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是一个举国悲痛的日子,那一天,敬爱的周总理永远离开了大家。彼时,她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当得知此噩耗后,她只觉一道惊雷好似劈在她的脑袋上,让她瞬间天塌地陷,险些晕眩。

她的女儿后来透露说,母亲一直轻声念叨着周总理的名字,几乎整个晚上未曾合眼。她想在天亮后,就去送别周总理最后一程,可由于各种缘故,未能成行。

无奈之下,她只好拖着病重身躯,一步步从楼上挪到楼下,蹒跚走过崎岖不平的土路,用尽全身力气寻到一处公共电话亭,颤抖着双手,拨通女婿的电话,抽噎着交代女婿,一定要代她向周总理告别,再帮她多看看周总理。

时光流逝如大河奔涌向汪洋,一去不再回头。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病弱苍老的老人,数十年前却是和周总理并肩战斗的巾帼榜样,她也曾在时代洪流中挥斥方遒,也曾怀揣一股爱国热情,为革命、为新中国付出她的一切。

1894年,她出生在天津一个普通家庭。她的家,和当时所有悲惨的群众一样,在战火纷飞中几度摇摇欲坠。她亲眼目睹敌人带给华夏和华夏人民的创伤和痛苦,她的心,一天天不停在叫嚣着,要努力学习,要掌握真本领,将来长大,务必要为国效力,将那些敌人全部赶出华夏,归还同胞平静美好的生活。

在如此信念驱使下,她不断追求进步,不断朝着梦想的方向大步奔跑。



有一回,在回家路上,她偶然碰到一群正在募捐的爱国人士。在激情昂扬的演讲声中,她停下脚步,凑到跟前看了看,然后从兜里掏出全部零花钱,捐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又觉得自己没有尽力,想了想,取下自己非常喜欢的金戒指,也丢到捐款箱中。

其后,更是号召同学,和她一起挨家挨户宣传革命,动员大家踊跃捐款。

又有一回,曾考中清末秀才,当过知县的,她的大哥,拿来一张照片,递给她看。照片上,是一名手持短刀,英姿飒爽的短发女子,她的年龄不大,意气风发的模样一下子吸引她的注意。

她问大哥:“照片上的姐姐是谁呀?”

大哥揉了揉她的脑袋,告诉她:“她叫秋瑾,是一名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是巾帼英雄。”

“秋瑾”,她默默重复一遍这个名字,向大哥追问秋瑾的事迹。听完,她好像一下子找到奋斗的目标,她告诉自己,我也要像秋瑾一样,当一个爱国之人,坚定支持革命事业!

1911年,正在读书的她毅然加入革命组织共和会,在会长的委派下,和同伴去到滦州筹集经费。她请求大哥出手相助,从大哥每年冬天义演筹募的捐款里,拨出一部分钱,赞助共和会。

只是遗憾的是,因遭人出卖,此次革命活动宣告失败,会长等义士相继牺牲。

“五四运动”的风潮传到天津后,她积极响应,与邓颖超、郭隆真等人成立“天津女界爱国会”,并在大家一致认可下,出任会长一职。

她们走上街头,站在群众中间大声演讲,向大家宣传革命道理,鼓励打破男女界限,并肩战斗,相互支援。

当徐世昌等人企图不顾同胞阻拦,想在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上签字时,她和她的同伴挺身而出,组成请愿大队,和各界人士联合向徐世昌等人提出抗议。

之后,更是作为代表,乘坐火车去到北京,顶着炎炎烈日,站在徐世昌门外,坚持斗争。

徐世昌招架不住社会舆论,被迫出来接见学生代表。她当着徐世昌的面,高呼“拒绝签字”,直言“不会空手而归”。

徐世昌到底抵不住华夏上下带来的压力,没有在合约上签字。



同年,她和同伴又一次去到北京,站在徐世昌的门外请求徐世昌严惩杀害马云亭等人的刽子手马良。可这一回,徐世昌顶着压力,非但没有搭理他们的请愿,而且还让人将他们押送到监狱,企图逼迫他们就范。

她和她的同伴们不惧对方威胁,仍旧坚持不懈与对方斗争。

其中,有个叫常郎斋的人,和她家有一些关系,摆出一副假惺惺的长辈模样,劝说她放弃情愿,回去天津吧!她完全没有上当,义正言辞告诉对方:“我来北平,就是奉母命救国,哪怕把生命留在这里,我也死而无怨!”

常郎斋一计不成,又想一计,将她的三哥请来监狱,保释她。她怒斥常郎斋:“爱国何罪?救国何罪?你若想释放我们,就应该释放全部,而非我一人!”

话罢,又看向三哥:“想必三哥也不愿看到妹妹偷安一隅,当女界万世罪人吧!”

说完,即转身回到牢狱。

她的这番作为和话语,很快传出牢狱,引起大家的共鸣与支持。在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徐世昌被迫释放她和郭隆真等全体请愿代表。

9月,她与周总理、郭隆真、邓颖超等20多名男女青年,成立“觉悟社”,为了彼此共同的理想,并肩和敌人战斗。

1920年,经一番慎重讨论,“觉悟社”决定派遣她和周总理到法国深造。她和张申府同船,途中,在张申府的介绍下,对共产主义与中共组织有了更深刻了解。转年,经张申府介绍,她成为中共一员。

在国外的那些日子里,她依然不忘初心,坚持和大家为革命而努力奋斗。

重回华夏后,她加入邓颖超等人领导的“女星社”,仍战斗在革命最前沿。

1936年2月末一个清晨,敌人突然闯入她的家,将她的两个孩子关在厨房,在她们的屋子里乱搜一通,试图找出什么不利于她的“证据”。

搜索无果后,那群敌人又在城里逮捕她的丈夫,守在她家门口,等待她自投罗网。

下班回家的她,走进家门的第一时间即发现那群蠢蠢欲动的敌人,她冷笑着直视对方,质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抓自己?自己所做一切都出于爱国,难道身为同胞的他们,无法理解“爱国”二字的含义吗?

对方被她说得哑口无言,只道她的丈夫在牢里,他们请她去对证一下,结束就放她回来。



她根本不信,也没理对方,而是叫来两个孩子,交代他们别信任何人的话,也别怕,她因爱国而被捕,迟早会被放回来的。

在牢里,曾有人好心来见她,问她是否有什么想托付的,对方都可以帮她料理。她笑了,回说财产都是张家的,自己只有两个女儿,但张家也可以代为照料。她们的父母倘若真的为国而死,爱国的朋友们也必定会帮她看顾两个孩子,抚养她们长大,教导她们继承父母遗志,因而,她并无所求。

3个多月后,经各方积极营救,她和同伴们重获自由。不过,她只匆匆回了一趟家,简单料理了一下家务,即赶赴上海,参加相关革命会议。

她的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而付出,即便经历再多磨难,也不会停下前行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后,她时常去烈士陵园祭拜战友,她告诫孩子们,不能遗忘先烈,胜利得之不易,正是烈士们的牺牲,才换来今天的美好。

她就是天津知名革命女杰,刘清扬。

1977年7月,再一次经受磨难的刘清扬悄然病故,享年84岁。

参考资料:

《我的母亲刘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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