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则更加说明当时情况的严峻。
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将希望寄托于刘邓大军，而刘邓大军也不负众望，在收到3“A”电报后的第9天，也就是1947年8月7日的黄昏，刘邓大军便在100多里宽的广阔地面上，悄悄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相比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前我军的困难，毛主席提出粟裕南下江南，则战略的意义有一些不一样。
毛主席最开始提出粟裕下江南是1948年1月27日，毛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亲自起草电报给粟裕：关于由你统率叶（飞）、王（必成）、陶（勇）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
当时刘邓大军正处在进入大别山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之下，部队伤亡惨照，占有的县城也被国民党一一占有。刘邓这时的情况和当年陈粟大军在国民党重点进攻下，山东根据地被逐步蚕食的情况有些类似，所以毛主席希望通过粟裕南下江南，这种跳跃式的进攻，缓解中原压力。
所以当粟裕在1月28日回电毛主席：“提出应首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打几个歼灭战，然后再渡江南下。”，但是没有获得毛主席和中央的同意，中央的意见依旧是“执行中央渡江南下决策不变。”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央的决策没有随着粟裕的建议而改变，但是到4月18日，粟裕再次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并华东局，继续阐述了不过江的建议。粟裕此时提出的时候，中原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在毛主席3月20日的报告中，就说过：“具有对我特别有利的战场是东北、山东、西北、苏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和郑汉路以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可以说此时不仅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而且我军在全国的战局中，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很多地区还占据绝对优势。这和千里跃进大别前的情况完全不同，千里跃进大别前，我军可谓是至暗时刻。
粟裕的电报内容首先得到了刘邓的认可，然后毛主席让粟裕到城南庄面谈，最后毛主席同意粟裕暂不下江南的建议，而选择歼敌于江北。
粟裕选择不过江，为后续淮海战役大胜利埋下伏笔，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损失6万人，将主力部队拖垮拖累了。所以很多人质疑刘邓千里跃进大别的战略意义，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因为在毛主席设计千里跃进大别的战略时，是一种破局的无奈之举，若我军不能很好执行千里跃进大别山外线作战战略，我军可能面临全盘皆输的局面。而毛主席制定“南下江南”的战略，更多地是为了更好突破，不关乎生死，只是能快速推进战争。
很多粟粉在吹嘘粟裕不下江南的时候，就会贬低“千里跃进大别”的战略价值，甚至会说刘帅太过理论，只知道机械地执行毛主席的战略，而不懂变通。实际上刘邓在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前就知道困难和巨大的牺牲，他们也有过犹豫，但是在大局面前，在整个解放战争的大局中，刘邓选择了一往无前。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明知前途险象环生，依旧义无反顾，这就是“侠之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