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枷锁，她们走进那螺旋下降的命运
作者/慧超
（一）
最近一直在读宋史，在一些令现代人困惑的故事中，我咂摸出一些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讲述一段传奇故事前，先提一个小问题：
你觉得以封建社会的标准，什么样的女孩，可以嫁入皇室？乃至尊为皇后？
或许你心中已经涌出许多美好的词汇，比如天姿国色、端庄典雅、恭谨庄肃等等，大抵都是一些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形象、品德的极致要求。
如果在其中加一则“身家清白”的要求，我想大概不会有人反对，甚至在认同之余感到些许奇怪——因为这应该是个无需多言的基本共识，帝王娶妻，女孩的冰清玉洁，似乎应该是一个最低的门槛，毕竟皇家颜面所在。
遑论极端保守的明清两代，就是在公元2024年的当下，以许多人对古代帝王的想象，別说让皇帝迎娶一个有过婚史的姑娘了，哪怕这个女生只谈过一次恋爱，想必也会有不少狭隘的人跳出来惊讶：
皇帝怎么可能去捡一个“二手货”？
不必遮掩，这仍是当代女性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不管你生活在几线城市，处于何种阶层，在群体观念层面，对于二婚女性的偏见乃至歧视，仍然是普遍存在的。
这种歧视的程度，甚至远远胜过一千多年前的宋朝。
我想讲的是北宋传奇女士刘娥的经历，作为大宋朝最具存在感的女性之一，刘娥以太后之尊，垂帘听政整整十一年。
世人往往多聚焦于刘太后临朝十余年的政治得失，基于今天的主题，我们略过这些，聊一聊她堪称传奇的个人经历。
作为真宗朝的后宫皇后，刘娥在嫁给宋真宗时，曾经有过一段婚史，也就是说，这位皇后是位“二婚女”。
刘娥是个幸运的女人。她的幸运首先在于她所处的时代，是北宋而非元明清；其次，是在她人生最重要的几个关口，所遇到的男人都待她情深义重。
刘娥出身寒微，幼年便父母双亡，她很小便嫁给了一个叫龚美的四川银匠，夫妻二人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这个龚美也是个有抱负的汉子，蜀地日子艰苦，他就带着刘娥千里迢迢来到首都东京谋生。
龚美未曾想到，京城居大不易，他们的日子愈发艰难，当龚美意识到自己的本事在京城连老婆都养不活的时候，他就决定把刘娥卖掉，让老婆改嫁个好人家。
当时，宋真宗还只是襄王，年富力强，正是贪恋美人的年纪。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川妹子长得俏，就跟左右说想娶个四川妹子。
王爷有求，殷勤者自然众多。很快便有人将刘娥引荐给了襄王，虽然史书对刘娥的容貌没有过多描写，但刘姑娘年轻时肯定是个美人，襄王对刘娥一见倾心，把她娶进了王府。
真宗登基之后，刘娥也非常得宠，很快便从美人封为修仪，然后又晋为德妃。
当宋真宗决定要封刘娥为皇后时，确实有些士大夫表示反对，但是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刘娥出身微寒，没有贵族血统。比如参知政事赵安仁就上疏劝宋真宗换个妃子封后，“刘德妃家世微寒，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最重礼法，宋朝皇室作为天下典范，凡事更需谨遵礼法，切合民意，不越分寸。
但这帮最重礼法的士大夫，在反对刘娥封后的种种理由中，你看不到任何一个人说：
刘娥可是个改嫁之女啊，这样的女人怎么能成为大宋的皇后呢？
讲刘娥的故事，是它能够非常有力地说明：
在北宋，主流社会对女性改嫁并无特别偏见，即便是皇室娶亲，也并不忌讳“二婚女性”的这个身份标签。
（二）
对大宋世俗观念更有说服力的，还有刘娥前夫龚美后来的人生际遇。
史书对刘娥前夫龚美的记述很少，但从他后来的种种遭遇，我们不难想象，他这个人虽然手艺不行，但人心地善良，对前妻刘娥多半也是呵护备至，把她卖掉，纯粹是出于无奈之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前夫龚美把自己卖给王府之后，刘娥还念着前夫曾经对自己的照顾，转而求宋真宗，给生计困难的龚美在王府找了一份侍从的工作。
等宋真宗登基之后，刘娥又请求皇帝老公，能够允许前夫龚美改姓刘，以后和自己以兄妹相称。
宋真宗恩准了。
所以刘娥的前夫龚美，摇身变成了她的哥哥，改姓为刘美，这个曾经落魄的银匠，因为卖掉了自己老婆，竟然变成了国舅爷。
后来宋真宗还赏刘美做了官，刘美的官做得也算勤勤恳恳，一路升到侍卫马军都虞候，统帅一路禁军。
你瞧，宋真宗如此对待自己“前夫哥”，侧面也印证了当时社会风气，不以娶改嫁女而觉得有损颜面，否则皇帝一个厌恶的眼神，刘美早被流放三千里了。
真宗去世后，宋仁宗继位，有意思的是，仁宗皇帝娶的第二位皇后曹氏，也曾有过婚史。
曹皇后是大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她年轻时嫁给了一个叫李植的“精神病”。李植不好功名，一心想做江湖隐士，曹姑娘过门之后，这哥们有一天突然就开悟了，跑到深山老林做了“野人”。
到了南宋，理学逐渐成为显学，但“女守贞、男灭欲”的思想并未成为社会主流，女性再嫁仍是稀疏平常的事情。
譬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和才女唐婉的悲剧爱情，他们离婚之后，唐婉还有一段后续感情，她也改嫁给了宋朝皇室，她的新夫君是宋太宗五世孙，仪王赵仲湜之子赵士程。
那时候，程颐早就喊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女性应该为夫守节的声音，但它们显然属于非主流，仅在一小撮“道德绑架恐怖分子”中流行。
说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延宕千年的刻意曲解：
程颐的本意，指的是士大夫的气节，而非女性的贞洁。它本身是对儒生贵族的精神要求，后来却可笑地畸变成对庶民婚嫁的道德钳制。
男人们或跪权力，或拜金钱时，想不起这句话，但看到一个不幸的女子，却兴奋地以讹传讹，逐渐将这句话刻意曲解成了一副女性的镣铐。
（三）
帝制时代，皇室的所作所为，最具有代表性。
首先皇家作为万民典范，行事最讲礼法，这说明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尚未给女性戴上“一女不事二夫”的道德枷锁。
再者皇室作为封建社会的绝对顶层，拥有无可比拟的财富与权力，在一个绝对的男权社会，皇室男性绝不会因力所不及，而在娶妻这件事上委曲求全。
二婚女性可以堂而皇之地嫁入皇家，乃至成为皇后，不是说明他们不在乎百姓的非议和文官的刺耳谏疏，恰巧说明了这种事情在当时，并不会受到民间和士大夫们的“非议”。
赵宋皇室对“二婚女性”的“豁达与包容”，是当时社会主流观念的最佳显影，说明在北宋，从江湖到庙堂，时人的主流思想对女性改嫁并不以为意，社会接受度很高。
这样的事情，在清朝的文人看来，就属于匪夷所思了。
清朝诗人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有过这样一段感叹：
“宋世士大夫最讲礼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终身不归其乡，一也；阀阅名家，不以再嫁为耻，尤不可解也。”
请注意他的用词，“阀阅名家，不以再嫁为耻”，一个耻字，惊悚地凸显了当时的社会主流观念，对于女性贞洁和婚姻自由的苛刻抑遏。
一个耻字，背后不知流淌着多少中国女性的血与泪。
（四）
世道不是一天变坏的。
对女性改嫁的歧视，始于元代。元代有公开立法，一个女人如果改嫁，那她就失去了受封诰命的权利——这意味着，改嫁的女性，在人格上已经开始低人一等。
到了大明，理学正式成为统治阶层认可的官方意识形态。此时，在官方所宣导的意识形态中，针对二婚女性的歧视也进一步升级，杀人狂魔朱元璋亲自定下规矩：
官员的妻子，如果有过婚史，或者娼优、婢妾出身，禁止申请诰命。
可以看到，这时改嫁的女性，在人格上已经等同于和妓女、奴婢一般低贱了。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明永宁公主朱尧媖的悲惨经历。当时皇室为永宁公主选了一个京城富户公子做驸马。可永宁公主嫁过去才发现，这驸马是个病入膏肓之人，大婚拜天地的时候，驸马就流鼻血不止，身体情况岌岌可危。
结婚不到2个月，这驸马就病死了，两个人连洞房都没入过一次。可因明代礼法严苛，虽贵为公主，这个可怜的女孩，依然只能守寡至死，“终生不识闺房之事。”
满人入关之后，逐渐汉化，仍以儒家理学为治国正统，清朝法律也明确规定，再嫁女性不得受封——不过这时已经不需要执行法律了，整个社会的主流观念，早已经不再允许女性轻易离婚改嫁了。
明清两代，“贞洁烈女”的故事开始在民间口口相传，贞节牌坊开始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女性殉夫从死的“大退步”。
自此，中国女性的地位已经彻彻底底跌落到失去“人”的属性，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
（五）
你瞧，一个社会整体观念的变化，并不永远都是螺旋上升的。
尤其对社会中的某一群体而言，它甚至可能长时间地呈现螺旋下降的趋势。
回溯历史，中国女性的命运转移，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持续螺旋下降的过程。
自“程朱理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女性，及其本就岌岌可危的一点点微末自由，很快便如风暴中的泡沫，彻底荡然无存了。
对她们而言，“观念”所转动的不是一扇推开的门，可见天地浩渺，风物辽阔；而是一副冰冷沉重、愈发收紧的枷锁，令人窒息，动弹不得。
在这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中，观念已异变成一场社会性暴力，即施暴者是整个社会及其全体成员，裹挟的是所有女性的命运，无可逃匿。
她们所走向的，是一个漫长的，逐渐失去、跌落和被禁锢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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