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梭慧针织画卷
长江流域纺织文化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织机
图源：视觉中国
2024年11月13日，李子柒回归后首次公开亮相，参加“2024·焕新非遗·天府之夜”时，身着一条熊猫蜀锦长裙。这条长裙的熊猫图案围腰采用了蜀锦织造工艺，展现了长江流域纺织文化的精美工艺与独特魅力。
中国古代服装面料以天然纤维为主，由此产生的纺织文化源远流长。长江流域面积广袤、气候条件多样，动植物种类丰富，可用作服装原材料的纺织纤维很多。几千年来，长江流域的纺织文化几经演变，名品迭出，与黄河流域的纺织文化一起，构筑起中华纺织文化殿堂。
Part.
01
先秦两汉
长江流域纺织文化争奇斗艳
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两汉时期的黄河流域分布着广泛的桑麻种植区，发展出较为成熟的丝织文化。长江流域古蜀国和楚国故地考古文物则证明，先秦至两汉时期长江中上游的纺织文化争奇斗艳，与黄河流域的丝织文化相映成趣。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褐对鸟菱形纹绮“乘云绣”残片，“绮”指平纹地起斜纹花的提花织物。
图源：视觉中国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是夏商时期古蜀文明的标志性遗址。1986年三星堆1号坑和2号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青铜器表面附着的纺织品残留物进行检测分析，确定残留物的原料为蚕丝，证实了三星堆文化时期丝绸的存在。
实际上，古蜀国的桑麻丝织文化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古蜀国第一代国王蚕丛的名字就源于他教导百姓植桑养蚕。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被认为是神话传说中的扶桑树，树下跪着三个青铜人，表现了古蜀先民对桑树的崇拜之情。三星堆出土的纺轮一般采用一面钻和两面钻的钻孔方法，有的纺轮钻孔壁平整光滑，有的石纺轮钻孔的孔径仅几毫米，说明三星堆先民的纺织技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秦汉时期的四川盆地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适宜苎麻生长，以蜀布、蜀锦闻名国内外。四川苎麻很早就被纺织成质量很高的细麻布，又被称为“蜀布”，其精细程度可与丝绸媲美。
▲成都蜀锦 图源：视觉中国
在长江中游楚国故地，大量质地良好的丝织品的出土充分证明了战国至两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纺织文化可与成都平原竞相媲美。
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一批丝织品中有各种颜色的绢和纹样繁缛的纹锦。上世纪70年代，被誉为承袭荆风楚韵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和荆州纪南城凤凰山168、167号汉墓被发掘。上世纪80年代，荆州马山1号楚墓、荆门包山大冢、随州曾侯乙墓的重大考古发现，不断震惊考古界。
▲湖南博物院藏马王堆汉墓出土辛追墓非衣帛画
图源：视觉中国
尤其是荆州马山“战国丝绸宝库”的问世，“彻底改变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按其织造方法和组织结构不同，马山丝织品可分为绢、锦、罗、纱、绨、组、绦、绮等类。它们织造精良，色彩鲜艳，纹饰繁缛。马山楚墓的织锦纹样丰富多彩，有塔形纹锦、凤鸟凫几何纹锦、舞人动物纹锦、凤鸟菱形纹锦、石字纹锦、小菱形纹锦、十字菱形纹锦等。据研究，在织造舞人动物纹锦时，需使用143个提花综，共用经线7698根，说明战国时期长江流域织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
组和绦反映了战国时期长江流域丝织技术的创新。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10件组带主要用于衣领、缘和囊、帽及捆扎双臂等。同墓出土的针织绦结构复杂，编织方法巧妙，纹饰精细，通过显微镜放大后，才能看清纹饰是由上千股丝组合编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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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魏唐时期
长江流域丝织技艺开拓创新
魏唐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南北方文化交流的加快，使得长江流域的纺织技术、产量和质量空前提高，形成三个较为明显的重要区域。其一是黄河下游地区，以河北、河南两道为主体；二是四川巴蜀地区，剑南道和山南道的西部可以划入本区；三是长江下游地区或称东南地区，包括江南东道的大部。随着纺织手工业的发展，中国纺织生产出现了区域性分工，不同地区出产不同品种的纺织产品，往往成为该地区特有的物产。越罗吴绫、四川蜀锦逐渐成为长江流域的拳头产品，闻名于世，与黄河流域的丝织品相映生辉。
▲四川蜀锦 图源：视觉中国
长江沿岸地区的气候条件普遍高于北方，需要穿着轻薄的织物。江南地区独特的养蚕技术使得这里的蚕丝更细腻。吴越地区传统的白纻织物“质如轻云色如银”，葛织物“织成一尺无一两”。
在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绫，是在斜纹或变形斜纹地上起斜纹花的丝织物，其纹理类似冰凌，十分华美。
绫起源于汉代，经过魏晋发展，隋唐时期成为官吏章服的主要面料，织染署专门设立“绫作”，管理这类面料的生产。尤其在唐代，长江流域的绫织物品类丰富，名品迭出。长江上游的遂州（今四川遂宁县）出产樗蒲绫，绵州（今四川绵阳）出产双绫。长江中游的随州（今湖北随州）出产文绫，澧州（今湖南澧县）出产龟子绫。
由于吴越地区出产的绫织物以花色繁多、织造工艺精细而成为唐绫之首，特称为吴绫。吴绫中又以缭绫最为精美，诗人白居易在《新乐府·缭绫》中用生动传神的笔触描绘出吴地缭绫工艺之精、难度之大、织女之苦、艺术成就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浙西出产的盘绦绫薄如蝉翼，唐代宗大历年间，宰相元载的宠姬用它制作外衣，“一袭无二三两，抟之不盈一握”。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唐代宝花纹绫
图源：视觉中国
三国时期，蜀锦不仅时常成为蜀汉对臣下或蛮夷的物资赏赐或外交赠礼，而且在魏蜀吴三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蜀锦贸易也不受影响。山谦之《丹阳记》有云：“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蜀，至是始有之。”《三国志》记载，蜀国灭亡之时，国库内尚保存有锦、绮、彩绢各达“20万匹”，可见魏、吴两国对蜀锦需求巨大，蜀锦名声之盛，蜀地丝织业之发达。
隋唐时期，蜀锦继续大放异彩，成为全国性的重要丝织物品种。唐代蜀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装饰纹样是“陵阳公样”。该纹样是由唐代益州（今四川省）大行台检校修造窦师纶领衔创作，他在传统蜀锦织造艺术基础上，吸收波斯、粟特等纹饰特点，穿插组合祥禽瑞兽、宝相花鸟，组织设计了许多对称形式构成的锦、绫新花样，如著名的雉、斗羊、翔凤、游麟等。图案繁盛隆重、章彩绮丽，不但在本土流行，也受外邦欢迎。
▲新疆哈密博物馆展出的蜀锦精品，唐代花鸟纹锦。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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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宋元时期
长江流域纺织手工业后来居上
宋元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纺织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古代的传统手工丝、麻、棉纺织业和印染技术均在这个时期内得到飞跃式提升，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纺织文化方面的地位则此消彼长，长江流域后来居上。
宋元时期，由于战争、灾荒等因素，丝织业重心从北方转移至江南地区。《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时全国租税和上贡的两项丝织品数量上，黄河流域的份额占全国的1/3，长江流域的份额占了1/2，而其中两浙一路就占了全国总数的1/4，说明此时长江流域的丝织业规模已高居全国首位。
▲据《宋史》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浙江、湖北两路，岁额丝织物39万匹，江南、川广、两浙上贡丝织物273万匹，湖南上贡丝织物7万匹，成都上贡丝织物1800余匹。而其他地区的上贡物品种与数量，则少见记载或干脆语焉不详。这个记载表明，南宋时，长江流域已然成为中国丝织刺绣业中心。图为橙地盘绦四季花卉纹宋锦。
图源：视觉中国
南宋初年，朝廷在四川设立了三个织造场，地点分别在应天、北禅和鹿苑。乾道四年（1168），为方便统一管理，将三处合并，即著名的“成都锦院”。
成都锦院与长江下游的苏州锦院、杭州锦院并称宋代三大锦院。苏州宋锦是中国丝绸技艺发展的一大高峰，其经纬线的制作代表了中国丝线加工技术的最高水平。与汉唐时期的锦相比，宋锦用料更为精细，所用品种也更为丰富；采用特结型结构，即由地组织（地经和地纬）与纹组织（特结经与纹纬）共同组成，同时采用经纬联合显花的组织结构，发展出独特的抛道分段换色工艺，其织物表面色彩更加丰富，结构更加细腻，开创了锦类织物发展的新时代。
宋锦产地主要在以苏州、湖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一带，主要用于装裱书画。为适应印刷装裱业的需要，根据用途，宋锦又分大锦、合锦和小锦三种。因受到宋代写生花鸟美术的影响，宋锦纹样色彩庄重典雅、古朴宁静，表现出“艳而不火，繁而不乱”的艺术效果。
▲南京博物馆藏清康熙缂丝人物花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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缂丝虽然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但一直以来其生产中心都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直到宋廷南渡定都临安（今杭州），缂丝技术南移，缂丝的生产中心也随之迁移到江南。自此之后，缂丝艺术在江南地区迅速流行并发展起来，形成了松江、苏州两大织造中心。
南宋时期，一部分缂丝从实用转向装饰，开始以名人书画为粉本，尽量追求画家原作的笔意与神韵，采用细经粗纬起花法，表现山水、楼阁、花草、禽兽、翎毛、人物以及正、草、隶、篆等书法。缂丝与原作非常接近，惟妙惟肖，呈现出“书画织物化”或“织物书画化”的艺术特征。
▲传统缂丝工具 图源：视觉中国
宋元时期，长江流域的棉织业开始兴起，这在中国纺织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古代史书记载棉布历史很早，但由于棉花生物技术和棉纺织技术的桎梏，宋朝以前，棉花种植区域局限于西北和西南边疆，棉花仅作为贡品送达朝廷，并未成为经济作物传播至长江流域。
经过岭南人民一千多年的精心培育，中国南部地区的“南道棉”终于在宋朝末年从多年生棉花进化成一年生棉花，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使棉花的种植具有了更大的经济价值。宋末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一五九的一条注中曾介绍到江南地区棉花的种植、加工以及棉布织造的情况。1966年，在浙江兰溪县发掘的南宋墓中，出土了一条随葬棉毯，说明江南地区不仅能织布，而且还能织毯，反映了棉纺织业的新发展。
元朝统治者来自北方，倾向于穿用棉纺织物。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廷在长江中下游设置“木棉提举司”，推广植棉和织棉技术，并将棉花、棉布等实物正式列入国家的税赋。上海松江地区土地贫瘠，有些土地盐分太高，不适宜种稻。宋元时期的农民发现这些劣等土地可植棉，棉稻轮作可以增加地力和防治虫害，便从闽广引进棉种开展植棉业。
▲黄道婆纪念馆紧邻黄道婆墓，位于上海徐汇区华泾镇东湾村。
图源：图虫创意
元贞年间（1295—1297），黄道婆从海南返回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市闵行区），带回先进的轧棉工具绞车和弹棉工具大弓，棉纺织的效率大大提高，生产成本随之也降低，为棉花向中国长三角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除此之外，黄道婆还发明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使织出的棉织品色泽繁多，图案精美。黄道婆的技术和发明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棉纺织业已在江南农村成了重要的副业生产，彻底完成了中国民间衣料原料从葛、麻向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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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明清时期
长江流域纺织手工业盛极而衰
明政府特别重视桑蚕的生产，据统计，洪武二十七年（1394），仅杭州一地，所栽的桑树就达214万株，以蚕代耕者十之七八。明代海外贸易对生丝和丝织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使得长江流域农民纷纷弃稻改桑。
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当时全国的丝织物生产贸易中心，朝廷在此处设立3个属中央系统的织染局：16内织染局、神帛堂和留京供应机房，专门生产管理丝织品。除此之外，长江流域还存在大量地方织染局。
▲南京云锦万寿中华妆花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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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组织庞大、分工精细的丝织生产管理体系下，明代长江流域的丝织技艺精益求精、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量惊人。“以机为田，以梭为耒”，靠丝织业为生的家庭个体作坊在苏、松、杭、嘉、湖地区日渐增多，如嘉兴府的王江泾镇，个体丝织手工业多达7000余家。
明代棉织业也曾获得空前发展。洪武初，朝廷下令推广棉花种植，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桑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加倍，并规定棉花为农业税征收对象。于是，在洪武、永乐年间，棉花种植“遂遍于天下，其利殆百倍于丝、臬。自此而天下务蚕者，日渐以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以南直隶松江府产棉最富。湖广、浙江稍次，江西又次之。长江三角洲南岸的松、苏、常三府和北岸的泰州、海门、如皋都是重要产棉地，如松江、太仓、通州、嘉定、上海等县种稻不过十之二三，种棉者达十之七八，“小民终岁勤动，生计全赖于棉”。
▲明太子绵羊锦，此锦为中国传统纹样之一，起源于明代，为明代文物。
图源：视觉中国
清代前期，长江流域延续明代纺织商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辉煌，南京、杭州、苏州、广州等大都市和中等工商业城市占据了大部分的纺织产品市场份额，并且形成了不同的地方体系，四川继续生产历史悠久的蜀锦及海通缎、民族缎等新品种。苏州、南京、杭州三地更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在明清两代进行了缫丝工序、斜身大花楼提花机普及与白丝媒介染方面的技术革新，久有“蚕丝盛于苏浙，入贡之品，民间所用，均出于此”之盛名。
清前中期，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因为原材料的获取便捷、生产技术体系的渐趋完善、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等优势的影响逐渐发展繁盛。以江南地区为例，由于棉织大盛，形成一批以棉织业发达著称的县份，如无锡、嘉兴、吴县、常熟、上海、华亭、青浦、嘉定等等，同时出现了一批以棉织业为专业的市镇，如嘉兴的新丰塘镇，青浦的朱家角，松江的枫泾镇、朱泾镇等等，其棉纺织品的市场持续扩大，刺激了棉纺织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苏州府由于棉纺织业生产、贸易日益扩大，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并获得“衣被天下”的美誉。
▲吴文化博物馆，清代绿色提花绫绣花卉人物女褂
图源：视觉中国
清朝中期以后，随着外敌入侵的步伐，外国资本大举进入，外国厂商利用机器生产和合成染料等技术优势，模仿中国丝绸品种，生产出花色新颖，颜色鲜艳，染色牢度好，门幅较宽的“洋绸”，对中国传统丝织品产生了巨大冲击。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长江流域的丝织业急剧萎缩，产量锐减。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自然经济迅速解体，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丝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此外，鸦片战争之后，家庭棉纺织业也因受到国内外机器制品的挤压而呈现复杂曲折的分解之势。一些地区传统的手工纺织活动基本消失，而另一些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却以各种形式始终存在于农家生产之中。
长江流域的纺织文化，犹如中华文化园林中的朵朵奇葩，凝聚着民族智慧和审美情趣，折射出时代的风貌和文化的光辉，其演变历程是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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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三峡》杂志 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